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体系论
《亚洲与欧美世界》不单纯是“亚洲”与“欧美世界”，而更多的是“亚洲与欧美”世界。尽管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进程通常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欧美世界”逐渐覆盖所有人类群体的历程，但我们仍然注意到非欧美的人类群体始终不曾忘记努力保持自身的基底。这种努力在双方刚刚开始接触的历史关头最为显著。
本书所要说明的一大中心论题就是，当被称为“近代世界体系”的强大力量无可避免地来临时，当时亚洲人与欧洲人的互动和纷争模式，对民族、国家、世界的后续发展产生了“决裂”般的影响：清朝，由于抵抗失败而沦为半殖民地；日本，以和平协约的方式换来了融入体系的发展机会。因此，“‘近代’在日本让人联想到闪耀的希望，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意味着悲惨、屈辱和抵抗。中国的光明希望，是在结束了‘近代’之后才到来的”。
这一论题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但亦有值得思索的新意：将中国与英国、亚洲与西方的对立，纳入到近代（欧洲）世界体系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能够打开一个贯通、整全的视野。
在这个视野中，近500年来，站在世界历史舞台之上的主角，是欧洲人逐渐创造出来的“近代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三个要点：
1.体系的主导国家时而发生变化，但总不脱离欧洲文化圈。当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时，他就会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反之，则采取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策略。无论荷兰、英国、美国、法国皆然。
在霸权国家中，各国的政策以及制定政策的背景和想法都显示出各自的特征。对这些不仅位居世界体系的中心，还能够傲视其他核心国家的霸权国家来说，自由竞争明显有利。而相反，其他核心国家则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以图维持本国的经济圈。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英国在19世纪提倡实行自由贸易主义，还是美国在20世纪将自由主义定义为国家旗帜，都很容易理解。17世纪时的荷兰也与此完全相同……可以说17世纪后半期的历次战争，实际上是主张重商主义，即保护主义的英法两国向标榜自由主义的霸权国家荷兰发起的挑战。
2.这个体系是远洋贸易为基础建立的，欧洲各国通过军事、外交手段争夺体系的主导权，其成功者倾向于将贸易对象转变为原材料生产者，而原本在远方的生产过程则被逐渐转移到国内。可以说，“并不是因为英国取得了产业革命的成功，才成为帝国，而是因为已经成为帝国，即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才获得了产业革命的成功”。不过，世间未有永存的帝国。每一任“霸主”都遭遇了固有产业趋于落后、转型困难，逐步转向金融霸权的过程。荷兰、英国无不如此，因为资本收益率和流动速度远远超过任何实体产业。金融游戏挖空了一个国家的根基，又保障其落日余晖犹显光芒伟岸。
18世纪末英国所兴起的产业革命，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就是将16世纪以来欧洲人原本从亚洲和美洲索取的奢华商品变成在欧洲内部自给自足的过程。初期的英国产业革命概括起来就是亚洲、美洲物产的国产化（在经济学中，称之为“进口替代”）过程。
3.“近代世界体系”在全球的扩张，导致其他地区原有的国际体系趋于保守然后崩溃。作者使用“闭锁体制”和“开放体制”来区分国家和区域国际体系对外来者的态度。大清对“闭锁体制”的坚持和日本适时地从“闭锁体制”转向“开放体制”造成了二者进入“近代世界体系”之后的遭遇出现巨大差别。
有趣的是，“闭锁体制”和“开放体制”的对比与欧洲国家间“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对比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类比或等同。这主要是因为16世纪后整个欧洲（或西欧）都被纳入“开放体制”的概念之下，欧洲国家重视关税、出口，进行军事、财政改革，其实质是为了介入这场游戏。但这两组概念之间固有的冲突，也许是在提醒我们进一步探究其背后微妙的历史意识。
本书中也出现了许多有趣的、有见地的论述。
众所周知，欧洲的农业生产率长期低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差距达到了几倍甚至几十倍。除了土壤、气候、品种、农具等因素之外，亚洲的农业技艺也尤为关键。书中介绍了中国使用“占城米”这个早熟水稻类型在排水不好的新开拓水田里栽种，等到初耕田转变为常耕田，再种本地常食用的品种。
一般都认为，在向三角洲新田种植水稻这项事业中，红米（占城稻）发挥了先驱的作用。碰到仅靠工程学的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就结合生物学方法来解决。
农业是大多居住在城市的现代人较少关注的话题，但在历史领域，农业是至关重要的。一部主题较大、并非完全聚焦于某个专题的历史著作中必须要出现农业部分才能令人心安。
在理解文化这层意义上，早餐吃什么、怎么吃等问题远比政权政党的更迭与总统换届等政治事件更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看法穿透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组织模式，即时间、食物、劳动、贸易和阶层对我们理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根本作用。
西班牙的所谓监护征赋制，是为了向世界体系的“核心”供应白银和砂糖等“世界商品”而形成的生产组织，是招募劳动力的一种体制。而这些商品的生产是完全面向“世界市场”的。所以，虽然看上去相似，但实质上它与以地区市场为对象的中世纪欧洲庄园制度是截然不同的。16世纪在东欧看到的“翻版农奴制度”，表面上与中世纪的农奴制度很像，但它是在资本主义近代世界体系的“周边”形成的一种生产方式。同样，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实行的黑人奴隶制度，虽说是奴隶制度，但并不是古代的生产形态，而是为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棉纺织工业提供原棉的一种生产组织。
书中也有一些部分颇显遗憾。例如，作者认为中世纪欧洲属于“闭锁体制”：
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制国家被紧紧绑缚在土地上，依存于领内土地生产力的时代，从对外关系上来看，是一个把重点放在自主防御来自伊斯兰教的威胁上，并将目光主要投向内部事务的时代。
恰好相反，欧洲中世纪主要是一个对外开拓的时代，一个从法兰西与德意志西欧核心地区不断向东欧、北欧和地中海地区殖民的时代。欧洲中世纪的土地开拓和人口增长，使得它可以发动十字军东征，不仅令北海贸易走向成熟，而且重建了地中海贸易网络，直到奥斯曼帝国兴起方才终止。12、13世纪必须先是和平稳定、农业技术提高、人口迅速增长的“小殖民时代”，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可开垦地块和劳动力，才成为“大开垦时代”。如果一定要说欧洲存在着一个“闭锁体制”，那么大约仅限于中世纪末期被奥斯曼帝国围堵的几十年间，也就是所谓“漫长的16世纪”。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欧洲人仍然始终在寻找与东方进行贸易的机会，这才有了达·伽马、哥伦布的一举突破。
加藤祐三老先生写道：
对喜食海产品的日本人来说，海洋首先是维持生命的场所。
在后记中，川北稔也提出：
环境问题、资源和能源问题的出现，使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
可惜，在当代日本眼里，海洋首先是排放由于自身错误而产生的核污水、推卸核污染清理责任的场所，是嘲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绝妙创意，宣示外务省全球影响力的绝佳舞台。不知两位老先生对此该作何感想。
书中也提到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
以爱尔兰为中心爆发了饥荒，最后好不容易才把人们从灾荒中拯救出来的农作物就是马铃薯。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算错，但似乎颠倒了事实。饥荒之所以发生，正由于当时爱尔兰普遍种植马铃薯为主食。当地为了提高产量而采取单一品种栽培模式，导致马铃薯抗病能力下降。1840年代初期爱尔兰马铃薯疫病爆发，近十年间当地马铃薯全面减产。爱尔兰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较低，依赖马铃薯维持生存，英国政府却一再阻拦国内外救济粮的运输和发放，导致爱尔兰人伤亡惨重，大批大批流往海外。其中许多到达美国沦为白人奴隶，地位仅高于华工、黑奴。后来，马铃薯的大规模减产导致疫病在自然进化中逐渐无害化、乃至消失，马铃薯生产恢复，加之当地人口已经大幅减少，剩下的爱尔兰人才得以继续生活下去。
此外，关于陆地史观与海洋史观、清政府对欧洲的认识与对新技术的看法，似乎尚有商榷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