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益匪浅
读完这本书，我心中一些困惑得到了解答。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法治进程的公民，我一直很想知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重大决策的台前幕后。阚珂主任作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三十年的“老人大”，通过翻阅历史档案及结合其工作亲身经历，告诉了读者一个真实的全国人大和真实的中国法治进程。 建国初期，一些基本国家政治制度确立的决策过程，在阚珂主任的笔下跃然纸上。比如，“中央人民政府”为什么在五四宪法中从最高权力机关变为最高行政机关？为什么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叫“自治”而民族乡叫“民族”？为什么自治区不叫“自治省”？这些问题历来有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是事后为回答问题而做的分析，并非是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所做的考量。阚珂主任查阅了保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历史档案，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领导人的发言记录清楚表明了他们当时的想法。 阚珂主任在书中仔细梳理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历程。五六十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就充分重视人大的作用，确立了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全国人大在当时就建立起了预备会议制度、主席团制度等基本运作制度。人大制度在七十年代受到了严重损害。进入八十年代，全国人大的会议制度逐项恢复。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制定，标志着全国人大会议制度的规范化。随着法治的发展，全国人大的工作越来越精细。2005年，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细化为全国人大会议工作程序，会议地高效运行得到进一步保障。 立法工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了众多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得到建立。然而对于出台背后的故事，各方面资料阙如。限于各种原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议案讨论内容没有对外公开或没有完全对外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并不存在党派对立，但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作为一个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社会矛盾依然多发。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肯定有着众多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以及对外征求中对具体条文内容必然存在大量不同意见。“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对这些争议的讨论，是立法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甚至比制定草案本身更重要。阚珂主任深入介入了慈善法、安全生产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的制定，对制定过程中的部分讨论予以公开，打开了立法公开的一扇窗户。当然，也只能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而非打开一扇门。阚珂主任知道的必然比书中写到的多很多，囿于工作纪律，无法把真正尖锐的讨论写入书中，更不可能把真正涉及国家和人民重大关切的争论呈现给读者。 遗憾不止于此。阚珂主任提到，彭真同志概括了人大常委会有四权，即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然而阚珂主任侧重于讲述立法权，对后三权基本未付笔墨。一方面，作者本身只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局和法工委工作过，对常委会的其它工作不了解。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确实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恐怕还没有在预算审查、人大监督、人事任免方面有太多值得说道的作为。 作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三十余年的“老人大”，阚珂主任对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有责任发出更多的声音。然而这本书里看不到阚珂主任对此提出任何意见。不过，字里行间仍能看出阚珂主任的一些想法。我就帮他说几句多余的话吧。
关于全国人大代表。作者引述王汉斌副委员长的话，“减少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问题，我看也是可以研究的”。确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既需要有广泛性，也需要有便利性。中国幅员辽阔，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着几十亿人口，代表人数必不可少。但三千名人大代表，在会议组织上几乎无法保证听取每一位代表的意见。在仅有半个月的会议时间中，这么多代表要就国务院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法工作报告、财政预算草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宪法修正案等作出有效讨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绝大部分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发言机会非常短暂，完全来不及发表有建设性的意见。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因为全国人大规模庞大，不可能常年召开讨论国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关，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承担全国人大的职能。然而，全国人大常委目前仅有150人左右，人数过少，一位常委相当于代表近一千万人人口，代表性严重不足。同时，全国人大常委既非各地区提名或选出，也不是各政党提名，而是由全国人大主席团一次性提名、全国人大选出。全国人大常委既不能代表地区也难言代表政党，代表性明显不足。虽然说所有全国人大常委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统一意志，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政党的人民在事实上存在不同的诉求。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应当要拥有能够代表他们的成员，应当要时刻能听到代表他们的声音。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专职程度不够，绝大部分委员是兼职委员，日常有本质工作，参加人大工作只是其”业余”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工作任务繁重，兼职常委没有充足的时间去仔细审查每一份议案、认真参加每一次会议，更遑论调查调研、检查视察。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常委会工作中，必然影响审查议案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影响常委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