短评

对既有的以《新青年》统括“新文化运动”的叙述而言，本书所关注的梁启超系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实兼取“the other”和“another”之意。“新文化运动”一词本借五四学运之风而起，且其含义既包括“新文化”，亦包括“社会运动”，白话文和反传统等要素并未被赋予如今的地位。今人不妨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一“众声喧哗”之场域，各派势力正是在如今看来不那么“完全”的“新文化”主题下施展拳脚。在作为共相的“新文化运动”之下，对什么是“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及意义等问题之回答实则因人而异。正是在不同的“新文化运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歧性方才得以呈现。更为复杂的是，无论是广义抑或是狭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本就是一个史事与言说不断缠绕的名相，后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义更是包含了对于记忆诠释权的争夺。就此而言，梁启超系的“新文化运动”在以往历史叙述中的失势之原因一方面固然有其自作的成分，但亦有因兼顾文化与政治而与胡适和国共双线竞争，伴随着后者的得势而“不得不”被遗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