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王天然：《郡齋讀書志》成書重理
摘要：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成書問題前賢多有關注，其中以王重民、陳樂素、孫猛三家説發表較早且具代表性。孫説發表後，學者多信從。然該問題中實有疑義，似尚未完滿解決。本文重理此題後認爲：前賢所謂晁公武晚年居家從容增訂此書，或與事實存在出入；杜鵬舉四卷本主體内容於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紹興三十二年晁氏還職瀘州之前已基本穩定，刊成時間則大約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稍後；姚應績二十卷本的主體内容於乾道六年晁氏第二次校勘蜀石經之前也已基本穩定。以此爲基礎，文末進一步討論了晁志著録之書何以迅速積聚，以及其中刻本與抄本比例的可能性，嘗試結合南宋初葉的文化重建，推進對晁志及相關書籍史問題的認識：迅速積聚起突破萬卷的書籍，地域應是極爲重要的因素；其中蓋以抄本爲主，則與文化重建過程中迅速增益書籍種類的迫切需求相吻合。
作者简介：王天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經部文獻、出土文獻與版本目録學研究。著有《《穀梁》文献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4-9）等。
一、疑義未盡
（一）前賢諸説
作爲現存最早的私家目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下或省稱“晁志”）曾有晁氏交付杜鵬舉之四卷本及門人姚應績所編二十卷本。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於袁州重刻杜本，而該年早些時候游鈞也於衢州以傳抄姚本鋟梓。今杜、姚原本雖已不可見，但袁州本尚存、衢州本有抄本及清刻本傳世1，由此尚能了解杜、姚二本大貌。需要説明的是，本文討論的“成書”既包括《郡齋讀書志》内容本身之成，也包括杜、姚傳本之成。 晁志成書問題，前賢討論頗多，爲簡潔計，現僅列舉發表較早、具有代表性的三家觀點。其一，王重民認爲晁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約於紹興二十七年（1157）由杜鵬舉校刻。後有姚應績重編二十卷本，曾否付梓無考2。其二，陳樂素以兩本皆成書於晁氏晚年：二十卷本爲初稿，始作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後斷續寫至晚年成書；晚年又從二十卷本中抽出井度贈書，别爲四卷本3。其三，孫猛以四卷本、二十卷本分别爲“初刊本”“補正本”，並認爲二者皆成於晁公武乾道七年（1171）罷退之後，晚年優遊於峨眉山下之時4。 陳樂素、孫猛兩家雖於四卷本、二十卷本成書先後持不同意見，但均以二本成於晁氏晚年居家時。孫説發表後，學者多信從。而上舉王重民之説，即四卷本由杜鵬舉大約刻於紹興二十七年，則久被忽視。此説發表最早，卻罕爲引據。蓋學者一般由杜序“作邑峨下”云云，徑將該本刊刻時間定於晁氏晚年居峨之時。然王説初見似無道理，卻可能與事實最爲接近，原因留待下文詳論。
（二）疑問所在
時至今日，晁志成書問題學者多從孫猛説。然其中實有疑義，該問題似尚未完滿解決。疑問發現於將二十卷本晁志所載蜀石經諸條解題，與晁公武《石經考異序》對讀過程中5。晁氏曾前後兩次校勘蜀石經，《考異序》云“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此爲回顧之辭，即追述昔日知榮州時第一次校勘蜀石經事。這也恰好是得井度贈書，以任所僻左少事，撰寫《郡齋讀書志》初稿的時段，約在紹興二十一年左右6。《考異序》又云“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此言乾道四年（1168）三月以敷文閣待制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後至成都7，乾道六年（1170）組織學官第二次校勘蜀石經。 通過對讀可見這兩次校勘工作存在差異。首先，第一次校勘之蜀石經當爲拓本，第二次除可以使用拓本外還有臨見原石的條件。其二，從校勘範圍看，二十卷本《郡齋讀書志》著録蜀石經僅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孟子》十種，不見《儀禮》《孝經》《爾雅》，蓋晁氏第一次校勘時所得蜀石經拓本可能並不完整。而第二次校勘則是組織學官完成，十三種俱全。其三，兩次校勘對蜀石經的認識略有不同。如第一次校勘以闕避唐諱與否判斷刊石時間在孟知祥叛唐之前或之後，而據《考異序》所載各經鐫石時間、書寫人等情況可見，第二次校勘時晁氏應已清楚孟蜀石經皆廣政間所刻，無涉叛唐與否8。又如第一次校勘時據諱“恒”字推測《穀梁傳》“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9，而至《考異序》已明確爲“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最後，異文内容方面，晁志“石經論語十卷”條云：“其文脱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衞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禄’，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10若以“脱兩字，誤一字”爲三條異文，則晁志所記《論語》大字異文爲六條，且據“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一句，晁氏第一次校勘《論語》大概僅得這些異文。而《考異序》明言《論語》大字異文爲八科，此處的“科”大致可理解爲“條”，八科即八條11。而“科”當爲大於“字”的計量異文之單位，一科之中可容納數字之異12。如此，兩者所記異文之數不合，第二次校勘《論語》所得異文較第一次有所增加。晁公武《石經考異》一書雖已亡佚，今日無以開卷徵驗，但朱熹《論語集注·鄉黨》“三嗅而作”下云“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13。朱氏所引蓋即《石經考異》之文，玩味晁氏校記，此條大概並不屬於《郡齋讀書志》所謂“脱兩字，誤一字”之列，而是第二次校勘新增之異文。綜上可見，二十卷本晁志所載第一次校勘與《石經考異序》所見第二次校勘多有差異，且晁氏並未以乾道六年的校勘成果修訂《郡齋讀書志》中的相應内容。 由此便牽涉到晁志成書的問題，假若晁公武晚年優遊峨下、從容修訂，何以未將乾道六年蜀石經校勘的新成果呈現於《讀書志》中？本文將沿此疑義，重新考察晁志的成書問題。
二、成書重理
（一）本文立論
晁志現存杜鵬舉四卷本、姚應績二十卷本兩個系統，前賢多以杜本成書先於姚本14，本文亦認同；蜀石經諸條解題四卷本不載，而見於二十卷本15，可見皆爲姚本後來所補，這些文字體現的是晁公武紹興間知榮州時第一次校勘蜀石經的成果，全無乾道六年第二次校勘蜀石經的痕迹。據以上兩點，乾道六年，對於探索二十卷本内容穩定的時間具有坐標意義，而作爲初刊本的杜鵬舉四卷本，成書更應在此之前。 上文已述，王重民關於杜鵬舉本《讀書志》的刊刻時間，曾有異於衆人的看法，即認爲該本大約校刻於紹興二十七年，這個意見久被忽視。因杜序“鵬舉作邑峨下，望先生滄洲之居，鷄犬相聞，暇即問奇字於古松流水之閒。一日叩以此書，忻然相付”16，又知晁公武晚年居嘉州符文鄉17，正位於峨眉山下，與杜序所記似正符合。據此，王説似無道理。 但是我們還應知道，晁公武仕途可以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爲界。此前，晁氏初爲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屬官，又通判潼川，知恭州、榮州、合州，即所謂更歷數郡。至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罷潼川府轉運判官。此後，大約紹興三十二年（1162）晁公武還職知瀘州，宋孝宗隆興間始入朝爲官。乾道元年（1165）再次出知瀘州，四年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其後又知揚州、潭州，除臨安府少尹18。通過這份履歷可見，紹興末年的這次罷官晁氏亦有可能居於峨下。又因《合川縣志》尚存晁公武紹興二十八年（1158）七月辛巳所撰《清華樓記》，文中有“予斥廢以來，無田廬可歸，旅思彌惡”語19，則知該年七月晁氏猶在旅途之中，尚未定居。 其還職時間也可進一步明確。孫猛已根據《永樂大典》所引《江陽譜》“荷池，在瀘州阜民堂前，上架石橋，以達於壯猷堂。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築室其上”“南定樓，在瀘州芙蓉橋後羅城上，舊爲水雲亭，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改建此樓”等條，指出晁氏還職知瀘州當在紹興三十二年之前，然後由此入朝20。《江陽譜》一書應即南宋曹叔遠所編者，《文淵閣書目》曾著録21，則明正統間内閣尚存此書，其後亡佚，幸賴《永樂大典》引文今可略窺原書一二。因是南宋人編修的瀘州志，所載材料較爲可信，孫氏揭示的這一材料對確定晁氏還職時間十分重要22。在此基礎上，還可進一步精確：《江陽譜》尚載“整暇堂，今在瀘州設廳之後，舊在兖繡堂對，紹興三十二年王公葆立”23；另《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紹興二十六年“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廣德軍”24，周必大《左朝請大夫王公葆墓誌銘》云“上章請外，得知廣德軍。……公纔解守符，旋起知漢州。……而擢公瀘南安撫使、知瀘州。引用名士，劾退貪吏，然後鎮以無事，闔境大治。踰年以疾求歸，徙池州，遂拜廷尉，而道改浙東提點刑獄。時隆興元年春也”25，可知王葆外任次第爲紹興二十六年（1156）知廣德軍，經漢州，紹興三十二年在瀘州任，隆興元年（1163）爲浙東提點刑獄26。故晁公武還職知瀘州大概不在紹興三十二年年初27。 由此，便可將晁公武此次罷官居家的時間範圍縮小爲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之前，杜鵬舉序文所言“一日叩以此書，忻然相付”自然也可能在這段時間之内。回顧王重民説，正以晁氏罷官之二十七年爲杜氏校刻之年，由此可知該説理據。蓋因王氏當年未見存於《合川縣志》中標明時間的《清華樓記》28，故結論稍早29；又因缺乏論證過程，故學者多未採信。今論證如上，並對王重民説稍作調整，然是否果然與之心意吻合，則已難獲知：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瀘州之前，晁公武將四卷本《郡齋讀書志》交付杜鵬舉，杜氏據此刊刻，是爲晁志初刊本。然此説之成立，尚需排除“兩則《古文尚書》材料”“宋高宗稱謂問題”等所謂的反證。
（二）反證排除
1. 兩則《古文尚書》材料
因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均載“古文尚書十三卷”條，並結合晁公武《古文尚書序》中所記，故有意見認爲《讀書志》成書不能早於乾道四年晁氏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之前。爲方便討論，現將兩則材料列出： 右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郡齋讀書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條）30 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迺延士張倣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識奇字者，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古文尚書序》）31 據此，孫猛言晁志著録者：“顯然是個足本。然而足本《古文尚書》是晁公武於乾道年間在四川安撫制置使任上得到的。他得書後，嘗刻《古文尚書》於成都學宫，且撰序云：‘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宫，乃……仿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序末署‘乾道庚寅（六年）仲夏望日’。所云吕氏本，是吕大防刊本。吕氏刊本之全篇得於乾道年間，《讀書志》著録此‘全編’，自然也就不可能早於乾道。”32然龐石帚嘗於《跋晁刻〈古文尚書〉》云：“（子止序）明謂帥蜀以後，乃得之於成都學宫，則此本未必即其守榮州時著録之本也。”33因龐氏並無詳説，且似以《讀書志》即成書於榮州，恐讀者疑惑，現作進一步説明。 其一，解題語及“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云云，蓋晁公武所得並收入《讀書志》者即吕大防本。其二，結合吕大防作於元豐五年（1082）七月既望之《周易古經序》，以及李燾《周易古經跋》所言“元豐五年正愍吕公微仲始釐析王輔嗣篇第，别定爲十有二，如劉歆《六藝略》首所列施、孟、梁丘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學宫”34，可知吕氏曾於元豐五年刊刻《周易古經》十二篇35，並將書板庋置於成都學宫。又曾宏父《石刻鋪叙》云吕氏《古文尚書》“乃元豐五年壬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36，則吕本《古文尚書》亦刊刻於元豐五年，書板或與《周易古經》同置成都學宫。 由此，我們便可對晁公武以吕本《古文尚書》鐫石事稍作還原。據《古文尚書序》“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迺延士張倣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可知乾道四年三月後晁氏至成都，於成都府學得吕大防《古文尚書》全編，蓋此時學宫尚存吕氏刊本或書板，晁氏見之，遂起意鐫石。不難發現，序文意在説明鐫石之由，而該段記述無法説明此前晁氏未得吕書，即得自成都府學者與《讀書志》著録者未必爲一物。因此，這兩則材料與本文觀點並不構成矛盾。
2. 宋高宗稱謂問題
欲言杜鵬舉本成書於紹興末年，還需排除一“反證”，即袁州本中宋高宗稱謂問題。孫猛云：《讀書志》衢袁二本《重修哲宗實録》《建炎日曆》兩書解題中曾三次提到宋高宗趙構，均稱“太上皇帝”，此稱在他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禪位孝宗後至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去世這一段時間内，故這兩條解題的撰成必在孝宗時37。爲方便討論，也將二者列出： 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録，事實多誣，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别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38，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臣勝非奏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録》，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删定，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甚幸。”十八日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臣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録，而其父祖禹元祐間任諫官，後坐章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録》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删改。儻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臣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删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也。”臣勝非曰：“范冲不得不以此爲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宫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朕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録所載，未經删改，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39，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臣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臣仰惟神宗、哲宗兩朝《實録》，已上太上皇帝聖意先定，爰命宰臣悉令删修，故具載聖語於篇末云。（四卷本《郡齋讀書志》“哲宗新實録一百五十卷”條）40 右皇朝汪伯彦撰。記太上皇帝登極時事。（四卷本《郡齋讀書志》“建炎日曆五卷”條）41 其中前者頗有需要分析之處。首先，此段内容即取自《哲宗新實録》一書，這是書目解題寫作常見的情況。其次，該段文字宋高宗“太上皇帝”之稱並非《哲宗新實録》原文面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三年正月己卯條下注中尚存“新録”，兩處“太上皇帝”皆作“今上皇帝”42。綜上，此條解題由摘引而來，且改易原文，改易時間當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内禪之後。若晁公武於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之前將《讀書志》交付杜鵬舉，且杜氏立刻付梓印行，確實較難出現“太上”之稱。這是否構成矛盾，形成反證呢？ 然而，事實很可能是杜鵬舉並未立刻將此書上板。相應的證據也十分明顯，即序文之首杜氏銜名曰“門人承議郎新奏辟通判茂州軍州事賜緋杜鵬舉”，以往學者對此似不够重視。該結銜表明此本刊刻之時杜鵬舉已“新”奏辟爲茂州通判，這與序文内部所描述的作邑峨下、暇日從遊，時間或已流轉43。而杜本刻成之時，大概已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稍後44。因該本已於晁公武罷官期間交予杜氏，晁氏應無機會再修訂此本，故四卷本主體内容於這一時段已基本穩定。而此本頗有疏漏之處，也應與假手他人、未經全面整飭有關。
3. 其他誤認的反證
除以上兩例之外，還有一些基於相似邏1而造成的“反證”，這些誤認較易識别，故僅作簡要説明。比如上述孫猛文中還舉出劉牧《鈎隱圖》之例，引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又有三衢劉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歐陽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認爲“卷數及所附歐陽脩序，皆與晁氏解題相合。劉敏士本刻于乾道三年，今通志堂本即據此宋本翻刻，作《易數鈎隱圖》三卷，《遺論九事》一卷，亦與晁氏解題相合。可見《讀書志》所著録者即此刻本，此條解題之撰成，不能早于乾道三年”45。劉牧此書四卷本晁志已著録，似爲本文觀點之反證。然晁氏所見者何以一定爲刊本，又何以一定爲劉敏士刊本？孫氏據卷數、歐序及通志堂本内容得此結論，並據此判定晁志此條解題的撰成時間，恐難成立。 又如四卷、二十卷本晁志均載唐李鼎祚“李氏集解十卷”，據目前所知此書至少有北宋慶曆四年（1044）刻本、南宋乾道二年（1166）鮮于侃資州刻本、南宋嘉定五年（1212）侃子鮮于申之重刻大字本，而有意見認爲晁公武有條件見到鮮于侃刻本，“故將其著録在成書於淳熙七至十四年的《郡齋讀書志》中”46，此説即直接以晁書爲乾道二年刻本。但據現有信息，我們其實無法將晁書的版本指實。
（三）旁證參驗
討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問題，前賢多聚焦於其中著録的書籍，通過考察解題，揭示相關時間綫索。與此慣常視角、方法相對，本文則嘗試由《讀書志》未著録之書，來觀察晁志成書問題，以作爲上文論述的補充與驗證。 其一，晁志所載群經義疏皆爲單疏本，而無注疏合刻本。如“《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周禮疏》十二卷”數條，解題所記撰人皆爲作疏者，當爲單疏本。然而我們知道，這三種經籍的注疏合刻本已在紹興後期刊成47。此種經籍新類型不見著録的現象，或可作爲晁志成書問題的一個思考方向。 其二，未更新晁氏先(5著作版本。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著録之《晁氏景迂集》皆爲十二卷本48。晁子健有跋文云：“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失幾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宦遊江浙蜀淮荆襄，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爲二十卷。而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鋟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紫晁子健謹記。”49據此可知，紹興初景迂之孫子健嘗編十二卷本，蓋公武著録者。乾道三年（1167）五月，子健又重編此書，增益爲二十卷刊行。乾道八年（1172）公武與子健尚有聯繫50，然晁志終未著録二十卷本《景迂集》。若晁公武罷退山居、從容修訂《讀書志》，何以未將從父晁説之文集的最新版本收入？此例大概也可作爲晁志成書時間的一個參照。
三、晁志小識
經以上重理，本文認爲：晁公武將四卷本《郡齋讀書志》交付杜鵬舉的時間當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七月之後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還職瀘州之前，四卷本主體内容至遲於這一時段已基本穩定；杜本刊成時間則大約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内禪稍後；而姚應績二十卷本的主體内容於乾道六年（1170）晁氏第二次校勘蜀石經之前也已基本穩定51。 本節將在此新説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對晁志的認識。以往學者多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並舉，視爲宋代私家目録雙璧。但若轉换視角，此書不唯是南宋私家書志，更可真實反映兩宋之際典籍存世情況，以及四川地區的書籍特色，與包舉一家藏書的私人目録又不盡相同。同時該書也是南渡之後，私人努力保存文獻的較早成果，正與朝廷力求遺書之業同步52。緣此特定時勢，或可將晁志放入南宋初葉文化重建的過程中來理解兩個問題。第一，晁志著録之書何以迅速積聚？第二，晁志中刻本與抄本的比例如何？二者不但直接關乎《郡齋讀書志》，且與書籍史亦頗有牽涉。 搜訪遺書，是南宋朝廷文化重建的内容之一53。正是這種有意求取，使文獻典籍得以較快恢復。據淳熙五年（1178）所上《中興館閣書目》可知，當時中祕藏書已重新積累至44486卷54，甚至已較北宋《崇文總目》多出13817卷55，國家圖書的重建速度是相當可觀的。而晁志著録之書，正是在此背景中同步積聚的。二十卷本晁序稱井度贈書合家藏之書，除去重複後爲24500餘卷，這主要是在宋高宗一朝積累的結果56。此批藏書的體量至少可占南宋早期祕府書籍之半，在宋代私家收藏中也屬於相當突出的成績57。緣何以一二人之力便能迅速積聚起突破萬卷的書籍？ 地域應是極爲重要的因素。晁志自序稱“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58。《宋會要1稿》也記載紹興十六年（1146）“八月四日詔，聞四□藏書甚多，宜委逐路帥臣恪意搜訪”59。蓋紹興間朝廷在恢復館閣藏書的過程中，四川因藏書甚多，曾被指定爲留意搜訪的地區。我們對該區域書籍的歷史稍作回顧便不難發現：其一，中晚唐以來四川是雕版印刷最先興起的地區之一。《册府元龜》載：“（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勑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60此爲可靠的早期雕版印刷文獻記録。其二，四川地區書籍的數量可能在較長時段内都頗具規模。如《麟臺故事》載：“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963）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965）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61《宋會要1稿》亦云：“僞國皆聚典籍，惟吴、蜀爲多。”62即在收取孟蜀藏書後，北宋初年的國家圖書得到了萬卷以上的充實。 時至南宋之初，井度、晁公武均長期在四川地區任職、生活，二人聚書實占地利之便。如二十卷本晁志“吕夏卿兵志三卷”條云“公武得之於宇文時中”，“吕氏前漢論三十卷”條云“予得其本於銅梁令吕肇修”，“晁文元道院别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録十卷耄智餘書三卷昭德新編三卷理樞一卷”條云“《法藏碎金》世傳最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别集》則得之於知閬州王輔；《耄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等等63，這些藏書的來源均與蜀地有關。又如晁志“宋書一百卷”解題云：“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64此條爲刊刻眉山七史的原始史料，學者多有關注。除此之外，我們從中還能了解到井度爲四川轉運副使期間，可調動川峽四路諸州學官求書，堪稱富有地利。 我們還可進一步推測這些迅速積聚的書籍中刻本與抄本的比例。晁志自序曾明言井度收書“常以俸之半傳録”，此處的“俸之半”雖可能是修辭性的虚指、表所費之多65，但據此仍可獲知作爲《郡齋讀書志》著録基礎的井氏藏品蓋以抄本爲主。《南宋館閣録·儲藏》也明確記載：“四庫書經、史、子、集二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卷，六千五百十二册。續搜訪庫經、史、子、集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五卷，七千四百五十六册。諸州印板書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66這一數據雖未必全面，但可能透露出大體同時而略晚的館閣藏書中，刻本仍無法與抄本匹敵的隱微信息。 南宋早期官私圖書中皆有以抄本爲主的迹象，這既有北宋刻本、書板北去的因素，也與文化重建過程中迅速增益書籍種4類4的迫切需求相吻合。雕版印刷的優勢在於同一種書籍的複製，圖書種類的增加則仍以抄寫爲最便捷的方法。當時求書，大概更重視去除“重複”後的部分。紹興間數種“闕書目”的産生，正與此直接相關。《宋會要1稿》載紹興十三年（1143）向子固言：“比降旨，令秘書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據所闕者，榜之檢、鼓院，許外路臣庶以所藏上項之書投獻。尚恐遠方不知所闕名籍，難於搜訪抄録，望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應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鏤板降付諸州軍，照應搜訪。”67此外，在獻書推賞時也强調“先下秘書省看詳，如實係闕書并卷秩全備者，方許計數推賞”68。可以想見，在此等要求面前刻本的優勢恰被磨滅。 王重民曾由《遂初堂書目》談及類似問題，並早已指出尤袤的時代“刻本書的比量似乎還没有超過寫本書”69。晁公武略早於尤袤，今從《郡齋讀書志》來看，也與王説相合。當時抄本、刻本種類比例的實際情況，與刻本爲宋代書籍品種主流的印象或有偏差。蓋刻本激增爲一事(70，刻本的種類逾越抄本又爲一事。而刻本激增之勢可能掩蓋了宋代書籍形態的一些真相，此點需特别注意。
結語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文本内容時間下限的大致劃定71，勢必將牽涉著録之書、甚或將牽涉書籍史的相關問題。如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説苑二十卷”條所記篇目第十均作“法誡”，今本《説苑》作“敬慎”。前賢對此多以避諱解之，即認爲篇名原作“敬慎”，爲避宋孝宗諱改爲“法誡”。但若四卷本内容穩定之時間提前至宋高宗朝，則避諱説便需重新審視。恰好此前拙文《〈説苑〉札記》中曾論及該問題，認爲“法誡”乃該篇較早面貌，“敬慎”方爲後改之名，此處異名恐與避諱無涉72。彼文論證立足《説苑》一書，而所得結論正與本文認識相協。彼此獨立的兩處討論指向略同，或許可堪殊途同歸之謂。
注释
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范氏卧雲山房抄本，存十八卷，一至十八”(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頁)。此本未見，不知實際情況如何，然著録時間爲目前所知二十卷本最早者，應予關注。 2王重民《〈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録解題〉》，《圖書館》1963年第4期，第53頁；亦可參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第119頁。淳祐九年夏五游鈞題記云“(晁公武)平生著書有《易》《詩》《書》《春秋》解，考其異同甚詳。又作《讀書志》，皆鋟版。大父及嚴君喜藏書，在嘉定時嘗摹而藏之。及南來不能悉與俱，今併他所藏燬矣。《讀書志》偶在篋中，鈞謹刻置信安郡齋”(詳《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所附)。故可知游氏衢州郡齋二十卷刊本以抄本爲底本，然其祖、父(5摹寫所據者是否果然爲鋟版之姚編本，尚難遽定。因題記雖透露出晁氏平生著述皆有刻本，但並非姚編本曾經付梓的確證，王氏此處“無考”二字甚精。 3陳樂素《袁本與衢本郡齋讀書志》，上海圖書館編印《上海圖書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3年，第165頁。 4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文史》第20 1，中華書局，1983年，第119-120頁。 5參拙文《蜀石經著録疏證(上)》，《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0 1，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63-66、69-70頁。 6(1)參孫猛《晁公武傳略》，詳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録一，第1263-1264頁。 7(2)參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80頁。另據黄夷則《郫縣善應廟記》“乾道四年五月，左承議郎王君倬以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晁公武之辟知郫縣事”，似至遲該年五月晁氏已在成都治所。詳袁説友等編，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中華書局，2011年，第646頁。 8(3)晁志“石經論語十卷”條云“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而《考異序》明言“《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 9(4)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三，國家圖書館藏清汪士鐘藝芸書舍刊二十卷本(索書號02835)，第3a葉。 10(5)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四，第1b葉。 11(6)科有“條”義之外，還有“等”“類”之義。然晁公武此處使用的計數單位“科”，恐非將若干同類異文相合而計作一科，因校勘所得異文不易以“類”歸納。清人校勘蜀石經殘拓有數種校勘記存世，其中多以科條方式呈現異文，蓋晁氏校記亦類此。 12(7)此處可聯繫“科段”加以理解，如徐彦《公羊疏》云“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種之意”，即一科含三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7頁下欄)。且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春秋公羊疏三十卷”條下亦略引此段徐彦語作爲解題。另外，異文稱“科”並不常見。晁公武《答進士劉興宗書》嘗言“僕少時貫穿羣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八“《昭德鼂公文集》六十卷”條引，中華書局，1986年，第1895頁)；《郡齋讀書志》有釋書類，又載晁氏先(5佛學著述，及公武與弟公遡論《金剛經》語；即陳垣所云“晁氏則以佛爲其家學”(《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21頁)。晁公武此處的表述習慣可能與他的閲讀經驗、知識結構有關，其中或許也有内典判科段的影響。 13(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22頁。 14(2)孫猛嘗對比二本，將杜、姚關係明確爲“初刊”與“補正”的關係，詳《〈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較之陳樂素説更爲合理。具體請參二家原文，此處不贅。 15(3)宋淳祐袁州刊本中趙希弁摘録二十卷本而成的《後志》未載蜀石經諸條，實因趙氏《附志》已收録蜀石經，爲避重複而已，詳《後志》末“三十三種已見附志今不重刊開書目如後”所列者。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蜀石經諸條下也有説明。故不可據《後志》未載，而認爲趙氏當時所見之二十卷本無蜀石經諸條解題。 16(4)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袁州本，杜序第1a葉。 17(1)詳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95頁。 18(2)參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57-1292頁。 19(3)詳張森楷纂《民國新修合川縣志》卷三一，《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1》第44册，巴蜀書社，1992年，第122頁上欄。 20(4)詳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67-1268頁。 21(5)參杜春和整理《張國淦文集四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476頁。 22(6)李裕民以晁公武乾道元年知瀘州，《永樂大典》所引紹興三十二年，疑誤。詳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中華書局，2005年，第166頁。然晁氏兩知瀘州，今從孫猛説。 23(7)馬蓉、陳抗、鍾文、欒貴明、張忱石點校《永樂大典方志1佚》第5册，中華書局，2004年，第3171頁。 24(8)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一，中華書局，1988年，第2804-2805頁。 25(9)周必大《省齋别稿》卷一〇，《叢書集成三編》第46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597頁。 26(1)張淏《(寶慶)會稽續志》卷二載“王葆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以左朝請大夫到任”，《宋元方志叢刊》第7册影印清嘉慶十三年刻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7109頁下欄。 27(2)晁氏還職，或許是宋孝宗即位後隨即起用的結果。 28(3)前賢多已注意到《(嘉慶)四川通志》卷五〇中的《清華樓記》，但該書所引並無時間信息。王德毅較早舉出《合川縣志》的記載，詳《晁公武研究》，載《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31期，1982年，第25頁。 29(4)然王説杜本大約校刻於紹興二十七年，“大約”二字仍可見出審慎周密。 30(5)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一上，第13a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一，第20b葉。 31(1)此序存於范成大《石經始末記》中，楊慎《全蜀藝文志》、曹學佺《蜀中廣記》皆收范記，今據楊書録文，詳《全蜀藝文志》卷三六，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索書號02960)，第9葉。並參校曹書，其中“學官”曹書作“學宫”；“書丹”楊書作“冉”，現據曹書改，詳《蜀中廣記·著作記》卷一，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索書號02247)，第3b葉。 32(2)詳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33(3)龐俊著，白敦仁纂1，王大厚校理《養晴室遺集》卷八，巴蜀書社，2013年，第379頁。 34(4)吕祖謙編《古周易》，《通志堂經解》第1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486頁下欄、487頁中欄。 35(5)此書晁志亦著録，詳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一上，第8b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一，第15a葉。 36(6)曾宏父《石刻鋪叙》卷上，國家圖書館藏清董兆元抄本(索書號06605)，第4b葉。 37(1)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38(2)“冲”爲晁公武父諱，四卷本、二十卷本《郡齋讀書志》遇此字或避或不避，並不嚴格、統一，此處即不避之例。 39(3)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無“懷”字，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注引《新録》、藝芸書舍刊本晁志有，今據補。 40(4)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15b-17a葉；藝芸書舍刊本此條題作“重修哲宗實録一百五十卷”。 41(5)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23a葉。 42(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二〇，中華書局，1995年，第12360-12361頁。另有學者據晁志此處“太上”之稱，認爲“《哲宗實録》可能繕寫完成於宋高宗禪位之後”。詳許沛藻《宋高宗與神哲實録》，載《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9頁。但較之此類針對紹興重修《哲宗實録》繕寫時間的推測，尋求晁志本身的原因，似乎更爲直接且合理。 43(2)杜鵬舉由知縣而通判，正符合當時的遷轉常例。 44(3)若進一步觀察《哲宗新實録》解題，還可發現所改“太上”之處位於這段文字的首尾，而文中的兩處“上曰”和“上復愀然”皆未改易。故“太上”之稱也可能是杜本《哲宗新實録》《建炎日曆》兩條解題刻成後剜改板片的結果，這種情況也不與本文觀點矛盾。另需説明的是，今日所見杜本爲淳祐間袁州重刊本，但“太上”之稱當爲杜本原貌，因宋理宗朝重刻時無由改作“太上”。 45(4)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46(5)李致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文獻》2010年第4期，第50頁。 47(1)詳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7頁。 48(2)今存二十卷本晁志雖脱去此條，然袁州本卷四下著録此條、《考異》不見此條，故可知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皆著録此書。且《文獻通考》卷二三七題作“鼂氏景迂集十二卷”後接晁氏解題(第1889頁)，卷數並無異辭，則兩本著録卷數當一致。 49(3)晁説之《嵩山文集》卷二〇後附，《四部叢刊續編》影印舊抄本。 50(4)《毗陵東坡祠堂記》載“乾道壬辰(八年)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於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詳費衮撰，金圓校點《梁谿漫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頁。 51(1)本文將姚應績二十卷本内容下限定於乾道六年，實爲最寬泛之劃定。據馬楠2020年12月23日於北京大學文研院報告的《從杜鵬舉、姚應績二本重審〈郡齋讀書志〉》一文，或可繼續將此下限提前至紹興末年。 52(2)靖康之變，館閣藏書殆盡，詳《宋史·欽宗紀》。南宋初朝廷求遺書事，參《宋會要1稿·崇儒四》《南宋館閣録·儲藏》。晁志書目類“藝文志見闕書目一卷”條云“右《唐書藝文志》。近因朝廷募遺書，刻牘布告境内，下注書府所闕，俾之訪求”，也正反映了紹興間朝廷訪書之實況，恰與《崇儒四》所載紹興十三年向子固之言照應。詳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下，第21b葉；徐松1《宋會要1稿》，中華書局，1957年，第2243頁。 53(3)除了書籍，人員、機構、制度等也是文化重建的内容。而作爲“文”的遺書，與作爲“獻”的遺老(如井度、晁公武(5)，即文字與聞見在文化重建過程中均有重要作用。 54(4)詳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目録類“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6頁。 55(5)《崇文總目》載書30669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第15a葉。 56(6)晁志自序云井度“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録”。據建炎三年十一月張浚《措置興元府劄子》所言“見任守臣井度官卑體輕，難以責辦”(詳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87册，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4頁。此條材料任群《南宋藏書家井度考略》一文已舉出，《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2期，第92頁)，姑將建炎三年(1129)設爲井度藏書之始。 57(7)北宋著名藏書之家，如李淑家所藏四部書約有23186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邯鄲圖書志十卷”條，第15b葉)，王重民引陸游《跋京本家語》所云李邯鄲所蓄三萬卷，解釋説這是通計藝術道書而言(詳《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116頁)。田鎬家藏書幾30000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田氏書目六卷”條，第16b葉)，又有記載稱鎬父田偉“建博古堂，藏書三萬七千卷，無重複者”(詳王象之編，趙一生點校《輿地紀勝》卷六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84頁)。然二家皆承平時收藏，與井、晁所處兵戈之後的情況又有不同。晁志所載藏書卷數與李、田二家相較尚無愧色，遑論一般藏書之家。 58(1)袁州本、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晁公武自序皆載此句。 59(2)《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44頁。按，“四”後所闕蓋“川”字。 60(3)《宋本册府元龜》卷一六〇，中華書局，1989年，第337頁。 61(4)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卷二，中華書局，2000年，第251頁。 62(5)《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37頁下欄。 63(6)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六、卷七、卷一九，第18b、11b、6a葉。 64(7)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5b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五，第6a葉。 65(1)晁志“吕汲公文録二十卷，文録掇遺一卷”條下載“大防既拜相，常分其俸之半以録書，故所藏甚富”，“俸之半”或爲成辭。 66(2)陳騤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録》卷三，中華書局，1998年，第24頁。 67(3)《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43頁上欄。 68(4)詳《宋會要1稿·崇儒四》所載紹興十五年秦熺之言，第2244頁上欄。 69(5)王氏還認爲“只有到了趙希弁和陳振孫時代，刻本書超過了寫本書”，玩其文義，皆爲種類而非部數的比較。詳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120頁。這後半句意見對刻本超過寫本的時間似乎還是估計略早，參馬楠《陳振孫藏書之鈔本考》，《文史》2017年第3 1，第105-139頁。 70(6)激增一事，參宿白《南宋刻本書的激增和刊書地點的擴展-限於四部目録書的著録》，載《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5-110頁。 71(1)因據目前所知無法確定晁公武卒年，故此前學者多未劃定晁志成書下限。又前賢對四卷本、二十卷本的優劣多有討論，本文認爲比較研究的目的似不應止步於此，而應加深對二本各自特點的理解。今四卷本、二十卷本内容時間下限的逐漸明晰，於此或有助益。 72(2)詳拙文《〈説苑〉札記》，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1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6-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