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读书笔记

Donald David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2001)

Essay 1 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

总结：一个首要理由是a）行动由以发生的理由（because xxx），也因此是b）行动的原因；它包含着c）一种积极态度以及d）对行动与积极态度之间联系的信念；它对行动而言具有e）解释和f）辩护作用；

当某个理由解释了基于该理由而做出的行动时，我们就说该理由将该行动给合理化了；

戴维森要在本篇中证明，这种合理化是某一种因果性解释。

I

一个行动能被理由合理化，是因为该行动总是关于某事或某物的（行动相关项下文简称X）。出于X，行动者不但会对某类行动持有一种积极态度（pro attitude），还会具有这样一个信念：某个特殊行动就在上述类目之下。【最粗糙版本的欲望-信念分野】3

积极态度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行动自身就是可欲的，这种分离体现在某种无理性的积极态度情况中，比如我想要喝一罐油漆，但喝一罐油漆这个行动对我来说并不值得做、或并不可欲。4

对某个行动的积极态度和相关信念，两者组合成为了该行动的“首要理由primary reason”；

在合理化某个行动的过程中，构建首要理由至关重要；此外，首要理由就是行动的原因cause【两点核心论点，下述展开论证】

II 【首要理由-意向性-行动描述】

经典的开灯例子：我按下开关；我开了灯；我照亮了房间；我（无意识中）警告了一个暗处的窃贼。

对于我的一个行动，可以同时有上述四种描述；

现在，为了合理化“我按下开关”，我需要提供这样一条理由：我想要（wanted）开灯。

然而，该理由不能合理化剩下两种描述下的行动：我照亮了房间以及我警告了窃贼。5

这种合理化的断裂，透露出一条暗示：我们需要引入某些要素，来区分开能被合理化和不能被合理化的行动描述类型；而这一要素，戴维森认为，就是行动的一种类-意向性特征，也就是上一节提到的首要理由——欲望和信念的集合。

重构如下：

P1a 某一个行动可以具有不同的描述；

P1b不同描述下的行动是彼此同一的（identical with）；

P2通过理由，我们可以合理化某些描述下的该行动，但其他的则不行；

C1需要引入进一步的区分标准，来解决P2中的合理化疑难；

C2该标准就是首要理由——我对某种描述下的行动具有积极态度以及相关信念，对其他描述下的该行动则不具有。【这构成首要理由的第一个条件，C1，不过它还没有加入后续的因果性特征】

下一步分析涉及“我想要开灯”以及“我开了灯（turned）”之间的区别：

（1）这两者彼此之间是逻辑上独立的，因为我想要开灯不一定意味着我实际上就开了灯；

（2）满足“我想要开灯”的可能事态是多样的，我有多种行动方式满足该欲求。

由于这种逻辑独立性，“我想要开灯”可以成为“我开了灯”的理由（否则就是单纯的分析性命题）；

又由于想要（want; wanting）表达了一个相关行动中的意向性，当我回答“我做这事没有理由”时，我的意思是“我做这事没有进一步的理由”，也即“我想要xx就是我的理由”。因此，所以一个意向性行动本身可以是出于理由的【啥意思？】6

在实际情形中，我们没有必要同时提及一个首要理由中含有的积极态度与相关信念：当我说“我在你面前咬大拇指因为我想侮辱你”时，就没必要再补充“且我相信咬大拇指可以构成一种侮辱”，它毋宁是暗含在我的前述声言中的。6-7

以及，积极态度是一个有丰富蕴含的词，它包含各种可能的情绪状态、动机、心情乃至社会惯例或伦理义务。

“认识一个首要原因就是认识相应行动由以被做出的意向性”，相反则不然，认识意向性不一定就能认识首要原因，原因同样在于“积极态度”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词：我去教堂，因为我的意向性是让我的母亲愉快，然而我的首要原因有多种可能——我享受让母亲愉快这件事；我觉得让母亲愉快是我的义务，如此等等。我们也许可以说，意向性是首要原因之中“积极态度”的一种形式简化成果。

不过，至少，意向性描述增加了对一个行动的描述范围：我的行动不仅仅是“我去了教堂”，而是“我去了教堂，为了（with the intension of）让我的母亲愉快”8

对一个行动的描述如果基于它所意向的目的，比如“这有助于安定你的情绪”（当我给你倒一杯酒时），那么它就不但有行动解释作用，还有行动辩护作用——如果喝一杯真的有助于安定情绪的话。行动解释和行动辩护在下一节很重要 8

总结：首要理由是一种解释和辩护相应行动的理由，它含有意向性成分，并支持一种特定的行动描述。

III

一种可能的引申：因为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辩护关系的可能，所以理由和行动之间不可能是一种因果关系【戴维森要反驳这点】9

为了反驳这一点，戴维森首先强调辩护和解释的紧密关系：一个理由对行动的解释与其辩护是一道的，因此，如果辩护不是因果关系，那么理由对行动的解释也不可能是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要接着探讨，理由对行动的解释-辩护是不是因果关系；

接着，戴维斯引入一种新的区分：

A我们有针对某个行动的理由，且该行动发生了，该理由不是该行动的理由；

B我们有针对某个行动的理由，且该行动发生了，正由于（because）该理由。【只有在此意义上，理由才能是首要理由】

只有在B情况下，我们才能说理由解释了我的行动。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弄清楚，这里的because有什么蕴含，从而才能正确对待先前说的、理由与行动之间的辩护与解释关系。

总结：首要理由是行动据以发生的理由。

有些人认为，如晚期维特根斯坦主张的那样，知晓一个行动由以发生的理由（because of意义上的理由），就意味着对该行动做出一种再-描述或解释，而这种模型与原因-结果模型截然不同。

然而，戴维森可以接受前者却反对后者：（1）事实上，知晓一个行动的原因也是对该行动的再-描述；（2）通过理由而将一个行动置入一个更大的模型（再-描述模型），并不意味着对行动完成了一种独特的解释，因为当我们将行动置入其原因之中时，我们同样对该行动有所解释。因此，如果基于理由的行动解释是独特的，那我们必需正面论证它的独特性何在10。

进一步地，戴维森考虑Melden的主张，后者认为理由和行动的关系不可能是因果关系，并且给了一个例子：

一个男人开着车，他举起了自己的手，以进行示意。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先指出男人“进行示意”的意向，然后将其“举起自己的手”这一行动再描述为“示意”，以此就对该行动进行了解释。

戴维森接受目前为止的论述，然而，他进一步追问：这种解释的模型究竟何在？它一定是反因果的吗？

如果我们不先入为主地引入理由以及理由和行动的关系，那么，戴维森认为，如果不借助因果关系，我们就没办法将该例子解释为一个依照理由行动的例子——我们最多可以说：在某些条件下，如果一个人举起了手，他就是在进行示意。然而，即便如此，这充其量只能在A意义上提供理由，但不能在B意义上，提供一个行动所由以发生的理由。【这块的论证很模糊】

IV

补充首要理由的条件2-C2：首要理由就是相应行动的原因；

戴维森认为，先前的论述已经重复暗示出，对一个行动之becauseof意义上的理由，必需具有特定的维度，以此不同于与行动相关但不挂钩的（A类）理由。并且，我们只能将这种理由的特定内涵指定为它的因果性。

在本节，戴维森只处理四条可能的关键批评：

批评1-首要理由，作为欲望和信念的集合，包含的是状态或性情，而不是事件event，但只有事件才有可能成为原因，所以首要理由不能具备因果性

反驳：所谓的状态或性情自身能够成为原因，比如大桥的脆弱是其断裂的原因；

批评2-原因和结果是逻辑上不同的（distinctfrom），但理由和行动不是

反驳：【略】

批评3/4【略】

Essay 2 How is Weakness of the Will Possible?

定义不能自制：行动者在做x时是不能自制的，当（a）他有意向地在做x；（b）他相信备选行动y对他而言存在；（c）他在考虑周全之后，判断做y会比做x更好；22

不能自制的悖论性体现在三条原则之间的冲突中：

原则1如果行动者更想做x（wants to do）而不是y，且相信自己能自由地做x或y，那么，如果要进行意向分配的话，他会有意向于做x而不是y 【want和do的关系】

原则2如果行动者判断做x比y更好（judge xxx），那么他会想做x更甚于想做y 【judge和want的关系】

原则3存在着不能自制的行动

戴维森认为，从先前关于不能自制的定义，以及原则1和2来看，似乎原则3是不可能成立的——我想做的行动一定是我判断为更佳的行动，所以不能自制定义中的c不可能存在；

接下来戴维森要论证，我们可以同时保全原则1-3，并将上述悖论解释为实践推理中的一个差错。

I

戴维森先用一个例子突出了不能自制情境对意向性的要求：如果我认为送花给a是错误的，但不知道a就是b，然后送花给了b，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我是“有意向地”做了一件我认为错误的事情。在这里，戴维森继承了上一篇论文的核心主张：行动的意向性，连同行动的首要理由，会使得行动接受某个特定的描述，而该描述与其他描述之间彼此不同。在这个例子下，“我给a送了花”与“我给b送了花”就是对同一个行动的不同描述，但只有后者是意向性的。因此，这种例子不属于不能自制的情况25-26。

不能自制悖论看似问题出在原则2：我有可能认为x更好，但却想做y。然而，戴维森想为P2做一种辩护。

此外，戴维森承认有这样一种情况：我的感性迷惑了我的判断，因此在原则2中的“judge xx as better”不同于不能自制情况下的“judge yy as better”——在事实上，我觉得x更好，并且做了x；然而，如果排除感性的迷惑，我会觉得y更好，然后做y.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自制可以存在，而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解释方案。28

不过，戴维森想探讨的不是这种模糊情形。他认为，即便我们的判断是不被迷惑的，不能自制现象也有可能存在，且在这种前提下更为关键。

最后，戴维森补充，我们没必要将道德要求置入不能自制问题的中心：当我判断x是更好的，这种更好不一定是在道德意义上的。30

II

对不能自制问题的解决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通过论文1已经引入的首要理由结构，来还原一般的实践推理流程：

大前提M：对X的积极态度（在本论文中，戴维森使用的词是 the agent sets a positive value on xxx）；

小前提m：对行动a属于X的信念；

结论1：行动a是可欲的

这种实践推理有可能是不充分的，比如我们遇到了道德冲突或实践冲突情形：

大前提M2：对Y的消极态度；

小前提m2：对行动a属于Y的信念；

结论2：行动a是可欲的。

如果比较结论1和结论2，我们就会错误地主张：最好去做行动a；最好不去做行动a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既可以使用一种“单边理智、单边感性”的推理模型，认为第一个推理是理智的，第二个推理是感性的35。

戴维森认为前一种模型是不足的：一方面，它不能说明不能自制现象，因为两边的实践推理看上去都是对我而言好的、可欲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体现不出行动者在内部衡量理由的过程，而更像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单纯选择。

戴维森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模型：意志衡量两边实践推理的强度，以此做出最终的决定。进一步要追问的是，意志是如何完成这种抉择的？

现在的实践推理图景如下：

大前提M1+M2

小前提m1+m2

结论3（经过意志衡量）：行动a是错误的

只有当意志能将两边的实践推理结合在一起衡量，结论3有可能出现，我们才能认为，一个行动有可能是正确的（rightly），也可能相反是不能自制的（当结论表明该行动是错误的，但行动者仍然作出了该行动时）。

戴维森最后借助Hempel的盖然推理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论证比较草率和粗糙，最后的核心结论是：

当我考虑到所有已知的相关要素时，我就可以完成上述加总推理。

我们目前不知道这种最终加总推理的具体机制，但戴维森认为，这种加总推理就是我们实践推理中的一种典型情况；

在这种加总推理的模式下，不能自制问题就不再是一个悖论，因为它的核心可以拆成两个维度：

a）我有理由做a；

b）如果我更为周全地考虑自己的现有理由，我就更有理由做b而不是做a；

a是成立的，只要我们接受戴维森关于理由与行动之间的因果性论点：我持有首要理由p，而p因果性地产生了我对行动a的意向；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考虑了包括首要理由p在内的整体当下理由集合，做行动a依然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行动a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我的总体理由在规范性上支持做行动b。

一言以蔽之：当我有对行动a的意向（它是不能自制的第一条核心条件）时，并不等于我做a就是合理的，而只能说明我有一个与a相关的理由42。【感觉这篇论文很琐碎，关键论证也很含糊】

Essay 3 Agency

一个事件是否是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和意向性相关，但不能等同：

（1）我有意向地做的事情总是行动；

（2）我无意向地做的事情也可以是行动，当我的信念发生差错时。比如：我以为我打翻的是茶，但实际上是咖啡，这时“我打翻了咖啡”就是一个无意向的行动；

（3）有些事件则根本不是我的行动，比如我被别人碰到了手，从而自己打翻了一杯咖啡。45

戴维森深入第二种情况，即所谓的误解情形：当我误以为我在做a，但实际上在做b时，虽然b不是我的意向性行动，但它总是伴随着我的一个意向性，即做a的意向性。45相比之下，被别人碰到手而打翻咖啡的事例中，我自己并没有任何意向性。45-46

据此，对行动定义给出一个初步回答：某人是某个行动act的行动者agent，当他能够将该行动在某一个角度下解释为有意向的行动。46

这也同时暗示了，意向性不是对行动者agency的完备描述，因为意向性行动不是“一类行动a class of actions”。戴维森的意思是，意向性行动在外延上和相关的非意向性行动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比如“我开了灯”（意向性）以及“我警告了贼”（非意向性），它们根本上只是对同一行动的不同描述。

然而，戴维森认为，行动性agency的表达必需是外延的，它一定涉及一个具体的行动结果。就此而言，agency比意向性是一个更为基础的概念 47。大概的结构如下：

对同一个行动者agent的某个行动A的描述，既可以按照意向性，也可以按照行动结果进行：

a）我想骗保险，所以烧了房子（A） -在该描述中，前半句是我的意向，而它是后半句的effect，但戴维森又认为，effect也属于一种因果性描述，尽管它本身不同于cause 48【非常含糊，混乱，故弄玄虚……】戴维森又说，该行动的cause是我骗取保险的欲望desire 47

b）我点燃了床单，所以烧了房子 -在该描述中，前半句是我的一个行动，它是后半句的cause 48

由此，戴维森尝试提出第二条标准，即因果性：成为对某个行动而言的行动者，就是去造成cause这个行动。48

日常因果性的不足：如果我们依照日常因果性来解释上述因果性标准，那么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原始行动”，它造成了后续的行动，使得我们是后续行动的行动者 【原始行动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agency- primitive action；但原始行动与后续行动的关系是action1 - action2】。然而，我们如何能够是原始行动的行动者呢？49

尝试加入另一种因果性：行动者因果性 agent causality，它想要主张，agency-action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因果关系 52【这种独特的行动者因果性是戴维森下文批评的方案】

行动者因果性的最佳匹配模型是某种“手风琴模型”，它主张：a）原始行动是一种身体行动，它由行动者发起；b）该行动可以徐徐展开为一系列后续行动；c）后续行动与初始行动具有时间间隔以及数目上的区别，但是它们也有紧密的因果联系

戴维森主要反驳最后一点，即手风琴模型中的行动之间存在数目的区分，他重提了自己行动描述的观点，认为这些行动之间只有描述的区分；由此，戴维森认为，根本上来说不存在一个数目上不同的“原始行动”，因为原始行动只是某一个描述之下的行动，比如：

我按了开关；我开了灯；我警告了贼

手风琴模型会认为，我按下开关是一种身体性的原始行动，然后它引发了后续行动；戴维森则认为，我按下开关只是某一描述之下的行动，它本质上与其他两种描述的行动是同一的

这样一来，最终本文得出了一个消极结论：因果性也不是判定agency的核心标准 【因为agency和初始行动之间的因果性不是一种特殊的因果性，而只是某一个描述之下的因果性】。60【戴维森一方面认为，理由和行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又不认为行动者与行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者说不只存在因果关系，还挺有趣的，看接下来如何展开】

【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说，agency是一种通过合理化态度而cause行动的机制呢？这种行动既有可能是意向性的，也有可能是非意向的（如下一篇论文的怪异因果论证揭示的那样），但一定是和合理化态度相伴随的】

Essay 4 Freedom to Act

核心结论：行动的自由可以是一种因果力量；行动的自由不能被彻底清晰地定义：一个自由的行动一定是有意向性的行动，而意向性一定和合理化态度（信念+欲望）相关；然而，我们不知道合理化态度如何与意向性之间紧密连接，因为它们有可能造成同样的、然而非意向性的行动。【合理化态度-意向性-行动自由】

【1】奥斯丁对摩尔的反驳

摩尔认为：

1 “本可以couldhave”意味着“如果我当时做了选择，则我本可以”

2“如果我当时做了选择，则我本可以”可以替换为“如果我当时做了选择，则我本应该should have”

3 （由上述两条所暗含）由于我本可以或本应该做一些不同于我实际上所做的事，所以上述句子中的“if如果”蕴含着一种因果条件

奥斯丁认为对命题3的推理是错误的；戴维森的反驳在于，对命题3的推理仅在一个特殊角度下是错误的，它也可以是正确的；但戴维森也赞同奥斯丁对摩尔的批评，即命题3不是无条件正确的

摩尔的主张可以被还原为：“A能做a，意味着如果A选择做a，则他会做a”

奥斯丁和戴维森都承认，摩尔的主张可以被转写为“A能做a，如果A选择做a”，因为：“A能做a = 如果A选择做a，则他会做a”；“A能做a，如果A选择做a = A会做a，如果A选择做a，如果A选择做a （逻辑等效）”66

奥斯丁进一步认为，不是所有的if都可以还原为因果条件，比如“A能做a，如果A选择做a”，这一点戴维森也认同

但戴维森不认同，所有的if都不能还原为因果条件——戴维森强调，“如果A选择做a，则他会做a”这个命题中的if，就与can情形中的if不同，前者可以是因果性的，这一点是他与奥斯丁的分歧所在。67

戴维森对奥斯丁的反驳：（1）在因果性和非因果性的句子中，if并不存在语义上的区别，而仅仅存在认识论上的区别；（2）if在任何情形下都允许换位原则，我们可以主张“A会选择做a，如果A能做a”，但奥斯丁却认为这一点不可能。67

戴维森发展了一个宽泛语义上的能够can或自由行动：由于我的行动可以在某个角度下被描述为意向性的（它指向一个结果a），但另一些角度下被描述为非意向性的（它同时产生了未被意向的结果b、c、d），两者不是不同行动，而是一个行动的不同描述，因此，我们可以主张，后续的非意向性结果依然是我自由地做出的，也是我能够做的。71同时，戴维森主张，我能够做的无意向之事是被有意向行动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描述1之下的行动造成了描述2和描述3之下的行动？】

接下来的分析则聚焦于另一种因果性的可能，即行动者与其意向性行动之间的因果性，它涉及一个两难：

a）如果行动者的自由行动是一种因果力量，那它一定要和行动本身有所区别；

b）然而，一个和行动本身不同的东西，如何能够被行动者所造成？

b1）一个和意向性行动不同的东西，本身甚至还不能又是一个行动，因为这时我们会继续追问，行动者是否能自由地做出它

戴维森的解决方案：只能存在着一种不是行动的条件性要素，它与意向性行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该条件性要素就是行动者的欲望和信念72

公式1：A能意向性地做x（在描述d之下），意味着如果a具有能够将x合理化的欲望和信念，则a将做x 【该公式在本文末尾将被推翻，出于怪异因果的情境】

在其中，欲望和信念，以及“拥有欲望和信念”，都不属于行动者做出的行动 73

当我凭借合理化态度而造成出一个行动，这时我就是在有意向地做该行动，并且就是自由地做出它（free to do it）以及它在其他描述之下的状态

据此，戴维森提出了对奥斯丁的决定性反驳：

奥斯丁的重点在于，“A能做a，如果A选择做a”，这个句子中的“如果if”不具有因果性；

戴维森的版本则是：“A能意向性地做a，如果A具有能够将之合理化的态度（欲望+信念）”，这个句子中的if具有因果性；

【2】戴维森对法兰克福的接受与深化

接下来戴维森转向法兰克福过度决定模型对因果性的挑战：

法兰克福的过度决定模型意味着，即便我的合理化态度（欲望+信念）确实，我依旧会做出同样的行为，这引发了如下的直觉冲突——

直觉1：如果我在因果上无论如何都要做某事，则我不可能自由地做该事；

直觉2：如果我选择了做该事并且实际上做了该事，那么该行动就一定是自由的，不管当我没选择它时我还会不会做它；

戴维森通过强调行动的意向性避免该疑难：（1）即便我们的合理化态度缺失时，我们会做出相同的事，我们凭借合理化态度而做出该行动，也是一种自由行动【保全直觉2】；（2）然而，在凭借合理化和不凭借合理化做出的行动中存在区别：前者是意向性行动，而后者不是【化解直觉1】 【感觉戴维森在这里又故弄玄虚，实际上逃避了法兰克福问题的核心】

【3】怪异因果与理论修正

怪异因果情形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它在合理化态度与意向性之间掀起了一条裂痕：

过去我们认为，如果合理化态度造成了一个行动，则该行动是行动者的意向性行动；

然而，一旦注意到怪异因果，则上述的推理就不成立了，戴维森没有选择外部的怪异因果链，而是选择了内部的怪异因果链——

怪异情形W：在攀岩营救时，我知道如果我松开手，我就能轻松不少（但我救的人会死），同时我也想变得轻松，这时，我的以上信念和欲望有可能导致我松开手（它们是诱惑性的心理安慰倾向），但我其实并没有选择松手，也没有意向松手。

总结：对于相同的欲望a与信念b组成的合理化态度A，它可能造成一个行动x，但该行动既有可能是意向性行动，也有可能是非意向性行动。如果是后者，则行动者也不是自由地做出该行动。

总结2：因此，直到末尾，我们还是不能成功说明，到底什么是自由行动的标准，除非我们能够辨别，在何种情形下合理化态度造成的行动是意向性的，何时是非意向性的，但目前我们没法提供这个标准，我们无法在两种causality之间做出实质性区分。80

总结3：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能够坚持，行动的自由可以是行动者的一种因果力量。

Essay 5 Intending

无聊，略【回头了解Anscombe了再回来观望一下】

Essay 6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

用不到，略 【但其实这篇论文在本部分最重要，贯穿后面几篇的论证路线】

Essay 7 Causal Relations

核心观点：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必须区分开因果关系的逻辑形式，以及对具体因果性的分析或解释。在因果陈述的逻辑形式下，原因cause被当做事件event来看待，它符合休谟的模型，也主张因果关系的逻辑形式就是对某种因果法则的实例化；在具体因果性的解释下，因果关系的两端则被当成命题而非事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毋宁是一种解释性关系：作为原因的命题a，能够因果地解释作为结果的命题b。161-162之所以因果解释中的两端不是事件，是因为，我们即便替换其中的共外延词语，也不会影响因果解释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这些命题是对某个事件的一种描述方式，它可以被替换为另一种描述方式。这种替换，在因果的逻辑形式中是不存在的。

对Mill充足理由律因果论的反驳：Mill认为，“划这根火柴就会点燃这根火柴”是一个不完备的因果分析，因为除了划火柴，我们还需要其他前提条件，比如“这根火柴是干燥的”等等。戴维森认为，Mill的主张其实混淆了作为原因的事件和作为原因的、在某种描述下的事件：实际上，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划这根火柴”和“划这根火柴，且它是干燥的”只是对同一个事件的不同描述。

类似地，戴维森对因果关系背后的法则law也提出了一个折中主义的见解：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任何因果关系都蕴含或基于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因果解释时，我们没有必要明确地知晓背后的因果法则，而只需要主张该法则的在场。【戴维森的这一主张，大大减小了在具体的因果解释情形中的知识压力，又保全了因果关系在逻辑形式上的完备性】

Essay 8 The Individuation of Events

核心观点：事件必须在本体论层面被赋予个别化标准，这一标准最好被描述为事件在因果关系上的一致性——如果对事件的两种描述具有同样的原因和效果，辅以描述下的事件具有同等的时空坐标，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两个描述所对应的是同一个事件。

总体而言，当我们谈到事件之间的同一性时，我们并不是认为两个实体具有同一性，而是认为两个关于事件的句子之间具有同一性。163

事件的内在模糊性：一方面，我们认可，对同一个事件可以用不同的句子来描述，比如对一个行动进行不同描述；另一方面，在对事件的描述语句中，我们却难以找到一个指称事件的单称词项。

在一个句子中，能指称出一个事件的单称词项包括：“this/that”，但也包括“my eating breakfast”。不过，如果后一个句子改写成“i ate breakfast”，则单称词项就消失了。

我们必须在本体论层次上将事件理解为一个实体或者一个个体，否则关于行动的不同描述可能、对事件的解释和重新描述、对因果的诠释等等都会失去基底。165另外，当我们在“数”具体的事件时，比如我们说“这是他第三次抽烟”，这时，第三次抽烟作为一个特殊事件，就必须在本体论上得到划分，而不能被还原为“他抽烟”这样的抽象与普遍版本。

另一方面，从句子的逻辑形式来看，我们也必须将事件抽出来当做实体。比如，为了从句子“凌晨两点，我在阳台抽烟”中逻辑地得出“我在阳台抽烟”，我们就必须把句子中的状语附加在一个事件x身上，而不是附加在动词身上，从而我们必须将句子解读为“存在一个事件x，即我抽烟，它发生在阳台，以及发生在凌晨两点”。如果没有作为句子基础的x，这种句子的简短化就是难以完成的。166-167 （反过来说，为一个句子添加任何的状语，都可能不会改变句子对事件的所指，也就是说，该句子仍然还是对同一事件或同一行动的不同描述；相应地，更换一个句子中某个单词的外延，也不会影响该句子指称的事件。）

【共外延词语的替换有可能不适用于带状语的行动句，以及状语的补充或增减可以使得行动句依然指称同一个个别行动，对戴维森而言，只有基于行动/事件在本体论上的个别性才能得到证成。对此的简略重述参见附录一，但戴维森具体的论证很复杂，分散在不同论文中。[感谢飞哥对我的关键指正]】）

对于那些缺少明确指称性单称词项的事件语句中，对其中事件的同一性的论证成了一个难题。对此，戴维森拒绝以下两种立场：

（1）一个句子的整体可以构成对一个事件的单称词项；169

（2）如金在权所主张的那般，根本上放弃对某类事件中的同一性追寻，比如否认“布鲁图斯捅了凯撒”和“布鲁图斯杀了凯撒”是同一个事件。【戴维森坚持认为两者是同一个事件】

判断事件同一性的某些标准：（1）事件是属于同一个实体的变化；（2）事件具有同样的位置；（3）事件具有同一个时间坐标。

判断事件同一性的最终和最佳标准：事件具有同样的原因以及同样的影响effect 179该标准同样适用于对心灵事件与心理事件之同一性的判断：我的疼痛与我某处生理-心理学的转变，具有同样的原因和影响。

Essay 9 Events as Particulars

从语言使用来看，我们不会否认，事件会被作为一个特殊的事物来使用，被加以it这样的代词，同样还能被数数（“我的第二次理发”，“油管的第三次爆炸”）。

同时，如果我们将事件句替换成行动中心句（比如，将“the explosion”替换成“xx exploded”），作为一个单数名词的事件似乎就消失了。这似乎为特殊事件的基础性地位提出了威胁。182

齐硕姆的一个相关论证：齐硕姆注意到了重复事件中的一种解释难题：当我昨晚喝了牛奶，今晚又喝了牛奶时，我会说"i do it again"，这意味着，同一个事件“it”得到了一次重复，也就是说，昨晚的喝牛奶和今晚的喝牛奶，这两个特殊事件之间存在某种共性。这种共性如何解释？

方案1是普遍-特殊的实例化[events as particulars and universals]：存在着普遍意义上的“喝牛奶”这一事件，而昨晚的喝牛奶和今晚的喝牛奶是对它的两种示例化。也即，存在着普遍事件A，以及特殊的示例化事件a1,a2,a3... 182-183这种方案引入两种本体论上有差异的事件范畴，即普遍事件和特殊事件；

方案2，即齐硕姆的方案[event not as particulars]，是否认存在两个特殊事件，而只有一个事件的重复或再演。为了否认存在两个事件，齐硕姆只能否认某个事件的“上演”本身有着特殊性的存在，也就是否认特殊上演中存在着一个实在论-本体论意义上的事件——没有a1或a2，而只有a（但不是A）.齐硕姆的方案可能得到两方面支持：其一，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完整的事件不但有事件本身的内容，还包含不同的时空形式，也就是说，所有看似特殊的a1,a2,a3只是一个事件总量a的不同部分（一个子集）；其二，我们可以说，“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指的不是完全同样的事情，而是相似的事情，所以“Tom结婚了”，以及“同样的事情在John身上再度发生”，指的不是一场同样的结婚，而是人物、时间、地点不同但内涵相似的一个行动。183-184

戴维森的方案3[event only as particulars or entities]：核心论证还是通过事件的外延替换和状语的增减，具体论证细节略。

Essay 10 Eternal vs Ephemer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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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11 Mental Events

核心结论：在作为原因cause引起物理事件B时，一个心灵事件a其实可以在另一种描述下作为物理事件A（或者加上复数性的BCDEF）存在，且A和B之间存在物理法则。但心灵事件a和物理事件B之间不存在某种心灵法则、也不存在“心物法则psychophysical law”。此外，心灵事件a和相应的物理事件A之间的关系不可以清晰地解释（我们不知道心灵事件a对应的物理事件A是什么）

之所以不存在纯心灵的法则，是因为心灵领域的整体主义特征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封闭结构；之所以不存在心物法则，是因为心与物作为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不能经历共外延替换（参见p.243）。

【下一篇论文的开头做了更简洁的总结，参见230-231】

论证目标：在康德式立场上论证以下三条原则之间的不矛盾，尤其原则1+2与原则3的不矛盾性——

原则1：因果交互原则-心灵事件与物理事件在因果上有交互影响，比如在行动的例子中，心灵事件影响物理行动，而在信念获取的例子中，物理事件影响相应的心灵信念；

原则2：因果的法则性（nomological）-作为原因和结果的因果事件受制于法则；

原则3：心灵事件的因果反常（anomaly）-心灵事件无法在强决定论视角下得到预测与解释

I刻画出解决问题的立场：反常论的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 = anomalism + monism）

前提一：任何事件，无论心灵还是物理事件，都是一个特殊的个别实体，否则共外延替换和状语增减是难以处理的；209

前提二-区分心灵和物理事件的标准：（1）心灵动词是一些表示命题态度的动词，与之相连接的句子一般不能进行外延替换（我知道晨星不等于我知道暮星）；（2）心灵描述是这样的描述：事件x是M，其中M本质上包含至少一个心灵动词；（3）因此，一个事件的心灵特征就在于它（在布伦塔诺用法下的）意向性；210-211

如果我们将事件不理解为本体论上个别的，而仅仅理解为一类事件，如查尔斯·泰勒那样，那么，我们顶多能提出一种带有因果性的心物同一理论：心灵和物理状态之间存在着法则性的强对应关系；

戴维森进一步提出四象限——根据承认还是否认心灵层面的法则性，以及根据是否承认心灵和物理之间存在同一性，我们可以区分出：a-法则性的一元论（心物同一）；b-法则性的二元论；c-反常性的一元论（戴维森本人的立场）；d-反常性的二元论

只有c能够解决戴维森前述的三条原则之间的矛盾。

在心灵和物理的具体关系上，戴维森接受的是一种随附性结构，他给出的随附标准是：（1）物理层面完全一致的两个对象之间不存在心灵层面的不同；（2）心灵层面的变化一定引起物理层面的相应变化；214

II为何心物之间不存在法则性【对反常论的证明】

从反常一元论出发，我们可以接受，某种普遍的心-物陈述是逻辑上正确的（害羞的同时我会脸红），然而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心物之间依然不存在法则性，顶多存在粗糙的盖然性。215-216

戴维森对这种非法则性的论证有多个层面——

论证一-反对定义上的还原论：心物之间不存在定义上的还原论，比如一种关于心灵的行为主义还原论。这不但是因为，一般说来，任何定义层面的还原论（伦理中的自然主义；科学上的操作主义；关于意义的因果论等等）都是失败的；还因为具体说来，如果我们对心灵进行行为主义还原（把某人的信念还原为他念出来的音节“there isxxx”），我们一定会对所谓的物理行为增加其他的前设（该人懂英语、 他是有意地发音等等），这些前设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心灵特征。216-217最后，由于心灵上的整体主义（下文将展开），我们很难对单一的心灵事件找到一个恰切的行为主义表达，或者说这种对应的表达根本上来说是不存在、不可信的。

论证二-对法则性的分析：（对古德曼的借用）戴维森化用了古德曼对绿蓝的提及，认为绿蓝不像古德曼认为的那样，是不适用于法则的，而是在与绿宝石这个主体的关系下不适用于法则。也就是说，绿蓝和“绿蓝宝石”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合法则的。戴维森进一步扩展这个类比，认为心灵和物理事件之间的关系，就仿佛绿宝石和绿蓝一样，彼此之间不适用于法则。218

论证三-同质归纳和异质归纳：我们从经验中固然可以得出一些有盖然性的心物关系，并且基于此做出归纳，然而，这种归纳并不等于法则性。戴维森区分了同质归纳和异质归纳generalization：同质归纳的特点是，它的归纳效度会被增进，只要我们引入更多前设、条件和具体示例。同时，我们能在同一个语汇域下道说法则（比如我们在物理科学领域使用物理法则）；异质归纳的特点是，我们无法用当前领域的语汇正确地陈述背后的法则，尽管可能有法则的存在。

戴维森以“长度”的测量为例子：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关于长度本身的理论，仅凭“a比b长、b比c长，因此a比c长”这样的二元函数，我们永远无法说明“a具体多长、b具体多长”。只有我们提出一个建构性的基础理论，我们才能在物理科学领域建立合法则性。类似地，只有一个建构性的、关于心灵事件的基础理论，我们才能论证它与物理事件之间的法则性，然而，戴维森认为，这种关于心灵基础的建构理论不存在，因为心灵事件本质上属于一种整体主义holism框架。也就是说，不存在一种由心灵词汇组成的心灵法则（比如信念a引起欲望b）——

为了理解任何独立的心灵事件，我们都必须将其与其他心灵事件一同理解，不管是信念、欲望还是其他心灵态度。类似地，在言说行为中，我们也需要先理解言说者对其言说的态度，才能进一步理解他的言说本身。进一步地，戴维森援引了蒯因对翻译之不准确性的论断，认为这一点与这种整体主义的理解观密切相关。

III对一元论、心物同一理论的证明

对一元论的证明来之轻易：从心灵事件cause了物理事件，或者反过来物理事件cause了心灵事件的例子中（原则1），我们一定会运用法则（因为有cause；原则2）；而由于不存在心灵法则，所以该法则一定是物理法则；也因此，心灵事件，一定可以在另一种描述下同时是物理事件，从而适用该物理法则【戴维森基本浓缩了自己的核心思想：描述的多元性；心灵事件作为cause的特征；心灵法则的不可能性】

同时，心灵对物理的cause不一定要求我们清晰得知背后的法则内容，我们可以停留于对法则性的体认，也即坚持背后存在法则，尽管我们尚未得知法则为何。【这一点继承了Essay 7的核心结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确切地说清楚，心灵事件a对应的是哪个、或哪些物理事件ABCD，从而我们就不能预测心灵事件。这样一来，先前提出的原则3就成立了。224

在最后的附论中，戴维森继续批评古德曼。后者认为一切绿蓝宝石都是绿蓝的不是一个法则性陈述，但戴维森认为是。

Essay 12 Psychology as Philosophy

核心观点：重复了Essay 11中关于心灵整体性和翻译不准确性原则的应用，强调心理学（或者一种特定的心理学）作为关于意向性或命题态度的学问一定不能采用类-科学的法则性研究，而必须当做哲学。

如果某行动在某个描述之下是意向性的，那么作为该意向性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可以追溯相关的信念和欲望（它们对行动而言是efficacious的）；但反之则不然，也即，信念和欲望不是行动意向性的充分条件——我们不能说，只要存在信念a和欲望b，且没有其他欲望和信念的冲突情形，我们就一定会意向地做出行动c。这一方面是因为，戴维森一直被怪异因果的情形所困扰：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我拥有相应的信念和欲望，且做出了相应的行动，但该行动却不是意向性地被造成的，这一点在Essay 4末尾有展开讨论。232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于心灵的整体主义观点（Essay 11），我们无法充分计算这种法则性的条件，也即我们无法确切说明，我们有哪些信念、哪些欲望，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地没有冲突。233

怪异因果的两种情形（本文只使用了第一种）——

A间接因果：我想杀死a，为了杀死a我必须杀死b，但我不知道其实b就是a。我杀死a的欲望导致cause了我杀死a的事实，然而，我杀死a的行动并不是意向性的；

B内在怪异因果：Essay 4末尾提供了一个紧急营救的例子。

基于此，戴维森也总结了自己理论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因果关系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解释行为；劣势在于，这种解释的模式永远不能接近科学模式（因为缺乏心-物法则性）。

在Reply 2中，戴维森重复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坚持：（1）对一个心灵现象A而言有对应的、另一种描述下的物理现象a；（2）物理现象a和b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但心灵现象A和物理现象b之间不可以用因果关系描述。

论证一：心灵现象不可以经历共外延替换，因为它具有命题态度的特殊性质。从“我相信a”以及某个事实“a就是b”中不可以推出“我相信b”（因为我并不知晓a就是b这个事实）；

类似地，在因果性中也有外延替换：“a和b之间有因果性”以及“A和a是不同描述下的同一事件”不能推出“A和b”之间有因果性。242

Essay 13 The Material Mind

略【对人工智能心智模型的一种基础讨论，总体还是重复心智的整体主义等等特征】

Essay 14 Hempel on Explaining Action

Hempel认为，任何解释，包括对行动的解释，都要诉诸经验上可知的某些法则。但Davidson不是非常认同这一点：第一，我们在首要理由（信念+欲望）和行动的关系之间并不总是能发现法则，而更多的是冲突、不激发等等情形。也就是说，拥有相应的首要理由时，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行动；第二，诉诸首要理由/动机的行动解释之所以是可取的，虽然不在于它蕴含法则，但在于它蕴含一种因果关系，即首要理由造成cause了行动。

【下略】

Essay 15 Hume's Cognitive Theory of Pride

开头强调自己不是复述休谟的想法，而是基于休谟的雏形发展一种能被接受的理论。避开休谟的心理原子主义。

休谟的洞见：（1）包括骄傲在内的一系列间接热情indirectpassions都是命题式的，也即“i'm proud that xxx”这样的；（2）proud的命题内容，即that后面的内容，总是由对该内容的信念（my belief that xxx）所造成cause的 277-279

在适当修正休谟观点之后，总结出关于骄傲的一般结构：为了cause骄傲，我们需要（1）一种关于主体自身的信念：主体拥有一种特定的特征a；（2）对任何拥有特征a的人的赞赏态度。由（1）和（2）可以推出自我赞赏，它就是骄傲。284 （休谟本人的复杂表述在282）

再度修正休谟：根据休谟的骄傲推理，我们不能得出我们为某人而骄傲，而只能得出为某人的某个方便而骄傲。比如，我们因其“拥有一所大房子”而对其感到骄傲，但不一定对其本人感到骄傲，比如他的房子来路不正。285

总体说来，戴维森解释骄傲和解释行动用的是同一套结构：骄傲背后有着一种积极性态度（赞赏态度）以及相应的信念，两者和骄傲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时也为骄傲提供了理由（或进行了合理化）。285

最后戴维森认可了一种可能性，即骄傲者对其所骄傲的内容的认知出错了。为了消解这种错误，我们必须依照整体主义的心灵观，综合考察骄傲者的各种命题态度，比如欲望、信念、激情整体等等。290

附录一 行动的副词

形容词和副词在修饰作用上有所不同：（1）我们可以摘取一个句子的副词，但保持句子的存留（it flies quickly）；形容词则不同，对于单纯的表语句子（he is young），摘除形容词就不再剩下完整的句子；（2）作为定语的形容词可以摘出来单独修饰主词，比如“它是一顶羊毛帽子”可以拆分为“它是羊毛的且它是帽子”；然而，副词不能摘出来修饰主词，比如“它飞得很快”，不能拆分为“它很快而且它在飞”，因为副词修饰的是事件。【戴维森的这一区分涉及行动的个别化individuation问题】293-294

以上区分暗示出，行动总是一个个别实体性的事件。

由多种状语组成的一个句子与其下的子集之间的蕴含关系，暗示了状语和行动的个别化：“一次发生在7月份的北京的鸡蛋孵化”蕴含了“一次发生在北京的鸡蛋孵化”蕴含了“一次鸡蛋孵化”，且如果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只有一次鸡蛋孵化的话，那么“一次发生在北京的鸡蛋孵化”就等同于“一次发生在七月份的北京的鸡蛋孵化”。296

然而，状语的灵活性有一个难题：它不适用于包含命题态度的状语，比如intentionally.这一难题没有发生在状语的增减情形，而是共外延的替换情形中：一般而言，一个事件的谓语可以被替换为同外延的另一谓语，但是如果有意向性等命题态度的参与，这种替换就是不成立的：俄狄浦斯有意向地杀了一个老头不等于他有意向地杀了他的老爹。

戴维森的解释是，这一类命题态度状语不承担任何谓词功能，它并不代表一种主体的行动方式，而是代表主体看待行动的方式。297

[隔着时间差的同一事件]：如果小明往行李箱里放了炸弹，然后炸弹后来引爆了飞机，我们就可以提出三个行动描述——

1.小明的放置炸弹行为；2.飞机的毁坏；3.小明的毁坏飞机行为

戴维森认为，由于1造成了2，从而证明了3为真；此外，由于小明自始至终只有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必须承认1和3是同一个行动。然而，很显然，1和3不是同一个时间点发生的，因为3的发生是滞后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称两个在不同时间点发生的事件为同一个行动？

戴维森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回答：1和3是同一个行动，因为它们发生在同样的时间。【在Essay 8中，戴维森尚且认可时间差的存在，在这里他否定了这种时间差】

进一步的拓宽：我们可以说一个行动包含多个在不同时间点的事件。比如，对于描述3，“小明的毁坏飞机”，它至少蕴含两个事件和一段因果关系：小明的行为a，飞机的毁坏b，以及a造成了b这个因果事实。在其中，a和b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属于不同的事件，但是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行动。所以，我们会发现“小明何时毁坏飞机？”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它的答案包含两个时间点，而不是一个。300 【戴维森关于行动同一性的理解真的非常奇怪，充满各种断言，也相当不符合直觉……无论是Essay 8版本还是这个版本。但是这方面似乎确实可以比较他和黑格尔的归责理论……】【至少我们需要注意，晚年的戴维森开始明确区分行动和事件，而不再是行动和行动的描述】

类似地，这个例子也适合地点变化：如果两个船员在船上打架，其中一个掉进海里，然后淹死了。活着的船员A否认自己杀人，因为只有在本国船上发生的谋杀才算杀人，但船员B是死在海里。戴维森和当时的法庭都拒绝了这个理由，而戴维森给的理由是，A杀死B这个行动具有两个时间点，一是发生在甲板上的打斗，二是B在水中的死亡，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时间点回答“when did it happen?”，而必须用两个。

这种时间差和地点差不止适用于行动，还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事件，比如“太阳把雪晒化了”。301

以上框架可以进一步回应两个挑战：

挑战一：如果“我开了灯，吓退了贼”仅仅是一个行动，那么它可以被分析为——我是行动者，它是开灯，它是警告，它关于灯，它关于贼。从而，我们可以将之自由组合成另一种形式：我开灯了贼，我警告了灯。

戴维森的反驳：我们应该将该行动理解为两个事件，我作为行动者开了灯，然后我开了灯这个事件（它不关乎agency）cause了对贼的警告。302

挑战二：如果我快速地推动拉杆，从而让一面旗子缓缓升起，且这是一个行动，那么这个行动既是快的又是慢的。

戴维森：同样地，该行动蕴含两个事件，而状语是对其中事件的修饰而不是对行动的修饰——我快速地推动拉杆，这件事情造成了旗子的缓缓升起。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