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上）——九家《论语》对读系列之二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是中国经学史、思想史上的大问题。在传统时代，孔子作《十翼》是被当做信仰来接受的（《十翼》是注解《周易》本经的十篇文献，由《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说卦》、《文言》、《序卦》、《杂卦》组成，这十篇合称《易传》）。其最初的传世文献记载，应当来源于司马迁：
此后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这件事情基本上被当做历史事实接受了下来，也成为儒家信仰的关键组成部分。直到北宋的欧阳修，开始对此有所怀疑。清代中叶以来，崔述（字东壁，1740-1816）开始对各种文献记载有系统的怀疑和批判，这股风潮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开启的「古史辨派」发扬光大。经过钱穆、郭沫若、冯友兰、李镜池等人的考辨，「孔子不作《十翼》」成为了学术界主流。但是近五十年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简等一批出土文献的重新现世，这一问题又重新被讨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或者说相当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学者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传统。虽然不再严格主张「孔子作《十翼》」，但认为孔子和《易经》有很深的关系，并且《易传》的主要思想出自孔子。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绝大问题。
一、李学勤的「亦」字晚出说难以成立
孔子和《周易》的关系，在《论语》中最为人称道的是：
在西汉，《论语》有三个本子在流传，分别是《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鲁论语》和《齐论语》自秦始皇焚书后世已不传，末世口说流行，秦汉之际大约是靠一代代儒者口耳相传流传于民间，汉初的时候，以当时通行的汉隶写成定本。《古文论语》得自孔子旧宅壁中，是以先秦时的战国文字写成，此即所谓「古文」（依王国维说）。
汉兴，「古文」废弃不用，能认识的人已经比较少了。东汉末年，郑玄给《论语》作注，篇章上以《鲁论语》为底本，文字上以《古文论语》校对《鲁论语》。大凡文字上的异文，郑玄基本上都遵从《古文论语》予以「读正」，并且在注文中将异文予以保留。
对「五十以学易」这句来说，郑玄注：
简单说，就是《鲁论语》此句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古文论语》此句作「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郑玄作为古文经学大家，以《古文论语》文字校订《鲁论语》文字，「凡五十事」（陆德明《经典释文》），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本《论语》，基本上是郑玄遵从《古文论语》改正的结果，只有极少数字，魏晋时期何晏作《论语集解》时，又改回了《鲁论语》，譬如《先进篇》：
此条郑玄注：《鲁》读馈为归，今从《古》。可知《鲁论语》此条作「咏而归」，《古文论语》此条作「咏而馈」。馈，馈食也。郑玄这里遵从《古文论语》的「馈」，而何晏的《论语集解》又改回「归」。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本《论语》「咏而归」，就是在何晏《论语集解》改回《鲁论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这只是极少数情况，现在的传世本《论语》，《古文论语》和《鲁论语》的异文，大部分情况是郑玄遵从《古文论语》版本的结果。
郑玄的《论语注》，在流传过程中，这些保留异文的注文，很多都已经散失了。比如现在能看到的敦煌写本伯希和2510号，此章曰：
伯希和2510号写本
与通行本比较，「可」字下脱一「以」字。郑玄注：
可见，「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这个注是郑玄定「亦」为「易」之后的解释，但是保留异文的注文在敦煌的传写本就已经脱落了。郑玄注文中保留的异文，幸赖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得以传世。
根据李学勤先生《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作的学术史回顾，自何晏《论语集解》以来，基本上没人对此条有异议，直到清代的惠栋。惠栋在《九经古义》中认为此条应当「从《鲁》」：
李学勤先生说，「高彪碑年代为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著录于《隶释》卷十。惠氏虽用《鲁论》异文，却没有由此推论到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方面。」
李学勤先生在《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对「鲁读」问题的探讨，是为数不多、值得认真对待的意见之一。李先生认为：
李先生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三点：
1、「易」、「亦」应当是音近通假之误；
2、援引罗常培、周祖谟研究成果，「易」属喻母锡部，「亦」属喻母铎部，这两部在西汉并不相通，到东汉读音才逐渐接近，可以相通假。
3、司马迁时有作「易」的本字，「亦」字必然是晚出的。
李先生同时希望定州汉墓竹简《论语》能尽早发表，看看此句的写法是「易」还是「亦」。
李学勤先生《周易经传溯源》一书发表于1992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发现于1973年，在「评法批儒」的日子里，自然不受待见，直到24年后才由文物出版社于1997年整理出版。李先生写作此书时，应当尚未得见。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此条作「亦」。
邱居里「《论语》鲁读再探讨」（《历史文献研究》，2008年总第27辑）一文，将郑注28条「鲁读」与《古文论语》、定州汉墓简本《论语》、郑玄注、何晏《集解》列表比勘，大体上认定简本《论语》是《鲁论语》流传中的某个本子，其说基本可从。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是今天人们能看到的最早的《论语》版本，中山怀王刘修大约下葬于公元前55年，而简本《论语》的传授、写定、流传，又必定在此之前。准此，简本《论语》的流传下限，也至少与司马迁（前145年~？）大约同时，李学勤先生认为「亦」字必然是晚出的，即已不能成立。
此外，李学勤先生援引的罗常培、周祖谟先生的研究成果，这时也可以用来反向证明。正因为「易」、「亦」两字在西汉时读音并不接近，不能通假，而这两个字当时都确有流传，可见两字并非音近通假产生的异文。因此这两个字的异文，很可能都是传自先秦战国末期，自有「家法」「师承」，不能简单的说「亦」字版本是后出的。
此外，即便我们今天没有定州汉墓简本《论语》，引用「五十以学《易》」条，也大可怀疑。正如欧阳修、惠栋、崔述、顾颉刚、钱穆、李镜池、本田成之等人那样，他们都没有见到简本《论语》，单纯通过传世文献的仔细阅读和批判性思考，一样可以发现诸多问题。
除李学勤先生在本书中考辨「鲁读」问题之外，仍有一些为「五十以学《易》」辩解的观点值得注意，如朱宏胜、钱宗武「『鲁读易为亦』考辨」一文（《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
朱文创新之处有两点。其一，试图总结《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中28条「鲁读」的「义例」，以此来论证「鲁读易为亦」的性质。其结论是，「鲁读易为亦」跟其他义例一样，是「改易字」，「亦」是「易」的俗写。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就跟朱文中认为「崔子弑齐君」条的「崔」「高」两字是改易字一样，认为「亦」是「易」的改易字恐有失偏颇。我以为，「崔」、「高」的异文，以及「亦」、「易」的异文，很可能是源于先秦的「家法」「师承」不同，其自有渊源，至于一开始为何由此异文，恐怕难于知晓。但无论怎样，定州汉墓简本《论语》的「亦」字表明，「易」、「亦」两字应当是传自先秦旧说，这一点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朱文在这里总结的「义例」，其实是总结郑玄的「义例」，因为《论语音义》的「鲁读」，全部来自陆德明当时能看到的郑玄注文。但是郑玄的「鲁读」，只有形式上的「义例」，即全部「今从《古》」，并没有实质上的「义例」，去分辨这些异文是同音通假呢，还是家法师承不同呢，又或是传写讹误呢，都没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有义例，并不代表郑玄的「鲁读」有义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鲁读」全部「今从《古》」。郑康成是一位古典狂热爱好者，基本上是崇信当时已经废弃不用的「古文」，以「古文论语」为校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末世口说流行，难免不够准确，或者传写讹误。但仍不能排除《鲁论语》和《齐论语》有自己的家法传承，其中一些异文，很可能就源于此处。
其二，朱文末尾举出《论语郑氏注》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残卷：
朱文说：
这个论证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因其找到了「亦」为「易」字俗写的证据，且这个证据出自郑玄注文，更是极佳的证明。但仔细一想，这个论证是有滑坡的。郑玄是东汉末年人，前引罗常培、周祖谟的研究成果，铎部的「亦」字和锡部的「易」字，在东汉时期语音开始接近，因此在东汉末年可以通假，甚至写作俗字就一点也不奇怪。但这并不能证明在西汉初期乃至战国之世，这两个韵部读音并不接近的时候，此两字可以相互通假。因此，这个证据实际上给罗常培、周祖谟的音韵学研究成果平添了语料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他。
无论是李学勤的「放心引用」，还是朱宏胜的「不容否定」，调门都是何其相似，何其肯定。孔子真的这么喜欢《周易》？别急，后面准备了一系列的问题，要问到一些人头皮发麻。
二、金景芳与廖名春师徒立场之异同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论语》中「五十以学《易》」条。此条之外，最为人常提起的，就是孔子与《十翼》的关系。孔子作《十翼》，传世文献的记载，应当始于司马迁，见本文开篇引文。
顾颉刚先生于1920年代开启的「古史辨派」，对古史传说、古籍真伪，开始了系统性的怀疑和考辨。钱穆的《论「十翼」非孔子所作》一文，写于1928年、1929年，后于1931年收入《古史辨》第三册（钱穆这篇文章十条证据，见读书札记：学术之进步）。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钱穆有多篇文章收录于《古史辨》七册之中，可以说是「古史辨」运动的亲身参与者。其基本立场，是从史学的角度，考辨史料、史事，并在此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这与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康有为，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已相当不同。大致可以说，钱穆对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情感寄托；但其基本落脚点，仍是现代史学，从而跳出传统经学之外。
金景芳（1902-2001）与钱穆（1895-1990）、顾颉刚（1893-1980）大约是同辈人，但学术观点大相径庭。金景芳的《周易》研究，基本上仍持传统经学立场，重义理阐发，尤其是程颐、程颢对《周易》的义理阐发。但是最能刻画金景芳学术立场的，莫过于其对「孔子作《十翼》」的坚持。
金景芳在1995年对67年前钱穆的《论「十翼」非孔子所作》一文进行评论（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一期，《周易》的两个问题），他说道：
大致可以说，金景芳对「古史辨」派所倡导的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关辨伪，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一些可靠的结论，几乎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的。在上述文章中，金景芳还批评了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他说：
《周易》本经，即卦画、卦名、卦辞、爻序、爻辞这些内容，已经被证实是当时占卜的记录，没多少人认为当时的占卜记录体现了深奥的哲理与思想。即便是现在那些推崇《周易》的人，最多也是认为《易传》中有很多人生哲理和社会理想。金景芳的这个看法，认为卦爻辞本身蕴含着哲理与思想，到目前已经没有多少人接受了。
与上述文章一致，金景芳在《周易全解》一书中，对《旅》卦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的解释为：
我只能说，金景芳先生对《周易》研究的学术进展，几乎采取完全拒斥的态度。「丧牛于易」的历史故事，经过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已经完全为学术界所采纳，这个故事也已爻辞的形式在《周易》本经中予以保留了下来。李学勤先生是「走出疑古时代」的领军人，对顾颉刚先生的开创的「古史辨派」多有批评，让我们来看看李学勤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周易经传溯源》，第一章第一节）：
李学勤先生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李学勤先生接着写到：
李先生回顾了学术史，从王国维、陈梦家的甲骨文卜辞考证，以及《初学记》、《太平御览》、《山海经》、《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他继续写到：
也就是「丧牛于易」是殷先公王亥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详情已经难于知道，但是从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的记载看，仍能推得大致轮廓，并且这个故事以爻辞的形式在《周易》本经中保存了下来，并没有体现出什么哲学思想。金景芳先生对此显然难于认同，在他看来，「丧牛于易」的历史故事，是为「丧牛于易」的思想服务的，「丧牛于易」有什么思想？后世的所有解释，是在不知道「丧牛于易」这个历史故事的前提下的发挥，认为真实的历史故事是为后世的创作发挥服务的，这不是本末倒置吗？金景芳先生这里几乎看不出历史学家的训练，反倒像传统经学的卫道士。
金景芳说钱穆那篇文章十个证据，「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全无是处，枉费心力」，「《十翼》为孔子作，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过头去看，钱穆1928年那篇文章依然慧眼如炬，而金景芳这篇文章已没有几人相信——包括金先生的高足廖名春先生，也已经从乃师这个立场上有所后退。
廖名春《钱穆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一文（《河北学刊》，2004年3月第2期），详细回顾了钱穆文章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他学者，包括顾颉刚、钱玄同、冯友兰、李镜池，以及日本人本田成之等人就孔子与《周易》关系所发表的文章，然后总结说：
是廖名春在金景芳「孔子作《十翼》是铁一般的事实」的立场上，已经有所后退。不过，廖名春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并且成为「孔子传《十翼》」这一观点的重要支持者。他说：
廖名春先生《<周易>经传十五讲》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二版），从比较语言学的视角，统计了丰富的先秦语料，认为前缀词「有」、后缀词「如」「若」「然」、语气词「也」「矣」「已」「焉」「乎」「哉」、指示词「是」「斯」「此」「彼」、介词「在」「于」、结构助词「攸」「所」，这些虚词在《周易》本经中的用法更接近商末、周初的文献，而与春秋、战国不同。为《周易》本经产生于商末周初这一论断又添新证，这一论证是有力的，令人信服。
但是廖名春先生现在坚持的「孔子传《十翼》」一说，以及上述所引大段文字，仍然是沙上建塔，经不起推敲。此话怎讲？且待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