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希望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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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南方周末》和微信公众号“咖啡香烟”，一篇关于《我是谁？》的报道。采写和刊发横跨在职末期和离职初期，就像运河把埃及分隔。这样，水手不用兜大圈去绮丽的好望角了。其中有一些诚实的离散故事，能清楚地感到对人和学识的尊重。生活会继续给你报偿。楼下的河开始有海鸥驻留，很快它就会冻上了。
段义孚以一件中年时的偶遇结束了自传《我是谁？》。
夜间，他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驾车，前面只有一辆车。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信心不足，所以将前车的尾灯视为引导，由此获得安全和舒服的感觉。突然那辆车闪起右转灯，拐进乡间小道。肉眼可见，路上只有他在驾驶。
“于是，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处，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
段义孚是著名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富有智性地理解人和地方的关系，认为自己是世界主义者。
《我是谁？》写于1999年，段义孚69岁，人类即将进入新千年。他将“我是谁”视为新千年来临之际的时髦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1960年代就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了产生一个稳固的自我意识，一个人需要曾经的岁月，而不光是现在和未来”。值得一提的是，《寂静的春天》就是在1960年代令诗意与科学结合起来，共同审视人与环境的关系。
段义孚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仍旧思考着，还写出了重要的作品。《我是谁？》是很好的阶段性总结，展现出真诚的自我审视。他似乎越来越接近一个位置，却又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才能抵达，甚至变得更远些。理想当中的位置，总随着时间、空间和思考变动着。
一
一开始，段义孚就征引了苏格拉底的言语：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中年之前，段义孚没在什么城市住满五年。他离开中国后继续辗转，直到38岁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停下来从事学术工作。迁徙与父亲的工作和历史事件都分不开。他相信自己是无根的，“天生就该自我审视”。他终身未婚，无法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身份认同问题始终在那儿。
他认为自己是乐观主义者，“常把黄金时代放在未来”。他知道自己很早就获得自信，在国外生活时没怎么受到种族主义伤害，到晚年则开始质疑自信的来源。他处世的种种方法，与经历的事件与居留的环境紧密相连。这本书展现了他自己的“地方感”——对特定地方的情感和判断。
1956年的印第安纳大学第一次面试中，一位亚洲史教授惊呼：“你是中国总统的后裔啊！”段义孚回想起童年往事，才确定对方并没有开玩笑。按照他听到的说法，段家在近代分成两支。都在安徽，段义孚家属于贫寒一支，父亲段茂澜靠合肥那支的族叔段祺瑞全程资助读完南开中学。
段义孚生在天津，七岁到十岁因战争住在重庆郊区的村庄，家庭经济窘迫。学校是属于发电站的单间房。那片地方弥漫着酸腐味，恶臭的泥浆拖住他的鞋子，他既厌恶又恐惧。他偶尔遇见出殡的队伍，中间拱卫的遗体给裹在竹席子里面。上面绑着一只公鸡，倘若诈尸，它就会啼叫起来。
小小的学校是不同的地方，学生们在那里知道全世界的历史、文化与科技。王尔德的作品《快乐王子》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他知道：“再也不能把‘好’仅仅局限于履行社会义务了”。这些觉悟激励段义孚去思考，他始终探索着如何确定一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
段义孚在叙述中提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段茂澜与校友周恩来掰手腕，测试对方受伤的手臂是否痊愈。还有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拥有罕见的冰箱，把一盘盘冰块分给大家，父亲为了留给他而采用了撒盐延迟融化的偏方。大人还在思虑该如何对待远亲汪精卫。
对于父亲，段义孚带着矛盾的情绪。他渴望关爱，但因父亲对兄弟的偏爱而失落；他牢记困窘时日的温情，也因父亲的严峻或盛怒而备受创伤。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甚至只是童年的一场噩梦，梦中的情景留存了许多年：
“我张开双臂想拥抱他……怎么回事？一个幽灵却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亲，但他身上却披着一件丧服。这具幽灵在不断变化的气流中移动着，没有重量。那是一个恶鬼，一具尸体，空洞的眼睛里泛着黄色的光。”
母亲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温暖并坚韧的，可惜她过早去世了。同时，身体状况令段义孚越发敏感，他一度病恹恹的。他坦陈自己的怯懦，也不愿意参与改变社会的活动。即便面对种族主义，粗鲁的男孩子们视他为“小妹儿”，他都没有动力主动反击。
段义孚眼中的世界是向内缩小的。他小时候接触种种不得了的大事，长大后战争结束了，要面对的是众多个人问题。他把这样的成长经历归纳为从宇宙走向灶台，用优美的写作将人生与学术融在一起。他引用了诗人T. S. 艾略特的言语：
“我们所有人，在一生所听到、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一只鸟鸣、一条鱼跃，一位老妪行走在山路上）为什么会富含感情地重现出来，而其他东西没有？”
二
“诗意可以突破语言逻辑的屏障或者界线。”刘苏说。他以此形容段义孚笔下的优美文字。他翻译了《恋地情结》和《我是谁？》两本段义孚的著作，正在翻译《分割的世界和自我》。
在2010年前后读研究生时，刘苏常苦于无书可读。他很多次为书中提及的思想吸引，却找不到相关的中译本甚至英译本。他想尽办法寻找原著，去豆瓣找读过书的豆友询问，也去图书馆，但说不定只能复印半本。
“干脆我自己来翻译吧！”那些经历激发了刘苏的热情。他由此走上学术翻译的道路，未来的大学生将不再面对阅读的困境。同时，很多学者也参与了地理学经典的翻译和引介，段义孚和大卫·哈维等学者的中译本足以汇聚成文集。
2021年夏天，在挤得水泄不通的重庆地铁里，刘苏收到另一位译者志丞的微信消息，问他是否愿意一同翻译《我是谁？》。即便空调充足，他还是出了一身热汗：“这本书终于要翻译成中文了！”他认真琢磨过，在异国带着“异乡人”身份的孤独生活，自己是不愿意过的。
《我是谁？》令刘苏心生共鸣。他经历了漫长的单身生活，结婚时，同学们的孩子都快上初中了。他或许因此体会到段义孚的孤独，以及那句自陈：“我把大量的时光都消耗在了伤春悲秋的诗文里，花费在了图书馆和咖啡厅这样的场合里。”
刘苏上完课，和学生告别，走出教学楼后会去图书馆待一会儿。哪怕不写什么，也愿意呆坐在角落，体会段义孚说的“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校园里，被年轻人包围着，身心愉悦”。他有时去附近的咖啡厅靠窗坐下，望着行人、车辆和街灯，孤独才远一些。精妙语言汇聚的感性聚拢过来。
段义孚在1998年，也就是《我是谁？》前一年的作品《逃避主义》中问：最伟大的逃避是什么？
“以爱邻舍般的心去低头管理好身边的环境时，还能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刘苏谈及对这句话的理解，补充了更现实的一面，“作为一名学者，我也会像他那样常常仰望那片形而上学的思想、理论的星空。但是，每当我低头环顾自己的单身生活时，却频频产生出了一地鸡毛之感。”
刘苏在书里寻找关乎单身生活的记述。段义孚把公寓整理得朴素而温馨，穿着低调而得体，健康、长寿，人际关系不错，还收获了珍贵的友谊。不过，“他却曾梦见自己一个人死在了家里，腐烂的尸体没人发现”。段义孚总在书写自己的孤独，一种错综复杂的感受。
“或许原因在于孤独才是人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吧，不孤独的状态，其实都是逃避的产物。”刘苏援引了《逃避主义》的说法。有三个问题围绕在段义孚的生命当中：自幼年就萦绕的“我是必死的”；关乎个体意识的“我是谁”；还有“什么是美好的人生”。段义孚写出“地理学拯救了我”，地理学就像一条道路，让他通向对自身和人类生命问题的理解。
翻译《我是谁？》也让刘苏收获了“值得珍藏的友情”。新书发布会后，他与志丞、编辑们与读者朋友一起冒着大雨钻进面馆畅聊。五个人各自在五本书上签名，珍藏起来。他还想把感受写成比较长的邮件，分享给段义孚。邮件还没写完，段义孚就于2022年8月去世。
段义孚在那一年出版了新书，最后写道：“我要再一次劝你，年轻的旅行者啊！一定要充满勇气像一名船长一样操纵自己的船只，尽管只有生活中那些令人困惑的线索和星星作为你的指南。”
刘苏为错失而失落，但会继续翻译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经典著作。他也问自己，是否愿意成为孤独的船长，走上一条窄路。不论答案是怎样的，段义孚的书“始终会投射到每一个读者的内心”。
三
段义孚在《回家记》的前言中追忆，常有人问他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家乡。他则轻描淡写地回答：“总的来说，是地球。”“到底是地球上的哪里呢？”
那么，追问的意思大概是：肯定有一个地方让他最舒服、最向往，能形成最深刻的归属感。“有些特定的景观的确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比如说一种超脱了美学的景观——沙漠。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与沙漠很亲近，甚至可以把它看做家园。”段义孚一次又一次写到对沙漠的喜爱。
1954年冬天开始，段义孚在亚利桑那州东南部为博士论文做实地研究，研究对象是叫做山麓侵蚀面的荒漠地形。乐观的英国学生大卫·哈里斯加入后，荒野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困难变得稀薄，逐渐为友谊取代。
“这层关系带给了我满足感，但同样也引起了不安——几乎所有到达一定深度的人际关系都会同时体现出这二者。为什么？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段义孚在书中问道。1962年，他们再度合作。他仍旧单身，成为了教师；大卫则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如今的大卫，比我之前认识的，在人格上更广阔，更难以捉摸。”
下面的描写是敏感和令人刺痛的，这样的感触在书中反复出现。他们各自开车去查科峡谷考察，段义孚在前面带路，大卫一家在后面跟随。黄昏时分，也许大卫认得路线，也许孩子们需要照顾，大卫的车一声鸣笛，卷起尘土开到前面去了。
“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不久，在我眼前剩下的，就只是扬起的尘土了，到最后，连尘土都看不见了。我便陷入了一片孤独的阴影里……当我努力追赶哈里斯一家的时候，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和痛苦。更糟的是，我甚至觉得自己很荒诞。我到底在新墨西哥州的土路上做什么？开车追一个坐在轿车里的年轻家庭？”
在段义孚眼中，友谊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志同道合和惺惺相惜——两者在理想的友谊中应当保持平衡。“如果过度倾向于共同的兴趣和利益，这两个人就更像是同事而非朋友；反之，他们可能更像是恋人，会盯着对方的眼睛而不是世界。”
“害羞的人，不爱交际的人，或者像我这样被古怪的追求抑制了社交需要的人，或许更应该投身于大自然……可能只有待在无机物的环境中，例如沙漠、冰山里，人才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段义孚还写到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洪堡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对大地测量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并首先运用绘画和诗歌的方式开拓了人的地理经验——感受、情感和观念，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起点之所在”。
洪堡活了90岁，终生精力充沛，六旬还可以穿越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他乐于社交，但未曾结婚，三次受困于和男性的感情纠葛。他在给已婚军人赖因哈德·冯·哈夫滕的信中写道：“即使你要拒绝我，冷冷地看待我，就像看一个污点似的，我依然想和你在一起……”
“如果离开了宇宙，或准确地说，离开了和谐自然和人类极致成就所带来的喜悦，我的人生将变得悲惨，活不下去。”段义孚列举了种种人类的悲苦，“但是，我却不愿久待在那些阴影里……”他相信那道光、宇宙之美，世界的美与善。接下来的章节就是“地理学拯救了我”。
2005年，借参加建筑学会议的契机，段义孚离开六十年之后回到中国，特意多呆了一段时间。他再写了一本《回家记》，由志丞译为中文。在重庆之旅那部分，他再度提到困扰一生的噩梦。1980年父亲在台北去世，他并没有回去见最后一面。
自传的末尾是车灯微光与茫茫黑暗的对比，那不是绝望，段义孚仍旧审视着自己。他请译者附上了自己在2012年的讲稿，作为对“我是谁”的更新的理解。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
四
在一个雨天，我见到了《我是谁？》的编辑俞诗逸。他多少显得沉默——就像在微信中用一条条文字交流时那样——但很快就打开局面，健谈并幽默起来。他的日常安排很规律，那天甚至追加了一小段时间。
后来他补充，不应该谈太多自己的故事，自传作者更应该获得篇幅。那么，这部分就是本文的番外篇。人们总面对着“我是谁”之类的问题，问题与答案随着情景不停地变动，各自披上了诱人的色彩。比如大导演伯格曼就声称，相比十年前，他对自己的了解更少了。
俞诗逸对离散事件怀有独特情感。1949年初，太平轮海难发生在他出生的岱山岛西边的海域。小时候他对这场悲剧毫不了解，离开家乡读大学后才经由纪录片知晓。
1950年，大约12万5千名壮丁、军人和2万5千名文职人员、民众从舟山迁往台湾，后来形成了两三万人规模的第一代舟山人群体。1987年台湾老兵还乡运动的发起者就是舟山人，“三通”之前他们与故土接触非常困难。当地史料陈列馆利用了一整面墙，展示那时由红十字会转来的信件。
岛屿形塑着认知。俞诗逸十年前离开舟山到宁波，读书又到了上海。成长时期，舟山还没有跨海大桥，台风一来，岛就是孤岛，物理与心理一并与世隔绝。相对于县城、省城、都会，小岛来客似乎是“小”的、边缘的。一开始他渴望由边缘融入主流，现在则想拥有主体性。
“作为一个移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的地域认同是最早被提起的。” 俞诗逸有朋友生在湖北长在深圳，后来到上海。他问：“他者”的乡音是哪里的？1973年，43岁的段义孚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他已经在美国定居近二十年，不断调试，成为“世界主义者和书写离散主题的思想家”。
还有小爷爷——也就是祖父的弟弟——过年时聊起往事。他自称曾经驾驶烧柴油的简陋船只，从衢山岛出发，一晚开到上海董家渡。独自一个人，没有GPS，有的只是经验和指南针。俞诗逸无从想象渔民的处境。没有陆地、晃晃荡荡，他们会害怕吧？他把无边无际的想象写进笔记：
瘦长的他驾驶着小小的舢板，从岛上出发，往西北方向开去，穿过黑夜与白天，到了董家渡。那时的照明系统并不完善，也无定位系统，有些航道在夜里甚至近乎漆黑，他竟安然地到了目的地，未提一句遇见的风浪。我想也许是时间过得太久了，他也早就忘却了一路的风雨。
记得花鸟岛有座有名的灯塔，不知他是否路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还会有荧光海的奇景。总觉得从家乡前往上海的航道，充满了各种神秘的力量。我坐过一次从岛上开往沪上的渡轮，黄昏上岸，黎明落地，那是我第一次见像泉水般汩汩的海浪，和翱翔在天际的海鸥。从三等舱的小小圆玻璃往外看去，有若隐若现的灯光，也许我见过花鸟岛的灯塔了。
我问族人，你上岸了吗？他说卸了货，没上去。我好遗憾，想从他嘴里套出八十年代上海的秘密，他却说，没有什么，董家渡过去便是外滩，那些西洋的玩意儿看不懂，那时凡货凭票，族人是水上人，自然也获取不得。他驾驶舢板，沿着黄浦江又一路往上，最后竟到了江阴。这无疑是一场冒险，至于去那做什么，又是如何回岛，他没说几句，就歇下不谈了。可能时间太久，他真的忘了。
记忆和讲述形成一个又一个碎片，嵌入生命。小爷爷离开上海三十多年之后，俞诗逸也到了上海。2022年的“十一”假期，他又和父亲坐船上岛。父亲本来犹豫，毕竟房子不再是他们的。很多地方不一样了，旧房新房此起彼伏，好在路在原地。
俞诗逸进去自己出生的弄堂，二十多年前买的商品房还在，只是旧了些。后门开着，他进去，看到很多年前的搓衣板。那么多年过去，它居然还在，好像神迹。旁边有人居住，他不好意思打扰，只想转去前门看看。
住户看到陌生人，警觉起来，问：“你是谁？”俞诗逸愣住，沉默几秒钟，本能地回答：“这是我家。”他走到前门，拍过照便离开了。
“你变成‘他者’了。”他追忆起来，“物理实体的东西在，它曾经就是我的家。”房子究竟转了几道手，他不知道，只感觉释然，终于可以告别了。快二十年，他总想起这个家，不放心，怕给拆掉。如今玩伴、邻居全离开，留下的只有照片和搓衣板。
对故乡的认同、记忆，转过来成为别人识别你的手段。被问“你是谁”没多久，去年十二月俞诗逸接手《我是谁？》，今年八月书在上海书展推出。
以上，总有意外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