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下)南宋偏安

1163-1167 隆兴和议 宋孝宗年轻气盛，任用张浚、李显忠、邵宏渊攻宿州，小有战功，皇帝获得信心，而后有符离兵溃败，皇帝又失去信心。宋孝宗的战和思想不定的摇摆，最终人心涣散，加之自1127年以来，失去半壁江山已快四十年，南人不思北归，主和的大臣占多数，主战的仅仅剩下张浚、胡铨、虞允文，而张浚被汤思退扳倒，主和已成为必然。隆兴和议，失去海、泗、唐、邓，岁币如旧，叔侄再拜，宋孝宗的年轻气盛的志向被击得粉碎。 1163-1188 孝宗朝庭议 朱熹主理学，建议皇帝格物致知，不要有守和思想，主战恢复中原，雪二帝之耻，求立太子。陆九渊讲君臣同德之道，主心学。杨万里力住守淮以护长江天险，不可唇亡以至于齿寒。论朱熹还很实干，有“社仓法”，即带有可免利息的粮食贷放，避免谷贱伤农或歉收饥荒： “「社倉法」者，先是乾道中，熹里居，値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販貸，夏受栗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懟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鐲之。凡十有四年，以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 1131-1227 道学崇黜 1131-1165 崇 1165-1220 废 1220 复 自宋高宗、孝宗至于光宗，道学日浓。宁宗年间，韩侂胄当权，朱熹与之不合，道学被打压。直到宋理宗读到朱熹等人著作，道学复起，盛行天下。 (宋理宗)诏曰：「朕觀朱熹集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羡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情國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1163 高宗內禅于孝宗，1187 高宗崩，1189 孝宗內禅于光宗，1194 孝宗崩，光宗內禅于宁宗。 三朝內禅，本其初，乃宋徽宗內禅于宋钦宗，当金兵南下开封之时，徽宗內禅因为惧怕承担责任而禅位，自为太上皇。高宗內禅于孝宗，很大原因在于多年逃遁，出师不利，心疲力竭，想安享天年。高宗崩，孝宗北伐失败，签下隆兴和议，似乎也传染上这內禅病，传位于光宗。光宗因为李后构隙，不朝孝宗。孝宗崩，光宗与李后随之崩，这样一来南宋內禅的势头才被打压住，国家不出现两个元首，朝局终于稳定。 1206-1207 开禧北伐 1194 绍熙內禅，韩侂胄以宁宗帝后舅有拥立之功，逐渐占有权力，排挤赵汝愚等人，这一点颇类似东汉时期后戚专权。要说赵汝愚是宗室，韩侂胄也是外戚，两者都是皇帝皇后的近亲，都不太适合担任宰相，南宋至此，已然变成依靠宗室和外戚来治国了，显现出穷途末路之象。 论韩侂胄这个人，的确喜欢排挤人，但是排挤人的丞相多得是，比如吕夷简、韩琦、王安石、司马光，为了施展政治方针，贬斥政敌，史书却不问过错，到了韩侂胄专权就一定错的，有失偏颇。 再有主战是不是韩侂胄的错？南宋早期，李纲、张浚、岳飞等主张北伐，史书说是对的；到了韩侂胄要北伐，史书说是好大喜功，不对，这显然不公道。 韩侂胄追认岳飞为鄂王，追贬秦桧的官，虽有为自己北伐虚张声势的嫌疑，但的确做得对，是不？至于南宋越来越弱，无将帅可用，韩侂胄的想法也没法实现，但这不能说韩侂胄就是彻头彻底的错。历史都是史官所写，史官带有某种偏见，带有“双标”，这一点我们需要甄别。 韩侂胄作为韩琦的六世孙，专权类似，韩侂胄没有其六世祖全身能力，1206-1207 开禧北伐失败，被宋宁宗新皇后和史弥远所杀，死得他自己觉得意外，人头还被送到金国作为求和信物，这是韩侂胄的悲哀，更是南宋的懦弱表现。自此以后，谁还敢再提北伐，南宋坐死偏安南方，至于灭亡是铁定的。 辛弃疾是支持韩侂胄北伐的，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千古名篇《破阵子》让人嗟叹：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 1217 金好之绝 1214年，金人迫于蒙古南逼，迁都于开封。南宋朝廷真德秀等人主战，不纳岁币。1217年金人国用紧迫，遂分兵南下攻宋。宋师扼守襄阳、蕲黄、滁和，遂与金人绝了和好。 金人走投无路，北方领土渐失于蒙古鞑靼，而南方岁币也不纳，经济窘迫，做困兽犹斗之状，无奈而南侵，想要把大后方再南移到江南以自保，类似北宋靖康南渡。 此时金国非当初完颜阿骨打时代那样强悍，想要打败坐稳了的南宋，谈何容易？南宋看到蒙古要灭掉金国，又开始重蹈当年“助金灭辽”的前辙，助蒙灭元，引狼入室。须不知唇亡齿寒，与其绝岁币要面子，比如维持宋金之和好。远交近攻，邀蒙元灭金国，一旦蒙元南下灭了金，自己就完全暴露在北方饿狼鞑靼面前。 远交近攻不是不可以，但要有强大的实，如战国时秦国，如蒙元；如果没有，如偏安南方一隅的南宋，应要有唇亡齿寒的概念。继续纳岁币，滋养金国抵抗蒙古，牵制日渐壮大的蒙古，让自己远离危险，这比起要面子和贪便宜实际得多 。 1218 李全 1219 张林 1220 时青 以金起义军来降，作为“北军”，与南宋政府的“南军”不合。1221 张林 1226 李全 叛投蒙古，1230-1231 李全突袭扬州，被赵范、赵葵击溃，死。 起义军是农民起义，其并无忠君报国的必然节操，中原丧乱，处在金人统治下的中原民众，脱离宋朝百年，只知饥渴寒，不知大义，看到南宋支持，就投靠南宋，见到蒙古彪悍，也就投靠蒙古，并无节操可言。自南宋以降，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也是如此，打得过朝廷就烧杀抢掠，打不过就投降，不服管辖，伺机自己壮大，就会再做乱。接收义军，“受降如受敌”，如何化解义军，团结他们，不要因为南北军不同而在军中激化矛盾，这是南宋很难解决的问题。 1221-1225 史弥远废赵竑立赵昀 皇子赵竑年轻气盛，看不惯史弥远专权，不说还好，还当人面说“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史弥远听说必然心中暗恨油然而生。赵竑高估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性，低估了作为丞相史弥远对于嗣君的巨大影响。史弥远引旁枝宗室子弟赵贵诚为郡王，当宋宁宗崩，偷梁换柱，与杨皇后交易，扶立赵贵诚继承帝位。自以为必得帝位的赵竑还蒙在鼓里，以为帝位志在必得，何曾晓得当年赵德昭错失帝位的故事重演了，自己在政治中失败，被史弥远迫害，死后还被追夺王爵。既得利益者宋理宗赵昀自然不会踢其翻案，基于拥立之功，并不怪罪史弥远，这是位置决定是非态度。 政治是敏感和危险的，嘴上不能说，但是事情可以做。在自己没有权力的时候最好谨言慎行，在有权力的时候再去实施计划。祸从口出，可不慎言慎行欤？！ 1233年 蒙古取汴 金主东遁 金国末路，依然依赖着开封。 开封虽四战之地，犹有可为。当年完颜宗翰、宗弼灭辽南下，攻入开封，侵吞河南之地。当时，我们觉得金人贪婪，现在想来，领土多多益善。如果金人没有河南之地，估计死的很快。有了河南之地，就是有了缓冲，多少可以苟延残喘一下。世事无常，低调也许可以改变命运，没改变，也算是为之付出了努力。 金哀宗东逃归德府，并非完全是逃跑，开封城内拉饥荒，搜刮钱粮、卖官鬻爵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带着一批人东巡，也算是缓解下开封的粮食危机。只不过，他这一走，人皆以为皇帝放弃了国都，金兵丧气，西面元帅崔立叛投蒙古，开封失陷。 1233年的蒙古兵，如同1127年的金兵，“兵不过万，过万不可敌”，女真然失去了当年的彪悍，蒙古却势头正盛，虽然这种势头在百年之后又将再失去，但在灭金吞宋之时，正当其气吞万里如虎时，整个世界都在为之战栗。 1234年 端平入洛 三京之复 金国亡于蔡州，南宋赵范、赵葵兄弟力主收复商丘、汴京和洛阳南、东、西三京。陆游诗言“王师北定中原”是南宋主战派的终极梦想，北定中原复三京，祭祀北宋的皇陵，这是一种担当。 趙葵：「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 只可惜，昔日敌人倒下，来的是更为强劲的对手。全子才趁着崔立被杀，以万人入汴京，徐敏子居然以几百人入洛阳，不料蒙古杀回马枪，得而复失，匆促之间，没准备好就开始，结果陷入败盟的外交被动局面。 要说这是开祸端其实也是不顾实事，以蒙古的野性，即便南宋不败盟，蒙古也不会放过南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蒙古攻击南宋只是迟早的事，即便没有端平北伐，南宋的安宁日子其实早已结束。 1143-1153 余玠守蜀 南宋四总领所淮东、淮西、湖广、四川，犹以蜀中偏远，蛮夷杂居，难以节度。1131年后的半个世纪，吴玠、吴璘兄弟守蜀，避免了金人自西线南下，与江淮、襄汉打好了呼应，南宋方可偏安江南。1234年起，金国覆灭，蒙古方炽，守好四川又变得尤其重要。余玠可谓见识颇高，初受宋理宗器重，制置巴川，坐镇重庆，采取积极政策，搞活了川中经济，国用、军费奈之以足，任用冉氏兄弟，修建钓鱼城备蒙古南下，大有恢复吴氏兄弟当年的势头…只可惜，因为铲除了蛮横的王夔，牵连朝中人诋毁而罢职，郁郁而终。蜀中长城自毁，自从蒙古西路军已势不可挡。 余玠好长短句，有《瑞鹤仙》存世，词曰：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令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 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寒鸿音信。 “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1227年铁木真卒，托雷监国。1229年窝阔台立，酗酒，1241年卒，其后称制，大臣不服。1246年贵由立，1248年卒。1251年托雷子蒙哥立，忽必烈总理漠南。1260年蒙哥卒，忽必烈先发制人，击败阿里不哥，称帝。 蒙古经常会处于一种没有皇帝的时期，比如托雷监国2年然后窝阔台才继位，太宗皇后垂帘听政5年才立新皇帝，可能因为两个原因：一者蒙古征伐地域广袤，很难立即凑在一起开会确定继承者，二者蒙古各路兵马似乎有很强的自治力，不一定需要中央指挥。总言之，蒙古的崛起至于在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高亢时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真的是一个奇迹。女真人灭掉辽国只得道半个宋朝，而蒙古灭掉金国继续吞并整个南宋，这就是差别。 自1271年蒙古立国之制 蒙古人属蛮族，所到之处，只知烧杀抢掠，占地盘，抢财产。最初，蒙古拿下两河、山东之地，准备把中原人杀光，任凭草长莺飞，好在这里放牧，依然停留在游牧逐水草而居的思想上。想来如果华北平原真搞成草原，的确可能遂愿。只不过太行山以西的地带，山河阻隔，江淮以南，来的抵挡有瘴暑气，天气炎热，估计蒙古人没法放牧，幸好铁木真时有耶律楚材，拨乱反正。耶律楚材抑制蒙古的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才使得蒙古可以较为长期的占据南方。不仅如此，耶律楚材继承了传统封建制度，让民事、军政和财政分开，蒙古以牛羊纳税，西域以人丁纳税，中原以户头纳税，这是一种比较成熟政治制度，一者让战领地的人们能适应，二者也稳固蒙古中央集权。1260年，到了忽必烈时期，任用刘秉忠，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一仿中原故有制度，使得蒙古逐渐从武功转向文治。改六部为四部，从其类似之处，吏礼一部，兵刑一部，户部，工部。以许衡订朝仪，1271年引《易经》：“大哉乾元”，改国号为“大元”，蒙古自此汉化，鞑靼方知天子之贵。 1256年，蒙古三路兵南下侵宋，东路忽必烈攻鄂，中路兀良合台自广州攻湖南，蒙古主蒙哥攻四川。1259年四川沦陷，忽必烈攻鄂州不下，蒙哥卒，忽必烈为争位北撤，同意了贾似道的求和，许以江南为界，岁币20万。 1260年 蒙古使节郝经上宋理宗书云：“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於强國矣，而卒莫能强，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敵師徒，漫不收攝，逐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狗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味死强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狗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为玩？ 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溯，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强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網陳闊，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人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 1267年，刘整降元，献策建言蒙古主：「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裏陽。裏陽吾故物，絲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烏强藩。如得裏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如此变成元灭南宋大方略。泄底最怕老乡，刘整不仅献出战略，还通过计策让吕文德打开了襄阳门户。吕文德死，其弟吕文焕守襄阳五年，援兵不至，1273年，吕文焕以襄阳降于蒙元。自此，刘整、吕文焕为元军向导，江汉不复为宋所有。 1274年，伯颜南侵汉、江、淮。“元呂文煥以怕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懷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篇兩道：自與阿北絲裏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喬前鋒，博羅懷絲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自襄阳顺汉水，至汉口，入长江，沿途宋将望风投降，收鄂州、黄州、蕲州、江州。贾似道求和不成，以孙虎臣与伯颜战于池州，败绩，逃窜扬州。伯颜再下无为军、和州…1275年，入建康，收镇江。宋军以战船万余连横固守镇江焦山江面，愚笨至极，元兀术以火攻破，重演赤壁之战，宋军主力耗散殆尽。 南宋死国难者，有江万里一家，临安臣僚都偷生逃遁，太皇太后布榜于朝堂，谴责其等说：“「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 執政又不能倡率罩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然而大势已去，于事无补。至于文天祥献“四镇策”略显迂腐，忠义有嘉，不能适用。当时，宋臣非苟且而迂阔，国运至此，已无可挽回。 1276年，临安沦陷。 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奉赵昰[shì]、赵昺南下闽粤，期避蒙元锋芒。奈何兵败如山倒，江南大地，依次沦陷，躲到广东珠江口的崖山，依然无济于事。1279年，宋军上下投海殉国，浮尸万人，惨烈异常。 当是时，宋兵步骑也有20万，奈何文张等人毕竟文人出身，无阳明之略、王谢之能，望洋兴叹，无济于事。宋军土崩瓦解，天命移转。 唐魏征说宁做“社稷之臣”勿做“忠臣”。忠臣德大于才，毕竟是亡国之臣；社稷之臣德才兼备，治国平天下，社稷奈之。陆、张、文，空有报国心，无能力往狂澜。南宋偏安苟活于江南百年，无力北伐，羸弱更逾北宋。社稷日渐败落，徒有一腔热情死社稷，于社稷何益？ 孔子言：“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纵能负帝投海，万人浮尸零丁洋，何不如当初力谏理、度二宗富国强兵？既不能匡正，就别尸位素餐，让位于乡野遗贤，拨乱反正，以武强国，开他人路，社稷尚有可为。 1270S蒙元南下灭南宋，与1120S金国南下攻宋，形势类似，结局不同。建炎绍兴时，南宋待金人“强弩之末”，以中兴之将抵御进攻，宗泽守汴，吴玠兄弟守蜀，岳飞守襄鄂，韩世忠守淮南，使金国“势不穿鲁缟”，宋胙延续一百五十年。蒙元南下，南宋徒有文臣，几无武将，国运无能为，人言“北宋无良将，南宋无良相”不准确。北宋后，两宋间，有中兴四将与宗泽、吴玠兄弟，不能说“北宋无良将”；南宋“无良相”是事实，但丞相专权，自北宋吕王以降皆如此，关键原因还是南宋皇帝偏安于江南福地温柔乡，什么恢复中原都只是口号而已，非真心实意。上行下效，大臣也大抵如此，一百多年过去了，没能还复河山，反而身死海上… 可悲，可恨！ 人言“崖山之后无中国”，言之太过 。不过百年，大明太祖皇帝驱逐鞑靼，恢复中原，治隆唐宋，康乾莫及。崖山之后中国依存，只是不姓赵了。至于“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否把个人名誉摆在家国之前了？重要的是要对得起天地良心，而不是在乎历史评说自己，什么忠烈不是要做給写历史的人看的，是做给自己的。南宋文臣楷模如此，大臣心思可见一斑。

图 2019年飞机上拍得珠江入海口的"零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