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要点摘录
二字化不仅仅限于词汇的层面,同时作为横跨语法、文体的现象,赋予了汉语最显著的近代特征。
词汇的二字化为汉语带来了以下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
- 谓词体词之间得以实现词性转换;
- 促进了词缀及类似成分的发达;
- 频繁使用改变了汉语传统的句子结构,促进了定语修饰部的复杂化
- 为学术用语体系的建构准备了必要条件
- 提供了大量同义词、近义词,提高了汉语的表达性、描写性和精密性
- 促成了基于言文一致的科学叙事的实现
汉语词汇的二字化:
- 先秦已经初现端倪
- 晋唐的佛经翻译大大促进进
- 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的西书翻译,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主导的宗教的,或者世俗书籍的翻译以及汉外辞典的编纂
- 汉译日本图书
汉语的演化与二字词
汉语为什么会出现二字词？
王力：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
亦即由一字词到二字词的变化是汉语“进化”的必然结果。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语言及其词汇也需要与时俱进。
章太炎学生胡以鲁率先从历时发展的角度讨论。
单音节词、连绵词不能够承担日益繁重的表义功能 同音异义、同义不同用法的词非常多,同音异义词的大量存在,势必损害口头语言的明晰性。(文人创制的俪语也得不到社会认同) 思想越复杂,表达思想的工具,即语言反而越要单纯(即由综合转向分析),语言成分的分工也越要彻底。要对概念进行区分,词汇的数量就要增加。 双声叠韵词只适用于文学表达。 *大秦驴唇之书：佉卢文，驴唇仙人：）
荀子正名篇，最早关于二字词的描写，实际上他说了两种二字复合词：
- 单不足喻则兼
- 累而成名之丽
不喻则兼一类,在先秦文献中主要以偏正结构成词,如淑女、良人、黄泉、天下、四海;也有一部分对立型的复合词,如,昧爽、昧旦、左右等。累而成文类绝大部分是同义并立型,也有少量对立并列型,前者如,朋友、道路、典章、制度、邦国、杀戮;后者如,国家、妻子、园圃等。
已有的研究表明,战国前期复音词以偏正结构为主,中期后期以后联合结构后来居上。 联合式的能产性变高
“国家”这种属于对立并列型的复合词在今天的词汇学中被称为“偏义复词”。 所谓的“偏义复词”是由意义上相对或相反的两个成分构成的,其中一个有实义,另一个没有实义,只提供语音形式,所以又称为“凑音节”。 如“妻子、存亡、园圃、动静”等在荀子的时代也已经具有偏义复词的用法了,魏晋以后的文献中词例更多,如“巷陌、崩殂”等。 偏义复词的形成是并列的语素之一在使用中意义逐渐弱化的结果。
虽然增加了音节,词形变得复杂了,但是概念有了分工,意义更明确了,这也是一种简单化。
汉语由于自身的特点“形式部分附属语所以少,而复合语所以特多也”,新词缀的发生是汉语近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其中一方面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缘于汉语本身的特质,只不过这一特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激活而已。
近代以后,三字词的增加,促进了词缀化的进展
单纯词与合成词
现在的词汇研究将词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合成词又分为复合词和派生词。
根据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理论,单纯词的形式和内容,其关系是任意的,即单纯词不存在成词的理据。
汉语词汇的合成化(即造词上的分析性手段)尽管由于汉字的出现而延缓了进程,但终是不可避免的。战国中期,汉语迎来了词汇合成化的第一次高潮。
联合式提供形式,不提供内容,战国中期以后,新增词语的一半以上没有意义上的动机。由此可知,作为词语的发展趋势,与内容相比形式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可忽视了。这在近代以后,更加显著。
积极义反映的是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消极义则是语言内部的关系,并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是人类语言追求多样性的产物。近代二字词很大一部分是消极义的产物,大量消极义词语的发生也是教育(汉字知识)普及的结果。
现代汉语二字词来自何处
关于二字词化的原因与动机,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数条: 1.汉语单音节的数量种类不丰富; 2.概念的增加与细化; 3.事物命名由综合型向分析型发展的趋势; 4.在语言生活中追求多样化的修辞效果; 5.知识在口头传递时明晰性的需要; 6.汉语自身的韵律特点。
我们需要回答:现代汉语中数以千计的二字词来自何处?如何得以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融入既有的词汇体系之中?
“词汇化”假说及其射程
董秀芳 词汇化的结果
汉语双音词的词汇化主要有三条途径: 从短语降格而来; 从由语法性成分参与形成的句法结构发展出来; 从本来不在同一句法层次上但在线性顺序上紧邻的两个成分所形成的跨层结构中脱胎出来。
词汇化的发生要受到句法、语义和语用因素的制约。词汇化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不同的形式可能具有不同的词汇化程度。
至于V+N结构的“定中短语”型复合词,在汉语典籍中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但数量极少。这是因为V+N结构的定中格复合词是不折不扣的非句法词,即词法词,其由短语凝结成词需要强烈的动机和较长的融合过程。现代汉语词汇中可以分析为V+N定中结构的词很大一部分是借自日语的,因为在日语里这是语法性的能产词格。
有很多联合式复合词的词序是19世纪末以后在日语的影响下才固定下来的
日本17世纪中叶以后产生的新汉字词,即“和制汉语”一-还有另外两种现象应该提及,一是非句法词的发生,二是汉字字义的扩展引伸。
日语利用这一方式创制了一大批新词并传入汉语,如“备品、绷带、标语、触角、担架、定义、动产、动机、动力、动态、动议、读物、读本、挂图、领土、领海、领空、玩具、吸盘”等,“好转、暗转”等。
和制汉语也不符合汉语动补格的规则。
“日语借词”是指借自日语的词。迄今为止的研究一般将日语借词具体分为“借形词”和“借义词”。
前者是词形,即文字串借自日语,如“哲学、义务”等;后者词形为汉语原有,而从日语借人了新的词义,如“革命、经济”等。
笔者近期认为上述关于日语借词的两分法还不足以记述日语对汉语影响的全貌。 首先,“借义词”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日语的影响下,汉语的某些古典词增加了新的义项。 固然这种借义项词可以作为借义词的下位类处理,但笔者想强调的是,如“革命、共和、经济”等典型的“借义词”是词义的完全更新,而新增义项的词往往是新旧义项重叠,词义和用法都更加复杂,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 同时,笔者主张增加“激活词”一类。
汉语典籍中有书证,故在词源上是汉语古典词,但使用例有限,长期处于冬眠状态。
日本在近代翻译中把这些词改造为译词,并成为现代日语的常用词。这些词通过日本书中译和日本媒体,影响到汉语,使用频率在短期内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词义等并无变化或变化较小。
义项的增加隐藏在词义变化之中,激活,即词频的增加更不易察觉。
但这些现象如实反映了词汇体系近代化的两个侧面,不容忽视。
语言接触：二字词的催化剂
研究者在谈及语言变化时,常常将其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原因。
胡运飚认为,词形和词义的矛盾是内因,社会、交际和思维的发展是外因。
这些代表性的主张认为:环绕语言的诸种因素从外部引发了语言内部的变化。
王力的“吸收”也并不一定准确,因为“吸收”常常意味着对外来概念的接受。而如前所述,二字词一半以上与新概念无涉。
笔者认为并不一定伴随概念转移的“语言接触”是更适当的术语。语言接触有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之别,但都以两种方式具现: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翻译是语言接触的高级形式,势必对语言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翻译的先决条件是书面语系统,日本古代与汉语接触时尚无书面语,翻译意识的确立相对滞后。
二字词更多地具有书面语的特征,受翻译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在二字词化这一问题上,之所以要强调“翻译”这种跨语言接触的重要性,是因为作为历史的经验,二字词产生的两次高潮都与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有关。
第一次是佛经翻译,第二次是16世纪末耶稣会士开启的西书翻译。
耶稣会士的翻译经由新教传教士、严复等本土译者,最终连接20世纪初的大规模日书汉译。
现代词汇体系的建构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新的概念用二字词表示,如果新概念是通过翻译导入的,就可以说译词必须采用二字词形式;二是为表示旧有概念的一字词准备一个(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组)同义的二字词形式。笔者将上述特征称之为汉语的“单双相通的二字词原则”
新课题与新方法：大数据的运用
近代词汇体系的建构与语言近现代化
具体结果还将以《近代汉字新词辞典》和《近代概念史辞典》的形式公开。
第二章：来自翻译史的启示
佛经译词与二字词
佛经中的联合式造词，并列结构
朱庆之认为佛经中急剧的双音化,不应该完全视作口语的特征,其直接原因毋宁是佛经的“四字格”节奏及偈颂这一文章体裁上的需要。
佛经中的二字词从构词格的角度看主要是并列结构,即由同义或近义的造词成分构成的复合词。
许多双音词的产生严格说来并不是出于表意的需要,例如“即”和“即便”,“皆”和“皆悉”,“都”和“都共”,双音形式与单音形式基本上可以说是等义的。
这表明在特定的时期文体是造成双音化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由于特殊的文体需要大量的双音节形式,而在作者个人言语(idiolect)的词汇系统里又没有足够的双音词可供选择,于是就必须创造。
相对而言,并列造词(就是所谓“同义连文”)无疑是最便捷的,因而也成为最常用的一种音节拓展方式。
类名词具有归类的功能,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指类名词固定后,成为“词根”,产生类推效果,形成词模造词的能力。
从佛教概念专用字扩展到一般字,如“海、城、鼓”等,也涉及词根化的问题。
19世纪的英华辞典中可以观察到明显词根化现象。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词创造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被称之为“轴字”造词的现象
以推测存在以下的历史发展进程:单字→叠词→联绵字→联合式→其他造词格。 这也是一个由词法词向句法词过渡的过程。
在日本和制汉字词前有一个漫长的异变汉字词的过程
日本有意识地创制汉字新词始于荷兰书翻译,1774年出版的《解体新书》是日 本学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 《解体新书》是日本人第一次体验将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的真正的“翻译”。
大槻玄泽在《重订解体新书》中反复强调:“吾党方今以汉语。翻译异方殊域之书册。当以斯编为权舆”。
正是在这种外语和译词的一一对应过程中,兰学家们明确地意识到了“翻译之法”,即译词创制的问题。
《解体新书》中的“翻译”指的是这样一种语言创造行为:即使用已有的汉字词,一字词或二字词,直接去译外语的词,通过这样的工作使两者之间建立“对译关系”。
所谓已有的汉字词即存在于各类中国典籍,特别是医学典籍中的词语。
使用汉籍中的词语是兰学家进行翻译的基本原则,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译文的权威性及中西医学之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传统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知识传承性。
译者们常常在译文中标注出某一个译词在汉籍中的出处,由此可知,杉田玄白等的“翻译”是一个译词选择的问题,这里还不存在第一次创造,即造词的活动。
对于这些“翻译”无能为力的西方新概念,兰学家们只能独自创造译名来表达。
译名创造法有二,兰学家谦卑地称之为“私造语”和“新制字”。 “私造语”就是创制汉语典籍中不存在的新的复合词。个“私”字表示了兰学家认为创造新的词是一种非正统性的行为。
这种译名创制,材料非汉字莫属，其主要方法则是“义译”。
荷兰语和德语属于同一语族,单词比较容易分解成有意义的语素,而汉语更是以语素为单位的语言。这种偶然的巧合极大地方便了兰学家们的“义译”。
合符，促进了日本人二字为一词的构词意识。
第三节造字为词:来华传教士如何创造译词?
傅兰雅是对这一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第四节单字抑或复辞: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论
译词与文体。 关于文体,梁启超批评严复译文的文体“太过渊雅”,一般读者难以受其益;但同时,对严复的译词则赞赏有加。 唯一例外的是,梁启超对严复的“计学”提出了质疑。 梁启超的推介文引发了一场关于译词“计学”的争论。
第三章：近代书写语言的形成与二字词
第二节《辞源》的时代:由单字到复辞
辞书与字书
第四章：基本词汇的近代形成
著名语言学家瓦恩里希(Uriel Weinreich,1926-1967)指出:“词语的增加,不能过于简单地仅仅看作是词语的借用,或者词汇项目的追加。如HansK.Vogt所言,向一个系统里加进,或者删除一些要素,都伴随着这一系统中的所有已有的互相区别的对立项的重构。如果认为一个新成分对接受系统的整体不产生任何影响,就是不承认系统本身的存在。”
词语任何微小的增减都足以引起词汇体系的变动,而在近代，这种变动是根本性的,故又称作“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
基本词汇：苏联概念，但过多的政治因素参与其中,研究者遂放弃了分析具体语言的努力。
令人尴尬的现实是,从基本词汇学说导入至今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纵观汉语词汇学的相关论著,除了囿于旧说,照搬苏联的某些主张外,几乎找不到关于“基本词”的实质性讨论。
例如,成为基本词的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客观的筛选厘定标准?基本词有多少?包括哪些?由基本词到基本词汇体系的构成如何?管见所及,并没有谁来回答这些问题。
所谓的基本词应该是认知范畴的中心成员,即认知语言学理论上的原型(prototype)
第三节：概念范畴及原型理论
第四节：基本词汇的近代形成
历时的范畴化与再范畴化
为什么会有一词多名现象： 一个是“无可理喻”,另一个是个别语言的特点-本书就是指汉语词汇自身的特点。 “无可理喻”就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讲。 例如“改良”和“改善”两个词,词义、构词形式、构成成分都相同,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词汇系统既需要“改良”也需要“改善”。 这种情况在现代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里不在 少数。 个别语言的特点也是造成“一物多名”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点。日语的特点是相同的概念可以用不同来源的词一汉字词(汉)、日语固有词(和)、西方外来语(洋)来表示,如“旅馆、宿、ホテル”。
那么汉语词汇自身的特点是什么? 笔者认为现代汉语词汇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单双相通”,即汉语需要为同一概念准备一字和二字两个长短不同的词形。 换言之就是，同一概念要既能用一字词表示,也能用二字词表示。 “无可理喻”式的同义词是进入20世纪以后词汇爆发式增长的结果,这与识字率的提高,即教育的普及有关; “单双相通”式的同义词则与“五四”时期及以后的“言文一致”运动紧密相连,两者都是“近代”的事件。
概念范畴的层级与原型理论
认知语言学所展示的范畴观认为,概念范畴的层级有两种类型,一是包摄型,一是全体部分型(也叫分节型)。 前者如,果实→水果→苹果→红玉(苹果); 后者如，树→枝、叶、根、干、梢
两种类型都是上下位结构,在这个结构里,处于上位的词,其外延大,内涵小
为了应对概念的无限增长,名词必须是开放的类。人是分类的动物,上下位系统更适合对概念进行分级的管理,是人类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概念的有效方法。
认知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基本层级”(basiclevel)的设定。
家族相似
第五章近代二字词环流与日语影响
第一节 日语借形词
“借形词”就是词形借自日语的词,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类: 一类主要是“哲学、义务、起点、神经、前提、团体、俱乐部”等学术用语(抽象词汇);另一 类是“取缔、打消、场所、场合、引渡”等法律词汇。 前者是被称之为“新汉语”的新词,多为术语,是理解、表达西方新知识不可或缺的词语,读“音读”,是借形词的主体。后者是江户以来的传承词,是日本的固有词语,读“训读”,作名词使用时采用汉字的词形,数量较少,多用于法律领域。
这部分词对汉语母语使用者来说没有或少有理据,故传入汉语之初受到了多方责难
第二节日语借义词
“借义词”是这样一类词:在词源上是汉语的固有词语,可以在汉语的典籍以及佛教经典、禅宗语录、白话小说、善书中找到使用例; 但是近代以后被日本的译者用来翻译西方书籍,在与外语形成对译关系的过程中,原有的词义发生了变化，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如“革命、经济、共和、民主、社会”等,有人将这种情况戏称为“旧瓶装新酒”。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译词偏离汉语典籍原有意义的情况,有以下几个理由: 1.不同语言的词汇体系不可能完全对应,用汉籍古典词翻译外语必然出现意义上的偏差; 2.日本明治前期尊崇汉学的时代风气使译者只重视译词是否有出典,而不太在意词义是否吻合; 3.“和汉相通”原则所需求的是汉字的词形,词义也是第二位的。
第三节日语激活词
“激活词”,或称"日语激活词”,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激活词作为词或文字串在中国的典籍或汉译西书中可以找到用例。
在词义上,古今也有一贯性，即词源上并非“和制汉语”。但是,这些词在汉语中突然活跃起来则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激活词有两种:一种如“望远镜、热带、寒带、细胞”等,作为译词种种原因没能直接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的一员,而是先传到日本,再从日本回流到中国。
就是说传教士们造的词和现代汉语之间有一个断层。另一种,如“学校、方案、程度、服装、改善、发言、薄弱、复杂”等见于古典汉语的二字词,词类也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或者可以说现代汉语的二字词或多或少都受过 日语的激荡。 “日语激活词”这一命名,意为在19世纪末为止的一段时期里使用频率不高，处于休眠状态的汉语词、结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文字串等,在日书汉译过程中,受到日语高频率使用的影响被激活了。
激活词的主要动机是“单双相通”。汉语词汇体系需要为一字词准备等义或近义的二字词,而借力日语就成了短时间内完成二字词准备的艰巨任务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