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与学者的二重奏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是一部感人肺腑，又发人深省的好书。李新的学生、本书整理者陈铁健介绍说：“先生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总结得十分贴切。
据陈铁健先生介绍，本书基本上是《回望流年：李新忆救亡与抗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和《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的合编。新增的部分为《中共北方局整风记》、《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和“附录一”中的《挽邹鲁风之死》。
不爱当官，爱讲真话
此前我对李新先生并没有太深的了解。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此书，我特意询问一位师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李新先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爱当官，二是敢讲真话。这部回忆录让我感到，这两个特点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真理。因为把追求真理当作最崇高的事业，他视权位和金钱如粪土；为了维护真理，他不计个人得失，敢冒风险讲真话。正如李新自己所说：回顾自己的一生，“自问总是在追求真理和为真理而斗争，从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
先说他的不爱当官。李新1935年领导重庆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初，邓小平要李新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相当于副省长级别。如果他走仕途的话，此后级别肯定还会升高。可是他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之邀，继续在人民大学留任。其后一直在大学、科研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并执教、著书立说，以学者的身份终其一生。
再看他如何讲真话。李新从学生时代起，就显示出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风采。当年他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川东师范学校的校长要他填一个悔过表，即可保留学籍。李新气愤地说：“要我悔过，办不到！抗日要悔过，卖国不悔过，请问这是什么道理？”校长退一步，让他写一个“保证书”。他不客气地说：“保证什么？保证不救国？”随即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心爱的学校。在任河北省永年县委书记时（1946-1947），他因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爱国的地主士绅及工商界人士而被上级指责为“执行地富路线”。永年县的其他领导十分紧张，劝他接受“上面”的批评。李新毫不畏惧地说，“什么上面下面，应该实事求是，讲真理，坚持真理。”后来在地委召开的会议上，地主出身的某地委领导为洗清自己，痛哭流涕地批评自己“立场不稳”，执行了地富路线，现在要改正错误。“唯独永年县委坚决不承认。”1945年李新和北方局的一些同志随邓小平到平原分局帮助开展“减租减息”工作。李新通过驻村调查，发现该地区靠强迫命令推行“雇、佃、贫”运动，“搞得很左”，李新在一次会议上严肃地批评道，强迫命令不能真正发动群众，不团结中农，不争取一切阶层抗日，是经不住战争考验的。他还把调查材料公布于众。地区青委书记纪登奎很不服气，与李新争论。最后，以邓小平基本上赞同李新的意见结束争端。像这种为坚持真理而据理力争的事例还有很多。
这部回忆录就是讲真话的典范。本书的《前言》说，时下“大多数的回忆录都‘隐恶扬善’，……甚至伪造历史，取宠求荣。这样的为拍马而写的‘回忆录’，一切正直的人都会对它不屑一顾。”李新进一步说明：“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起初他考虑到，为了避免与当事人及其亲属发生纠葛，有些事和人现在不宜说或不宜直说、多说，最好等自己死后再发表，“死后是非谁管得”。后来觉得那样不对。“必须当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应直接真姓真名地说到他。……因此，我这本回忆录写到了许多现在还健在的同志，并且其中有不少同志自己还写了回忆录。这样最好，让读者来评判谁写的真，谁写的假；谁写得偏颇，谁写得全面。”毋庸置疑，此书的历史学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不过，切勿以为，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必定要板着严肃的面孔，刻板、冷峻地叙述历史事件。此书文笔流畅，似行云流水；不仅好读，而且引人入胜，让人爱读。一场场政治运动、一桩桩历史事件波澜起伏，层层递进，富于鲜明的时代感；对形态各异的历史人物刻画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其中不少细节，包括人物的对话、语气、动作、神态等等都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提倡的做人的原则，所揭示的政治场中的规律及手法也予人启迪；书中洋溢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献身精神更是催人泪下、激人奋进。
一幅社会历史的长卷
本书尽管是个人回忆录，但因作者有着开阔的视野和厚重的历史感，它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史、现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史都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毛泽东曾认为，中国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农民革命。史学界将其称之为“新式农民革命”，“新”就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然而笔者发现，新式农民革命之“新”，还在于有新式革命知识分子的参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起“谋士”的作用，他们作用有限，人数又少，而新知识分子则不同。从参加革命的原因和作用看，出身于劳动阶级的革命者多因走投无路而参加革命。这基本上是延续中国古代“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路子。新知识分子则是由于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式教育，从而掌握了新思想。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改变个人命运，而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要改造落后的旧社会，其目标更为宏伟和长远。李新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
在回忆录的开首，李新对他的家乡四川省荣昌县（现重庆市远郊区）的乡镇作了详尽的描述，包括对百姓擅动大刑的乡公所、大地主的庄园，以及炮楼、神庙、烟馆、赌场、妓院，此外还有规格不同的饭馆、连着赌场的茶馆等等。这些绝不仅是为描述一个地方的乡风民俗，更主要的是交待作者参加革命的背景：“就是这个安富镇，使我对旧社会的黑暗了解不少，它激起了我的不满和愤恨，使我想把它推倒、把它粉碎而不惜。我后来接受新思想，参加革命，和我童年早岁的这些遭遇有相当的关系。”
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乡村以及乡镇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的阵地，新式学校则是新世界的发祥地。李新就读的大观小学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优越的体育设施，尤其图书室订了全国著名的报纸，一应俱全，对于开阔学生的眼界，了解世界大势、国家大事都大有益处。无怪乎中国的爱国运动从学生运动开始。
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的爱国救亡运动，这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是在学生的推动下进行的。一二•九后，重庆学生响应北平学生运动，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李新（当时名李忠慎，是川东师范学校学生）就是领导人之一。国民党政府打击、镇压爱国运动，而且“学生的救国热情虽然高涨起来了，但整个社会还没有觉醒。”学生们想尽办法动员民众：演戏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号召商人和消费者共同抵制日货、采用国货。教民众大唱抗日歌曲，组织游行示威、办报刊、画宣传画、成立各种救国组织等等。书中说：“歌咏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很突出。哪里有抗日的歌声，哪里的救亡活动就开展起来了。”不过，宣传抗日道理，最重要的是讲演。学生们用地图配合讲演，“讲演员对着地图向群众讲述日本侵占东北的经过和现在侵略华北的情况。群众看图听讲，最容易受感动，有的中小学生听着听着就哭了起来。这时再高呼‘收回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激奋之情，是任何文辞也难以形容的。”当时的学生运动是全国性的，各地学生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便对其他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有一定的了解，他介绍说“上海的学运搞得轰轰烈烈，不亚于北平。学生要到南京去请愿，当局竟至下令把铁轨拆了。但学生们却自己铺上铁轨，自己开车前进。当局不得不露出狰狞面孔，用武装把学生押解回去。上海学生的英勇斗争太激动人心了！因此我们立即派人去求救。”“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批热血青年，我们的民族恐怕是要沉沦下去。”
这些爱国学生中的佼佼者后来投身革命事业，成为革命队伍的中坚。李新和他的朋友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继续发动民众抗日、后来又反蒋，最终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中国革命与旧式农民战争的不同。当时永年县某些领导人为了迎合群众的心理，提出要将敌人俘虏中当官的人全部杀死，并将头领活剐。李新认为这是农民狭隘的报复主义思想在作怪：“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政策，杀害俘虏也是他们的重要错误之一。”1948年夏，李新与任弼时曾作三日长谈。他们谈古论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一致认为“要克服农民意识，克服那些落后的东西。”正是因为有着理性的思考，李新这样的新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中能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19日
据陈铁健先生介绍，本书基本上是《回望流年：李新忆救亡与抗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和《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的合编。新增的部分为《中共北方局整风记》、《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和“附录一”中的《挽邹鲁风之死》。
不爱当官，爱讲真话
此前我对李新先生并没有太深的了解。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此书，我特意询问一位师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李新先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爱当官，二是敢讲真话。这部回忆录让我感到，这两个特点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真理。因为把追求真理当作最崇高的事业，他视权位和金钱如粪土；为了维护真理，他不计个人得失，敢冒风险讲真话。正如李新自己所说：回顾自己的一生，“自问总是在追求真理和为真理而斗争，从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
先说他的不爱当官。李新1935年领导重庆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初，邓小平要李新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相当于副省长级别。如果他走仕途的话，此后级别肯定还会升高。可是他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之邀，继续在人民大学留任。其后一直在大学、科研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并执教、著书立说，以学者的身份终其一生。
再看他如何讲真话。李新从学生时代起，就显示出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风采。当年他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川东师范学校的校长要他填一个悔过表，即可保留学籍。李新气愤地说：“要我悔过，办不到！抗日要悔过，卖国不悔过，请问这是什么道理？”校长退一步，让他写一个“保证书”。他不客气地说：“保证什么？保证不救国？”随即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心爱的学校。在任河北省永年县委书记时（1946-1947），他因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爱国的地主士绅及工商界人士而被上级指责为“执行地富路线”。永年县的其他领导十分紧张，劝他接受“上面”的批评。李新毫不畏惧地说，“什么上面下面，应该实事求是，讲真理，坚持真理。”后来在地委召开的会议上，地主出身的某地委领导为洗清自己，痛哭流涕地批评自己“立场不稳”，执行了地富路线，现在要改正错误。“唯独永年县委坚决不承认。”1945年李新和北方局的一些同志随邓小平到平原分局帮助开展“减租减息”工作。李新通过驻村调查，发现该地区靠强迫命令推行“雇、佃、贫”运动，“搞得很左”，李新在一次会议上严肃地批评道，强迫命令不能真正发动群众，不团结中农，不争取一切阶层抗日，是经不住战争考验的。他还把调查材料公布于众。地区青委书记纪登奎很不服气，与李新争论。最后，以邓小平基本上赞同李新的意见结束争端。像这种为坚持真理而据理力争的事例还有很多。
这部回忆录就是讲真话的典范。本书的《前言》说，时下“大多数的回忆录都‘隐恶扬善’，……甚至伪造历史，取宠求荣。这样的为拍马而写的‘回忆录’，一切正直的人都会对它不屑一顾。”李新进一步说明：“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起初他考虑到，为了避免与当事人及其亲属发生纠葛，有些事和人现在不宜说或不宜直说、多说，最好等自己死后再发表，“死后是非谁管得”。后来觉得那样不对。“必须当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应直接真姓真名地说到他。……因此，我这本回忆录写到了许多现在还健在的同志，并且其中有不少同志自己还写了回忆录。这样最好，让读者来评判谁写的真，谁写的假；谁写得偏颇，谁写得全面。”毋庸置疑，此书的历史学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不过，切勿以为，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必定要板着严肃的面孔，刻板、冷峻地叙述历史事件。此书文笔流畅，似行云流水；不仅好读，而且引人入胜，让人爱读。一场场政治运动、一桩桩历史事件波澜起伏，层层递进，富于鲜明的时代感；对形态各异的历史人物刻画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其中不少细节，包括人物的对话、语气、动作、神态等等都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提倡的做人的原则，所揭示的政治场中的规律及手法也予人启迪；书中洋溢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献身精神更是催人泪下、激人奋进。
一幅社会历史的长卷
本书尽管是个人回忆录，但因作者有着开阔的视野和厚重的历史感，它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史、现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史都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毛泽东曾认为，中国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农民革命。史学界将其称之为“新式农民革命”，“新”就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然而笔者发现，新式农民革命之“新”，还在于有新式革命知识分子的参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起“谋士”的作用，他们作用有限，人数又少，而新知识分子则不同。从参加革命的原因和作用看，出身于劳动阶级的革命者多因走投无路而参加革命。这基本上是延续中国古代“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路子。新知识分子则是由于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式教育，从而掌握了新思想。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改变个人命运，而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要改造落后的旧社会，其目标更为宏伟和长远。李新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
在回忆录的开首，李新对他的家乡四川省荣昌县（现重庆市远郊区）的乡镇作了详尽的描述，包括对百姓擅动大刑的乡公所、大地主的庄园，以及炮楼、神庙、烟馆、赌场、妓院，此外还有规格不同的饭馆、连着赌场的茶馆等等。这些绝不仅是为描述一个地方的乡风民俗，更主要的是交待作者参加革命的背景：“就是这个安富镇，使我对旧社会的黑暗了解不少，它激起了我的不满和愤恨，使我想把它推倒、把它粉碎而不惜。我后来接受新思想，参加革命，和我童年早岁的这些遭遇有相当的关系。”
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乡村以及乡镇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的阵地，新式学校则是新世界的发祥地。李新就读的大观小学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优越的体育设施，尤其图书室订了全国著名的报纸，一应俱全，对于开阔学生的眼界，了解世界大势、国家大事都大有益处。无怪乎中国的爱国运动从学生运动开始。
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的爱国救亡运动，这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是在学生的推动下进行的。一二•九后，重庆学生响应北平学生运动，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李新（当时名李忠慎，是川东师范学校学生）就是领导人之一。国民党政府打击、镇压爱国运动，而且“学生的救国热情虽然高涨起来了，但整个社会还没有觉醒。”学生们想尽办法动员民众：演戏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号召商人和消费者共同抵制日货、采用国货。教民众大唱抗日歌曲，组织游行示威、办报刊、画宣传画、成立各种救国组织等等。书中说：“歌咏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很突出。哪里有抗日的歌声，哪里的救亡活动就开展起来了。”不过，宣传抗日道理，最重要的是讲演。学生们用地图配合讲演，“讲演员对着地图向群众讲述日本侵占东北的经过和现在侵略华北的情况。群众看图听讲，最容易受感动，有的中小学生听着听着就哭了起来。这时再高呼‘收回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激奋之情，是任何文辞也难以形容的。”当时的学生运动是全国性的，各地学生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便对其他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有一定的了解，他介绍说“上海的学运搞得轰轰烈烈，不亚于北平。学生要到南京去请愿，当局竟至下令把铁轨拆了。但学生们却自己铺上铁轨，自己开车前进。当局不得不露出狰狞面孔，用武装把学生押解回去。上海学生的英勇斗争太激动人心了！因此我们立即派人去求救。”“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批热血青年，我们的民族恐怕是要沉沦下去。”
这些爱国学生中的佼佼者后来投身革命事业，成为革命队伍的中坚。李新和他的朋友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继续发动民众抗日、后来又反蒋，最终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中国革命与旧式农民战争的不同。当时永年县某些领导人为了迎合群众的心理，提出要将敌人俘虏中当官的人全部杀死，并将头领活剐。李新认为这是农民狭隘的报复主义思想在作怪：“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政策，杀害俘虏也是他们的重要错误之一。”1948年夏，李新与任弼时曾作三日长谈。他们谈古论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一致认为“要克服农民意识，克服那些落后的东西。”正是因为有着理性的思考，李新这样的新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中能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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