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适合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顺直人士的复原力法则
读完这本书之后有些失望。原以为书的主题是不同类型的创伤及复原过程，读完后才发现作者讲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次性创伤事件”，而没有囊括复杂性创伤，即那些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但反复发生的事件。
传统意义上的创伤事件主要指重大的天灾人祸，如战争、地震、性侵、车祸、丧亲，在二战和越战后因大量士兵难以融入正常生活引发大量社会关注而使得这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最后在1978年形成了目前我们知道的“PTSD”的诊断，并在1980年收录在美国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DSM-3）。
随后在90年代，人们发现长期而反复发生的、慢性的、严重的人为创伤，如体罚、虐待、辱骂、忽视等，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生理和心理症状。尤其是对儿童来说，他们的身体与心理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创伤的影响会更加持久甚远。因此一个新的诊断被哈佛医学院朱迪思·刘易斯·赫尔曼博士提出，即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相比传统的PTSD，复杂型创伤可能多出的症状有：负面的自我观念；自我情绪调节障碍（同BPD）；人际关系的困难（同BPD）；以及可能的解离症状。（PS：该博士便是经典书籍《创伤与复原》的作者）
可以说CPTSD这个概念提出的本身就是有疗愈性的，它看见并肯定了许多人在原生家庭或是社区校园里因有毒的人际关系受到的伤害，并为这些伤害的后果给予了一个名称，将受害者从自我谴责的泥潭中往外拖出来了一点：原来不是我的错，而是后天的环境导致了我容易过度反应；更重要的是，我有改变的机会。2018年，世卫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将CPTSD正式确立为一种独立的精神障碍诊断；可惜的是，美国的DSM-5至今没有收录这个诊断。
国内的心理行业虽然因为08年汶川地震和20-22三年疫情两次灾难而得到了极大推广，但因为单次重大创伤事件来做咨询的人仍然较少；相反，国内因“原生家庭”求助的来访中，相当一部分符合复杂型创伤的标准。父母本就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加上国内高压低福利的社会状态，使得我们大部分人在不健康的环境中长大，差别只是程度高低罢了。
所以我说这本书读起来像是为（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顺直人群写的。从案例上来说，贯穿全书的主人公杰德生活在纽约（世界大都市），能在全纽约最好的餐厅之一工作（形象好或谈吐佳），能考上心理学博士（认知功能好），有感情稳定的女朋友和家人（社会支持多）。当然，他遭遇到的意外无论放到谁身上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只是想说，这样的一个人和国内普遍的来访群体差距太大了。
从理论上来说，上面提到的从《创伤与复原》及另一本经典书籍《身体从未忘记》都十分强调创伤带来的生理症状—过度警戒，闪回，噩梦—及人际关系上的变化：社交退缩，自我隔离，从信任转向怀疑。导致我很难相信作者提出的关于复原的理论，即最重要的是灵活性，而灵活性由乐观、挑战导向、应对自信组成 —— 这三者似乎仅仅只涉及了认知，而完全忽视掉了躯体反应和人际关系的部分。
这不禁让我想到北美的退伍军人中心和医院中十分流行的关于创伤的疗法：一个是认知加工疗法（CPT），另一个是延长暴露疗法（PE），两者同样非常关注人的认知与信念。从实验结果来说，两者的有效性自然是数一数二；但一位专注创伤的同行给我发过几篇综述，那几篇文章讲到实际执行中能坚持做完这两类疗法的人不足40% — 这还是在治疗完全免费的情况下。如果是私人执业的咨询师采用这两类疗法，很难想象有多少来访者能接受。
目前为止，我觉得创伤领域的疗法研究和复原研究（注：不是指对创伤本身的研究）在心理咨询相关研究里是和实际情况脱节最大的一类。
再举个例子，书中明明提到杰德的女友在有更好的选择的前提下，仍然不离不弃始终照顾他，甚至他昏迷当中都对女友的到来有记忆。家人的部分我不太有印象，只记得说家人非常关切他的状态，没有提及具体的帮助。但书的中间有一章却说：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于复原来说不一定有积极影响，甚至有时候会带来困扰，比如患者需要强打精神应付来看望自己的亲友，或者不得不装出一副乐观开朗的面貌，实际上却更不开心。
一方面，研究者或许没有区分主观感受到的支持和客观支持。客观社会支持指他人做出的行为，比如探望、慰问、送礼等；而主观接受到的支持指当事人自己认可的支持。如果杰德发生意外后，没有女友和家人的持续关照，我很难想象他要如何保持同等水平的“乐观”和“应对信心”。另一方面，在东亚文化下，先不说病人本身对于社会支持什么态度，若是没有人探望和慰问，即使同房的病友不说什么，当事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恐怕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当然，我这些分析或猜测无法证实什么。当前研究结果的局限不代表着科研范式的无效，而是说明我们需要主题更加丰富、质量更高的研究，毕竟心理创伤的研究、乃至整个心理学界采纳科学的范式也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情。
下面摘录一些我觉得书中比较有用的知识点。
健康的三分之二：许多经历创伤性时间的普通人会表现出长期的恢复轨迹，即使中间的过程中会出现PTSD症状，但最终能够复原，作者将其称为“复原力轨迹”。研究显示，无论是自然灾害、性侵、人身攻击、大规模枪击等意外事件，还是癌症、心脏病发、绝症等医疗事故，又或者是亲人亡故、离婚和失业等丧失事件中，复原力轨迹出现的比例都是相对恒定，即在三分之二左右。
复原力概念的来源：复原力这个概念最初与人无关，而是关于树木的。20 世纪70年代初，环境生态学家克劳福德•斯坦利 • 霍林 (Crawford Stanley Holling）首次开始使用“复原力”一词来描述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如何在受到持续威胁的情况下仍能长期存在。霍林强调，具有复原力的系统（如森林）经常受到随机的、不可预测事件的困扰，比如火灾或昆虫数量急刷增加。尽管这些时间会破幻森林的稳定，但这种不稳定性实际上是系统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例如，火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比如滅少森林的密度和面积，但从长远来看，大火焚烧了地面的灌木层，让更多的阳光和水到达树龄较小的树木，而新植被的繁殖会为动物和益虫提供更多的食物。此外，火还可以滋养士埃，清除老树或弱树，帮助消灭疾病或害虫。一些树木经历了进化之后，火已然成为其繁殖周期的重要参与者。
灵活性思维的三种元素：从多个角度看，构成灵活性思维的三种信念是相似的，但每一种信念又都具备独一无二的作用。“乐观”激励我们为美好未来而努力，“挑战导向”敦促我们思考需要做什么，而“应对自信，帮助我们完成需要做的事。
而重中之重却在于，当这三种信念集结在一起并形成灵活性思维时，其协同作用能够抵消三者单独存在时的局限。由于整体作用扩大，灵活性思维的每个部分能够增强其他二者的影响，并以高效且适当的方式鼓励我们应对挑战。比如，乐观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更愿意将威胁视为具体的挑战，我们就更容易想象自己已经战胜了挑战的场景。无论我们正在何种逆境中挣扎，都更容易予以控制和应对。当我们能够看到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就更相信自己已经有能力应对，而这种想法又可以进一步增强信心，相信我们能够应对当下的挑战。
幻肢痛：当人的肢体被截断时，自然会失去来自该肢体的所有感官输人。但截肢者往往还能感觉到被截掉的肢体，似乎它仍在自己的身体上，而这种感觉会引起剧烈的疼痛。人们曾经认为幻肢痛是一种心理现象，是可以通过心理干预治疗的幻觉，但实际上幻肢痛是生理性的。在截断肢体时，也会切断负责将感觉信息从肢体传递到脊柱及大脑的神经纤维。虽然一部分神经损坏，但剩余神经到大脑的这条通路依然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大脑会认为剩余神经产生的所有刺激均来源于断肢。而且由于神经已经受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它们往往会陷人过于兴奋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