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好标题

之前对西周的认识还停留在高中历史，当时觉得周天子把国土分封给各诸侯国好傻，无异于给诸侯国做大做强埋下隐患，现在看了这本书，对西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西周推行分封制、宗法制、乡遂制度等和配套的礼制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西周史料匮乏，现存的主要文献史料《诗》《书》《礼》《乐》又经过儒家出于政治需要进行过选编和修订，研究难度可见一斑。杨宽先生通过对古书史料和金文考据，追溯西周的起源到西周晚期，探索井田制、籍礼、公卿官爵制、宗法制、乡饮酒礼等各种制度源流变化，去伪存真，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我们客观认识西周史帮助很大。

武王克商并不是简单的在牧野之战打败商，逼死纣王就成了，实际上经历了从太王到武王四代艰辛创业才有了克商的成果。太王派遣太伯、仲雍去虞地建国是翦商的第一步，姬姓贵族在陕西建芮国对季历和文王东进得胜都有帮助，季历与挚国通婚、征服鬼方和戎狄开拓土地是第二步，文王经营五十年，借着为殷征服叛国的名义四处征战，开拓边疆，同时以德治国，用分封制扩展了周势力，拉拢了不少人心，为后期武王克商打下基础，这是第三步，到了武王，先是在盟津会盟诸侯，声讨纣王为独夫，革殷是出于天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利用天命和归罪纣王正名，为后期誓师北伐做准备。武王克商后因未定天保焦虑得睡不着觉，决定要“定天保，依天室”，嘱咐周公营建东都成周，目的在于巩固西周在中原的统治。然而武王克商二年就死了，政权不稳定，殷遗民和方国贵族尚未解决，如何树立周天子的权威和笼络人心？问题留给了周公旦和成王。周公将殷和方国贵族分封给诸侯国，并在封国推广乡遂制度，即国与野对立的社会结构，不仅解决了殷和方国贵族在原地反抗的势力，也笼络了诸侯国拱卫王室，还调整了各个地区的生产关系。可以说分封制、宗法制和乡遂制度在当时对巩固政权，维护周朝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东都成周的兴建年份，杨宽先生不同意《史记·周本纪》所说在周公行政七年的说法，认为应该在周公摄政五年，并引用了王国维对《尚书·洛诰》末两句“惟周公诞保文受命，惟七年”的推断佐证，王国维认为“惟七年”所用的纪年应当是“既克商”的纪年，武王克商二年而崩，七年正好是成王继位五年，也就是周公摄政五年。后来出土的何尊铭文所记载的“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惟王五祀”证实了王国维的推断。

周朝是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嫡长子继承制，大小宗外，在社会结构上划分成国和野两大区域，王城和四郊六乡称为国，国人可以等同于自由公民，服兵役和缴军赋，在国危、立君和迁都等重大问题上甚至可以给国君提意见；郊之外就是野，也称为六遂，居民称为野人，其实就是在郊外的农民，六遂居民是被剥削的对象，要在公田无偿劳作，还要缴纳私田赋税和野赋，服力役，负担非常重，并且“礼不下庶人”，国家大事也与他们无关。

《周礼》从祭祀、朝觐、巡狩、丧葬、礼器、礼乐、服饰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严格规定了等级和规范，要求遵循以父权为中心的贵贱长幼的等次，小宗必须服从大宗，下级服从上级，不得僭越、犯上作乱。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乡饮酒礼，礼节非常繁琐，私以为从乡饮酒礼中可以感受周朝有多重礼。乡饮酒礼的仪式主要有“谋宾”、“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等环节。其中“献宾”把“献”、“酢”、“酬”合成一献之礼，“乐宾”是为宾客演奏乐曲，包括“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指定的乐曲和仪式，飨礼是比乡饮酒礼更高级的酒礼，主要行于天子、诸侯和卿大夫之间，不用于乡饮酒礼献的是酒，飨礼献的是醴，乐宾里也用“金奏”、“管”、“舞”替代了“笙奏"、“合乐”，因为前者比后者更隆重，曲子也有所不同，一般会看贵宾的身份而定，身份越高就越隆重。飨礼正式礼乐完毕后，还应举行宴会和习射，乡饮酒礼一般也会在之后举行乡射礼。乡饮酒礼具有酒会和议会的性质，目的在于尊敬宾客，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维护贵族的统治秩序和特权，更重要的是要商定国家大事。

本质上“礼”是周天子和贵族用来统治和约束人民的工具，目的是为了维护等级秩序。那么战国后期礼崩乐坏是否也不是坏事呢，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和特权，阶级之间可以上升和流动，思想也得到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