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另一片天空下》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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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相信，
虽然跟你短暂
旅行的最高目的是發現自我；旅行是eine Schule des Sehens，是「一門看的學問」。歌德通过测试自己对新的风景、艺术作品和种族的反应，来了解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他通过自己“发现古风”来实现这一点——歌德意识到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留下了大量鲜活的习俗，而不仅仅是一堆堆废墟。事实上，他在做一项实验，一项既是心理学又是文化意义上的实验。
《意大利游记》开篇的第一句是著名的“我也有过田园牧歌般的生活”（Et in Arcadia ego）。
马克·吐温（Mark Twain，他本身就是个满世界跑的人）说的话：“旅行是治疗偏见、固执和气量狭窄的良药……那些一生都窝在一个角落里的人不可能拥有仁慈宽厚的观点。”
在沼泽地闲逛使年轻的我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我一边感受着自己双腿的力量，一边在雨雾中寻找方向，同时思索着未来的人生。
看着火红的夕阳缓缓地下沉，同时为我提供了一个反思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机会。
如果说里温顿派克的山顶是欣赏落日的神殿，那么温特山的陡坡就是欣赏日出的观景亭。你可以坐在石楠和草丛中间，聆听云雀和杓鹬的叫声，看着太阳缓缓升起，把英格兰奔宁山脉（Pennine）的山脊和谷地一一照亮。
莎士比亚早于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300年表达了里尔克的洞见——“唯一的旅程是内心之旅”。
里尔克，他详细地描绘了旅行对旅行者的影响：我的目光已经接触到阳光明媚的山丘，这里距离刚开始走的那条路已经很远。我们就这样被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控制着；它的内部发着光，即使离得很远——它改变了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够到它，它把我们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在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变了……
波德莱尔因为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1857）“有伤风化”而吃了官司，为了矫正他的所谓浪荡作风，继父将年轻的他送往遥远的印度。这次经历没有改变他恣意妄为的性格，但他回忆时还是充满了欢乐：记忆中世界又变得多么小……早晨我们出发了，我们热血沸腾，我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痛苦的欲望，我们跟随起伏的波浪而去，在有限的海洋中抚育我们无限的欲望……然而只有那些为了离开而离开的人，才是真正的旅行者；他们的心情像气球一样轻盈，他们从不躲避命运，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说“走吧！”…令人吃惊的旅行者呀！我们从你们深邃如海的眼里读到了多少精彩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你们那丰富的记忆宝藏吧，那些由苍穹和星星做成的绝妙珠宝……给我们讲讲，你们真正看到了什么？
流浪者尤利西斯：我们旅行是为了寻找知识和美德，同时使自己更有人性。
假如欧洲是个仙女，那不勒斯就是她明亮的蓝色眼睛，华沙就是她的心脏；塞瓦斯托波尔、亚速海、敖德萨、彼得堡是她脚下的荆棘；巴黎是她的头；伦敦是她硬挺的衣领，而罗马——则是她的肩衣。
我花了5年时间，才写完《消失的王国》。搁笔之后，我有些茫然。我已过 “古稀之年”；多亏了伯明翰杰出的髋外科医生德里克·麦克明（Derek McMinn），我的身体又灵活起来了；我还得了一个文学奖，奖金足以支付长途旅行的机票。因此，就在等待出版商决定我接下来该写什么的当儿，我自己做主，策划了一次环球旅行。
这四句诗完全可以充当“漂泊者的座右铭”（Wanderers’Watchword）：我们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经商，热风吹着我们躁动的心：带着探寻未知事物的渴望我们踏上了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之旅。
我不属于波德莱尔所说的那种“为了离开而离开”的人。我也不像班扬那样，要进行一次高尚的朝圣之旅。我的目的可能更接近于歌德的“看的学问”——检验我的观察能力，发现重复出现的主题，抓住稍纵即逝的细节，然后把故事讲出来。我希望自己在讲述这个冲动冒险的故事时，能有一丝科贝特的尖刻，一点哈兹里特“头顶蓝天，脚踏绿草”的感觉，以及几分歌德的“真实又美丽的童话”的味道。也许就像丁尼生勋爵（Lord Tennyson）笔下年老的尤利西斯一样，我也只是一个“苍老的灵魂”（gray spirit），渴望最后再来一次冒险：死亡将终结一切：但在终点到来之前，也许我们还可以做一番高尚的事业，使我们配得上与神搏斗的人这一称呼。岩石上灯火开始闪烁：长日将尽，月亮缓慢地爬升，深沉的海水低吟着发出无数的响声。来吧，我的朋友们，去寻找新的世界，现在出发还不太晚……（因为）我定意远航，驶过落日和西方的星海，直到死去。也许漩涡会把我们吞噬；也许我们将抵达极乐岛，见到我们伟大的朋友阿喀琉斯。虽然已经走了很远，但是前方还有漫漫长路；虽然我们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不再叱咤风云，但我们仍是我们；一颗颗英雄之心，虽然历经时间和命运的侵蚀，依旧坚强地奋斗、追求、寻找，永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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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瑟王的种种传说成为理清后罗马时代史料的一大障碍。这些传说在康沃尔非常流行，甚至成了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1485），以及维多利亚时代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的长诗《国王的叙事诗》（The Idylls of the King，1859—1885）的背景。在永无休止的“寻找亚瑟王”的行动中，仅凭热情的力量，它们就使康沃尔的光芒盖过了英国其他所有可能找到亚瑟王踪迹的地方，例如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克莱德赛德（Clydeside），甚至苏格兰边境（Scottish Borders）。
杜穆里埃的《蝴蝶梦》和她的短篇小说《鸟》（The Birds，1952）被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拍成了悬疑电影，同样被希区柯克拍成悬疑片的还有格雷厄姆的《玛尔尼》（Marnie，1961）。但杜穆里埃最擅长的是描写嫉妒，并用众多富有诗意的文章来表现这一主题。《蝴蝶梦》中那句著名的开头，就是一句完美的六音步抑扬格的诗：Last night I dreamt I went to Manderley again.（昨晚我梦见自己又去了曼德利庄园。）小说的结束语同样非常精彩：And the ashes blew towards us with the salt wind from the sea.（灰烬伴随着海边的阵阵咸风向我们吹来。）她写道：“那些旅行的人总是在逃亡。”
逝去文化的灵魂或者精神会化身为一种难以捉摸的风气（genius loci），在它曾经繁荣的地方徘徊。
站在石阵旁，无论是在西彭威斯（West Penwith）的高地，（还是）在赫尔曼托儿（Helma Tor）的蕨草丛中……你都会感到仿佛在时间中遨游。当下消失了，时间差距没有了，是非成败的历史嘲弄也已抹掉。所有的记忆都浓缩在这块布满苔藓的石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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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飞机从兰兹角到达里海（Caspian Sea）西岸，两地的直线距离是2713英里。这里是欧洲的一个端点，而兰兹角则是另一个端点。直飞的航线依次经过英吉利海峡、巴黎、巴伐利亚、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黑海、格鲁吉亚，以及阿塞拜疆。巴库这座美丽的新月形城市是欧洲的终点，从东往西走的话就是起点。巴库占据着里海岸边的一个绝佳位置，直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面朝东方，左手边也就是北边是俄罗斯与汹涌的伏尔加河的河口；南边和右手边是伊朗；背后和西边是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还有巴库所在的阿塞拜疆；向前望去，越过波光粼粼的水面，东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几个中亚共和国。阿塞拜疆当地人称这座城市为“巴基”（Baki）。是后来到达的俄罗斯人把他们的叫法“巴库”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由于与亚美尼亚处于战争状态，阿塞拜疆政府禁止亚美尼亚公民以及亚美尼亚裔人士入境……未经事先允许……阿塞拜疆政府严厉禁止任何人进入分裂分子控制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及其）周边地区……这些地区法律上属于阿塞拜疆，却在亚美尼亚的控制之下。进入这些被占领土的外国公民将被永远禁止进入阿塞拜疆，并将被（添加至）不受欢迎的名单。[插图]因此，游客去阿塞拜疆，是不能顺路去上文提到的“分裂分子控制区”的。他们最多只能读一读关于那个地区的文字，努力去理解复杂的状况。这个以其俄语名字“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闻名于世的地区，阿塞拜疆人只叫它“卡拉巴赫”（Karabakh），意为“黑色的花园”，而亚美尼亚人则叫它“阿尔扎赫”（Artsakh）。我以前在伦敦大学的同事大卫·朗（David Lang）提出，“阿尔扎赫”这个名字源于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克西一世（King Artaxias I of Armenia，公元前190—前159年在位）。现在，控制这一地区的是与亚美尼亚有联系的自治组织“阿尔扎赫共和国”（或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不久之后我将知道，这一地区持续发生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18年。最重要的是，不要提亚美尼亚。不要对执政的阿利耶夫发表任何评论。一句无意的话就有可能让你坐上下一班飞机回家。
帝俄时代的建筑与伊斯兰式的立面、尖塔、地铁站以及摩天大楼交替出现。三座如山一般、霓虹闪烁的崭新流线型玻璃外墙摩天大楼“火焰塔”（Flame Towers）主宰着天际线，从我位于内城的旅馆阳台便可看见。我住的房间很舒适，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床罩上有繁复的绣花。洗手盆上方一块大大的蓝色牌子写着“此水可以饮用”。第二天早上，我在旅馆周围散步，想熟悉一下环境。内城（Isheri Sheher）坡度很大的街道依然由城墙牢牢保卫着，城里密布着迷宫般的石子巷、悬伸的阳台、清真寺、市场和博物馆。俯瞰海湾的圆形少女塔（Qiz Qalasi）建于12世纪，由一块块石灰石砌成，严丝合缝，异常牢固。相比之下，附近的希尔万沙宫殿群（Shirvanshahs）则需要修复工作才不至于荒废。这座宫殿在15—18世纪是统治王朝的居所，在伊斯兰建筑中并不是特别有名。在宗教建筑中，朱玛清真寺（Djuma Mosque）是最漂亮的，而建于11世纪的穆罕默德清真寺则是最古老的。植物园里挨挨挤挤地排列着一个个亚热带花圃、仙人掌筑成的围栏，以及樱桃树、木兰树、棕榈树和猴面包树等进口的珍稀树种，人们可以在树荫下乘凉，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我们经过音乐喷泉、轮渡码头、玩偶剧院（Dolls Theatre）、地毯博物馆，以及位于中心的阿塞拜疆政府大楼。这栋模仿摩洛哥风格的宏大建筑曾是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建于斯大林时代的1936—1952年，前面原本有一座列宁像，现在早已拆掉。刚完工不久的盖达尔·阿利耶夫文化中心（2012）坐落于里海之滨，设计者是伊拉克出生的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珍珠白的陶瓷和玻璃令人惊叹不已，而它那流线型的外表也堪称“极限建筑”的奇观。它和“火焰塔”、举办过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水晶厅（Eurovision Crystal Hall），还有奥林匹克体育场，都是这座城市在仅仅一年内新增的建筑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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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指的是一种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EDB）统一规划，同时结合低税收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开放且自由的市场经济。高科技产业为贸易的增长提供了动力，而炼油、船舶修理和生物医药等几个专门领域则被定为新加坡发展的主要方向。从那以后，有大约1万家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办事机构，它们主要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近年来，印度和中国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但政府依然严格控制着所有的重大建设项目。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控制着2000亿美元左右的资产，是财政部下属的全资公司，此外它还拥有新加坡电信（Sintel）、新科工程（ST Engineering）、新传媒集团和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等许多龙头企业的大部分股权。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GIC）则管理着外汇储备。这么做的效果非常显著。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和第五大繁忙港口，也是百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地方（15.5%）。1960—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每年8%。
新加坡的现代医疗制度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所有的医疗费用均由患者承担，政府协助居民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新加坡通过这种方法避免了两个极端：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极端，2011年以前，几乎有半数的美国居民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保健费用；另一个极端是英国，不断增加的“国民医疗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费用已经使英国的财政难以为继。
除了天资聪颖，李光耀还有过人的精力和战略眼光。毫无疑问，他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民主主义者，同时也是创建共识的高手，能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使用和解的手段与频繁的强硬政策，本能地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他还强烈地意识到以多元文化和种族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的重要性。但无法否认的是，他和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一样，有着强烈的家长式作风，习惯凌驾于法律细节之上和虐待自己的对手。
戴安娜买了一些漂亮的灯笼，上面写有中国字，她把灯笼挂在自己卧室的周围，却不知道自己“正在给疝气带、春药或娼妓做广告”。他们的房子很漂亮，通风，还有个植被茂盛的花园，树木开着花，柏树和木槿树篱也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所有墙壁似乎都在向后退，屋里的家具很少。她买了一只翠绿色的长尾小鹦鹉，脸颊和鼻子红红的，作为对屋子最后的装饰。戴安娜经常把鹦鹉的链环套在木槿的长枝上，让它停在花瓶上，那时它就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一天夜里，卧室窗外的树上来了一只可怕的“脑热鸟”[插图]（brainfever bird），这种鸟的特点是每隔两秒钟就要叫一次，声音单调而凄凉。达夫勃然大怒，拿起戴安娜刚买的明代瓷器就要砸过去，戴安娜则含着泪，苦苦地哀求他不要这么做，这些都是她心爱的东西……
新加坡美食的一大奇观，是依然保留着把东方菜与古怪的英国菜混合在一起的古老的殖民地习惯。一道常见的菜是中式的茄汁烩猪扒搭配冻青豆。炸鱼薯条可能会和春卷或什锦炒菜一起上。而睡前来一杯撒了好多好立克[插图]粉的“好立克恐龙”（Horlicks Dinosaur），已经足以令多丽丝阿姨感到欣喜若狂。深受澳大利亚人喜欢的一道菜是马麦酱炒螃蟹（deep-fried crab in marmite sauce）。在点茶或咖啡时要特别小心。如果你只是说“Teh”（茶）或“Kopi”（咖啡），那么端上来的会是一杯极具帝国时代风情的饮品——加了炼奶的茶或咖啡。Teh-C和Kopi-C分别指加了淡奶的茶和咖啡，C代表淡奶品牌“三花”（Carnation）。如果想点一杯什么也不加的茶或咖啡，你得说“Teh-O-kosong”或“Kopi-O-kosong”，马来语中kosong的意思是“空”或“无”。这些词来源于英国人随身携带生活必需品的那个年代，当时还没有冰箱，一罐“三花淡奶”在热带地区可是珍品。
与小贩中心的淡奶加茶比起来，莱佛士酒店的下午茶可以说奢侈至极。1887年开业之后，莱佛士酒店迅速成为殖民时代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它那宏伟的白色外立面与总督府有几分相似。莱佛士酒店原本位于海边，但由于填海，海岸线已经向后退了不少。酒店内部的“茶园室”（Tiffin Room）据说是新加坡最古老的一流餐馆。它的“长乐酒吧”（Long Bar）是著名鸡尾酒“新加坡司令”（Singapore Sling）的发祥地，而且，1942年2月14日，最后一场激动人心的大合唱《永远的英格兰》（There’ll Always Be an England）也是在这里唱响的。在莱佛士酒店下榻过的客人名单读起来就像是那个伟大时代（Grande Époque）的艺术家和政治家名录。1889年，鲁德亚德·吉卜林住在这里时，还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尚在奋斗的作家。“上帝把我带到了一个叫莱佛士酒店的地方，”他在《从大海到大海》（From Sea to Sea，1899）一书中写道，“这里有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房间。提醒旅行的人：在莱佛士吃饭，在莱佛士睡觉。”从那以后，这话便被用作了酒店的广告语。
20世纪30年代，莱佛士酒店的主人宣布破产，在1942—1945年的日占时期，酒店被改为传统的日式旅馆。但1987年，莱佛士酒店被宣布为国家历史古迹（national monument），之后，酒店进行了全面翻新。20世纪90年代（我上一次来这里时记得是这样的），客人还可以在大堂喝茶，有个穿着白色长袍、包着鲜红头巾、身材高大的锡克族服务员用银盘为客人端来奶油蛋糕。客人们啜饮着“粉红花园”（Pink Garden，加有玫瑰花瓣的绿茶）或“西藏秘密”（Tibetan Secret，加了柠檬草的绿茶），把身子深深地陷在华丽的沙发里，一边欣赏柚木地板和手工地毯，一边观看酒店员工用吸尘器给外面的过道吸尘。[插图]最近，一个来自海湾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买下了莱佛士酒店，他们推高了酒店的价格，使普通人无法承担。餐厅的一块牛排现在卖200新加坡币，喝茶的地方也改成了翻新过的“作家屋”（Writer’s Room）。但酒店四楼的博物馆依然使人想起过去的种种辉煌。其他的暂且不说，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新加坡司令”是1910年左右一个名为严崇文（Ngiam Tong Boon）的海南酒保发明的，他的秘密配方曾经长时间锁在酒店的保险柜里，配方上一共有10种原材料：30毫升 金酒15毫升 樱桃利口酒120毫升 菠萝汁15毫升 柠檬汁7.5毫升 君度酒7.5毫升 法国廊酒10毫升 石榴汁少许安高天娜苦精一片菠萝一颗樱桃。这杯用超高玻璃杯盛着的“粉红炸弹”应该安静地品尝，最好一边喝一边阅读莱佛士以前的房客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或者吉卜林的小说。
东方史
在拜占庭时代，随着罗马这个地标的消失，“东方”的概念再一次发生变化。“东方”这个词不再适合指整个东罗马，而是成为拜占庭帝国东部省份的固定称呼，这些地方就是以前罗马帝国的东方行政区，而且从公元7世纪开始，这里成了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和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激烈争夺的地方。这个称呼就这样存在了1000多年。许多欧洲语言中因此都出现了对应的词根，包括英语中的“the Orient”（东方），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现在的“近东”或“中东”。1883年，著名的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开始运营，从巴黎开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罗马帝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这件事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希腊语取代了拉丁语，成为帝国的主要语言。因此地图上出现了许多希腊词。“安纳托利”（Anatoli）就是其中之一，它已经成为罗马人口中小亚细亚半岛的标准名称。“安纳托利”的含义是“拂晓”或“日出”，它是君士坦丁堡以东、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对面的一个半岛。12、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迁移到安纳托利半岛，随即占领了这里，他们把这个地方叫作“安纳多卢”（Anadolu）——也是“日出之地”的意思。经过西方人的拉丁化，“安纳多卢”变成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它现在是土耳其共和国的中心地区。我们应该注意到，希腊人长久以来对东方抱有一种蔑视的态度。他们习惯把自己的国家和那些“蛮夷之地”（不讲希腊语，而讲不知道什么语言的落后民族居住的地方）区分开来。但公元前5世纪受到波斯帝国攻击的希腊人，将高度文明的波斯人也列入了他们的“蛮夷名单”。换句话说，“野蛮”不仅仅意味着语言上的不同，它还是本质性差异的标志。
不久之后，威尼斯控制了中世纪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威尼斯人随即引入了意大利语仿造的词“黎凡特”（il Levante，意为“东方”），这个词的寿命非常长。它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细微的变化，法语是le Levant，德语是der Lewante，英语是the Levant，英语在15世纪末吸收了这个词。它被广泛用作与“东方”一词搭配使用的术语，并成为不想直接提到“奥斯曼帝国”时使用的替代称呼。它的形容词形式Levantine原意是“东方的居民”，但后来有了“奥斯曼统治下的罗马天主教仪式”（Latin rite of Christian living under Ottoman rule）这一特殊含义。1914年以前，一些欧洲国家在奥斯曼帝国开设自己的邮政分局，邮票上就醒目地印着“黎凡特”。这是在向外界大声宣告，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主权正在受到侵犯。同时，拜占庭帝国的消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西方人很少注意到。它使俄国在政治上合法升级为欧洲的新“东方”。君士坦丁堡已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占领，因此莫斯科自称是战败的东正教教徒的领导，莫斯科的思想家们称他们的“沙皇”（Tsar，也就是他们的“恺撒”）为“第三罗马”的皇帝，也就是说，是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继承者。这样一来，俄国人便成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永远的对手，为了争夺黑海和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双方进行了无休止的战争。莫斯科至今仍支持巴尔干地区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人，例如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然而，这也使俄国与“西方”之间形成了持久的对立。一代又一代俄国人接受的教育（尤其是他们的东正教教会的教育）是，要他们相信自己拥有那些“堕落的西方人”所没有的全部美德：充沛的精力、纯真的心灵和对真正信仰的忠诚。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任上，俄罗斯人把古老的观念玩出了新花样。他们通过“近邻国家”（Blizhneye Zarubezhe）这种说法表示，在他们心目中，外国分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以及那些离他们更近、主权不确定的国家。普京经常在提到从前的苏维埃共和国时，说它们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例如，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于1991年加入了联合国，它的边界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但它也是俄罗斯重要的“近邻国家”，因此在普京眼里，乌克兰恐怕“连国家也算不上”。[插图]所以如果莫斯科想的话，它完全可以入侵乌克兰的领土，占有乌克兰的省份，例如克里米亚，指责乌克兰的总统为法西斯和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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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斯曼那个年代，毛里求斯是一个新发现的小岛，位置异常偏僻，却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航线上的一个关键站点。毛里求斯的面积只有2040平方千米，它只是大海中的一个小点，而且大部分地方无人居住。距离非洲东海岸1000多英里的毛里求斯，直到1638年才迎来自己的第一个永久城镇和港口，然而在附近的波旁岛［Île de Bourbon，即留尼汪岛（Réunion）］或远处的开普敦（Cape Town）成为定居点之前，毛里求斯起着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除此以外，丰沛的降水通过山间溪流给毛里求斯带来了充足的淡水资源。过去，从欧洲来的船只经常在桌湾（Table Bay）停泊，等天气好了才绕过好望角。但如果船只需要更多补给或整修，就必须一直开到毛里求斯。
进入21世纪之后，毛里求斯渐渐失去了特别之处，它已经不再是重要的海上枢纽。毛里求斯是非洲南部东海岸外三大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这三大群岛分别是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塞舌尔群岛（the Seychelles）和马斯克林群岛（由留尼汪岛、罗德里格斯岛和毛里求斯岛组成）。毛里求斯虽然是个有着旧世界魅力的热带天堂，但只有少数独具慧眼的人来这里旅游，包括说法语的游客，酷爱火山口奔跑和风筝冲浪之类的极限运动的人，以及不知疲倦的环球旅行家（他们已经走遍世界，很少有什么地方没去过）。
毛里求斯邮政史上迄今为止最出名的，是那张被称为“波尔多封”（Bordeaux Cover）的实寄封。它是法国商人M.博查德（M.Borchard）的遗孀在19世纪60年代发现的，是博查德的遗物，棕色的信封已经褪色，信封上写着两行地址，左上角标注着“经由英国”（VIA ENGLAND），右上角并排贴着两张虽然盖了邮戳但完好无损的漂亮邮票：橘红色的1号邮票和深蓝色的2号邮票。这封实寄封被认为是集邮界的珍品，比“黑便士”、瑞典的“黄色3先令”（Swedish Treskilling Yellow）、“夏威夷传教士邮票”（Hawaiian Missionary Stamps of 1851）和“好望角三角邮票”都要珍贵。“波尔多封”最近一次参加拍卖是在1993年，当时它拍出了6123750瑞士法郎（合400万欧元）的高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最贵邮票”的竞争也在继续。2014年，一枚英属圭亚那的1分洋红邮票（a British Guiana 1-cent Magenta）以950万美元的成交价刷新了之前的所有纪录。[插图]拍卖商纽约苏富比称之为集邮界的“圣杯”（Holy Grail）。而圣杯的说法，要比“珍品”更哗众取宠。不久前，一枚暂居榜首的“黄色3先令”被形容为集邮界的“蒙娜丽莎”。所以，答案就在这里。吸引买家的不仅仅是邮票，还有卖家夸张而富有创意的吆喝。如果“波尔多封”目前的主人想再次刷新纪录，只需给它贴上一个标签——“集邮家的渡渡鸟”——即可。
人类最后一次见到活的渡渡鸟是在毛里求斯东北方的琥珀岛（Amber Island）上，时间是1662年。渡渡鸟后来名声大噪，这应该归功于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自然历史分馆（Natural History section）所藏的一只渡渡鸟标本。查尔斯·道奇森牧师［the Reverend Charles Dodgson，即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看过之后，牢牢记住了这种鸟，并让它成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里的一个重要角色，渡渡鸟因此变得不朽。道奇森有严重的口吃，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渡—渡—渡奇森”（Do-Do-Dodgson）。
毛里求斯三分之二的海岸线覆盖着细细的白色珊瑚沙，点缀着海绿色的潟湖。一些地方已经被现代的商业旅游毁坏，但许多海滩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你仍然可以静静地散步、游泳和拾贝壳。几十个无人的小岛依然在等待划艇爱好者和乘船者前来探索。北部的大湾（Grand Baie）——荷兰人过去叫它“无尽的海滩”（Die Bogt zonder Eynt）——已经被俗气的酒店、粗野的集市、钢筋混凝土的海滨和烦人的一日游揽客者占领。但它的西面，通往康隆尼角（Pointe aux Canonniers）的那片沙滩则基本无人踏足。像南部的苏亚克（Souillac）这类安静的小村庄依然在努力保持过去的魅力，同时为游客提供一些现代的娱乐活动，例如冲浪和深海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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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澳大利亚大陆与它的近海岛屿分开的巴斯海峡（Bass Strait），从破碎的云层中进入了我的视线。从地图上看，它和英吉利海峡差不多，但实际上它的宽度几乎是后者的10倍，水流也异常湍急。巴斯海峡在古代几乎难以逾越，因此塔斯马尼亚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完全与世隔绝。结果，无论是自然的动物群还是当地的居民，都与其他地方有着极大的差别。从墨尔本驶往岛屿北岸德文波特（Devonport）的汽车轮渡需耗时9到10个小时，游客通常不会选择这种交通方式。但搭乘澳洲航空的班机，从万米高空俯瞰地球，只见海水闪烁着完美的蓝色，间或有一两块绿色。看不到任何船只驶过的痕迹。海峡中的无人小岛——弗林德斯岛（Flinders）、金岛（King）和巴伦角岛（Cape Barren）——像海上的漂浮物一样一掠而过。这简直就是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生活的荒岛。我想，我绕它们行走一圈可能也遇不到一个人。接着，云雾笼罩了一切。飞机降落之前，我看了一下地图，发现岛上的所有地名都是不折不扣的英国地名。朗塞斯顿（LAUNCESTON）和埃克塞特（EXETER）离得很近，德比（DERBY）离圣海伦斯（ST HELENS）和斯旺西（SWANSEA）也不远。机场路上的路牌指着剑桥（CAMBRIDGE）、格林诺奇（GLENORCHY）和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的方向。一条马路通往“沙湾”（SANDY BAY），另外一条通往阿瑟港（PORT ARTHUR）。小镇有的叫“企鹅”（PENGUIN）和“花盆”（FLOWERPOT）。有“角落”（NOOK）这样的可爱地名，也有“雅室”（SNUG）、“天堂”（PARADISE），以及“正是此地”（NOWHERE ELSE）这样的地名与之媲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塔斯马尼亚人称自己的家乡为“塔西”（TASSIE），称澳大利亚本土为“北岛”（NORTH ISLAND）。
古今艺术博物馆并不是艺术馆，而是一个后现代的游乐场，一个故作高深的游乐园，努力想使你像过去坐游乐场幽灵列车（Ghost Train）的人那样高声尖叫。但同时它也是虚无主义者洗脑的圣殿，能使盲目的大众为一本空白的书激动不已。它可能是一种艺术疗法，只是不知道它治疗的是什么。行为艺术的先锋人物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曾向死兔子解释“整体艺术”（Gesamtkustwerk）理论，博伊斯式的胡闹在战后德国的创伤背景下很好理解。[插图]（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有几件他的作品。）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丽的塔斯马尼亚也有他的追随者呢？或许“美丽的塔斯马尼亚”也有它自己的创伤，曼宁·克拉克暗示过的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天晚上，主人请我们吃袋鼠肉，感觉像是古今艺术博物馆的延伸。
霍巴特（Hobart）的萨拉曼卡市集（Salamanca Fair）很好地缓解了前一天“恐怖密室”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摊位上展示着各种各样的当地工艺品，有木头的，羊毛的，金属的，也有石头雕刻的。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小玩意儿随处可见：印着伦敦塔卫士图案的马克杯，柳树图案的盘子，以及韦奇伍德[插图]（Wedgwood）的饰品盒。宽边帽和乡村风格的罩衫与风景画和业余画家创作的花草水彩画挂在一起。苏格兰风笛手吹奏着哀怨的高地悲歌，与之竞争的是一个吹奏爵士乐的小号手、一个慈善合唱团和两名吉他手。扩音器里传来卡里·里温坎（Cary Lewincamp）用七弦吉他弹奏的《萨拉曼卡的星期六》（Salamanca Saturdays），动听的和弦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路人驻足聆听。[插图]人们谈笑风生，一边闲逛一边购物：这里是托马斯·哈代[插图]（Thomas Hardy）笔下的“尘嚣”（Madding Crowd）在地球另一端的呈现，也代表了塔斯马尼亚积极的一面。
风景本身只是一张没有生命的图片，除非把它与人的思想、感情和经历联系起来。
当我听到风声
在树枝间摇晃，我开始
将无边的寂静与这声音对比：
永恒浮现我的脑海，
还有那萧条时节和生机勃勃的现在。
E come il vento
Odo stormir tra queste piante,io quello
Infinito silenzio a questa voce.
Vo comparando:e mi sovvien l’eterno,
E le morte stagioni,e la presente e viva.
—— Giacomo Leopardi,I Canti, no.II, 'L'Infinito'
至于塔斯马尼亚，你在海滩上漫步，攀登山峰，渐渐地对从前的人——那些土著居民、殖民者、丛林匪徒和囚犯——多了一分了解。你比较“萧条时节”和“生机勃勃的现在”。这种感觉你在苏格兰高地也遇到过。你望着空旷雄伟的湖泊和峡谷，然后想起不久前这片空地上住着盖尔人（Gaelic）的部落，他们在清除高地佃户运动中被迫离开，他们的位置被绵羊取代。紫色的石楠花和遗憾总是同时出现。还远不只是这些。在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人看来，大自然的杰作总是令人叹为观止，而反观人类的作品，则充满了不完美、畸形和堕落。在塔斯马尼亚，这种对比尤为强烈。亿万年来与世隔绝而形成的田园诗般的风景，只会使人类的无力感更加突出。[插图]只要一上船，就很难抵住要去绕岛畅游一番的诱惑。有些地方，例如斯托姆湾的布鲁尼岛，是从霍巴特出发一日游的最佳地点。崎岖多山的玛丽亚岛位于东海岸，那里曾经是个流放地。霄腾岛（Schouten Island）是壮观的菲欣纳半岛（Freycinet Peninsula）末端的优美点缀。金岛位于巴斯海峡深处。麦夸里岛（Macquarie Island）似乎位于去南极洲的中途。
相比之下，不喜欢出海的人可能会去探索塔斯马尼亚那些无与伦比的国家公园，这些保护区至少占陆地面积的40%。一共有17个可供选择。岩石岬公园（Rock Cape Park）可以俯瞰巴斯海峡。拿拉他布（Narawntapu）以野生动物和珍稀植物闻名。塔斯马尼亚荒原（Tasmanian Wilderness Park）包括摇篮山（Cradle Mountain）、圣克莱尔湖（Lake St Clair）和耶路撒冷墙（Walls of Jerusalem）。本洛蒙德公园（Ben Lomond Park）是岛上主要的滑雪胜地。而大牡蛎湾（Great Oyster Bay）那条长长的白色新月形沙滩，更是美得举世无双。摇篮山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一个景点。两座崎岖的山峰屹立在陡峭的岩峦之上，下面是冰河时期形成的鸽子湖（Dove Lake），峰峦倒映在湖中。你小心翼翼地走在湖畔的小径上，两座山峰时而躲在云层后面，时而显露真容，湖面上可以看到它们不断变幻的倒影。颜色每时每刻都不同。在早晨阴沉的天空下，山峰是黑色的。中午天气好转之后，山变成了灰褐色。在下午的阳光下，绿色的山坡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我们看到了两座山峰与倒影同时出现的奇妙景色。据说，摇篮山一年有360天在下雨。我们去的那天刚好没有下雨，是剩下的那5天中的一天。接下来，是漫步至菲尔德山国家公园（Mount Field National Park）的马蹄瀑布（Horseshoe Falls）。潮湿的海风常年吹拂，陡峭的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这里有着号称南半球最高的树林。一种可以和加州红杉媲美的王桉（Eucalyptus regnans），却有个平淡无奇的名字叫作“高树”，100米高的笔直树干，使那些跌跌绊绊的徒步旅行者自觉非常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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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因弗卡吉尔和巴尔克鲁萨（Balclutha）向北驶入1号高速公路，你会感受到南地（Southland）浓浓的苏格兰风情，跟苏格兰的萨瑟兰很像。我们穿过卡特林斯（Catlins）时，右侧是太平洋的浪花打在孤独的沙滩上，左侧是一片未开垦的荒野，有湖泊、森林和崎岖的山脉。再过去是有“新西兰的挪威”之称的峡湾区（Fiordland），面积几乎和挪威一样大，风景也毫不逊色，这里有新西兰最大的国家公园，还有冰川、绿色的冰川湖、世界级的瀑布和阴沉的峡湾。
沿悬崖大道（Highcliff Drive）绕附近的奥塔哥半岛（Otago Peninsula）一圈需要一整天。旅游指南让游客去参观拉纳克城堡（Larnarch Castle），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漂亮庄园，但我们一刻也没耽搁，直接赶到了泰瓦罗瓦角（Tairoa Head）的皇家信天翁中心（Royal Albatross Centre）。信天翁完美地体现了大自然神奇的适应能力。9个星期大的小信天翁已经可以本能地跳下悬崖，它们将长出世界上最宽的翅膀，还能骄傲地绕地球飞行，激励最胆小的旅行者。[插图]在达尼丁以北的摩拉基（Moeraki），我们经过了一处布满圆形巨石，如月球表面一般的海滩，我们在整洁漂亮的奥玛鲁（Oamaru）吃了午饭，然后转入漫长的山路，向“穿云”奥拉基（库克山）奔去。库克山周围有72个冰川，海拔3754米，高过除阿尔卑斯山外的所有欧洲山峰。库克山直到1894年才被人类征服，这里是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的训练基地，现在周围布满了滑雪场和登山营地。那些不爱运动的游客可以选择欣赏静止的美景，看洁白的山峰倒映在普卡基湖（Lake Pukaki）深邃的蓝绿色湖水中。
从基督城到皮克顿（Picton）这一段，聪明的旅客会选择坐火车，他们登上新西兰铁路局（KiwiRail）的最南段太平洋海岸号观景列车（Coastal Pacific express），并在中途一两个站点下车。这可不是子弹头高速列车，它悠闲地走着，时不时停下来歇口气。但轻轻地晃来晃去的全景式车厢非常舒服，而且在有些地方离海非常近。其他时候，火车都行驶在森林和光秃秃的山脉中间，穿过隧道、陡峭的弯道和长长的桥梁。乘客仿佛回到了过去。[插图]海滨胜地凯库拉（Kaikoura）是全世界欣赏海豚和鲸鱼的最佳地点。[插图]快艇朝海湾行驶了几英里，然后停下，静静地等待这种不可思议的海洋哺乳动物出现。没过几分钟，勇敢的度假者就换上潜水衣，到水里和暗黑色的海豚一起游泳了，海豚好奇地凑了过来，但一直很有礼貌。巨大的座头鲸和抹香鲸通常和我们保持距离，但它们时不时会浮出水面，喷出壮观的水柱，以此向粉丝致意。海豹们拖着臃肿的身体躺在近海的小岛上，如果你把一篮子饵料倒进海里，一群海鸟就会立即前来争夺。你还能在哪里看到一只信天翁在你的头顶盘旋，然后像水上飞机一样停在水面上？这是一个难得的地方，在这里，虽然只有一天时间，但任性的现代人类能够再次意识到自己在万千生灵中应有的地位。之后，在登上海岬的高处或沿着巨大的海滩散步时，你会奇怪地感到有些头晕，你将期待着到绿海豚（Green Dolphin）餐厅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到海边安科旅馆（Anchor Inn）的单间公寓做个美梦。
直到1973年，第一个商业化运营的酿酒厂才在布兰卡特酒庄（Brancott Estate）开张。1986年，亨特酒庄的长相思白葡萄酒（Hunter’s Fumé Blanc）在伦敦著名的葡萄酒节上获得金奖——单是13年如痴如狂的种植、收获和蒸馏，就已经足以使其登上葡萄酒行业的顶峰。成功的关键，除了艰苦的努力和勇敢的初始投资以外，还有无与伦比的阳光、无霜的天气、稀少的雨量、极大的昼夜温差和多变的土壤条件。葡萄园从布莱尼姆城区迅速拓展至里士满山脉（Richmond Ranges）、怀劳谷和坎贝尔角（Cape Campbell）。截至2012年，葡萄酒的出口量已经突破10亿美元，占新西兰出口总值的72%。必须记住名字的有云雾之湾酒庄的长相思（Cloudy Bay Sauvignon Blanc）、蚝湾酒庄的长相思（Oyster Bay Sauvignon Blanc）和黑皮诺（Pinot Noir）、特拉文酒庄的黑皮诺（Terravin Pinot Noir）、斯冬丽纬度酒庄的霞多丽（Stoneleigh Latitude Chardonnay）、光辉酒庄的琼瑶浆（Te Whare Ra Gewürztraminer）、剑叶朱蕉酒庄的梅洛（Cabbage Tree Merlot）和布伦酒庄的起泡酒（Cellier le Brun sparkling）。[插图]这些酒庄导致我们错过了许多班火车。
距离布拉夫462英里的皮克顿是铁路的终点，也是库克海峡渡轮的起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皮克顿都与布拉夫截然相反——这是一个岸边种着棕榈树的小海湾，常年阳光普照，没有冬天。这里是南岛北端的中心，一边是夏洛特皇后湾（Queen Charlotte Sound）那优美起伏的山脊，另一边是同样赏心悦目的马尔堡峡湾（Marlborough Sounds）。皮克顿有个很棒的博物馆，专门介绍早期开拓者和捕鲸人的历史。往西去是许多漂亮的沿海小路，还有建于1842年的小城纳尔逊（Nelson），出人意料的是，还可以看到南阿尔卑斯山（southern Alps）北段的峰顶和湖泊。而我最喜欢的黑色天鹅绒帽子，则很可能落在了皮克顿的盖维汽车旅馆（Gateway Motel）。最窄处只有17英里的库克海峡，是那些希望体验大自然威力的游客的理想去处。根据毛利人的传说，库克海峡是库佩发现的，他当时正追赶一只大章鱼，最后在马尔堡峡湾的托利航道（Tory Channel）杀死了它。1642年，阿贝尔·塔斯曼发现库克海峡时，误以为它没有出口，而且注入附近的“杀人犯湾”［现在叫黄金湾（Golden Bay）］，但1770年库克船长为它绘制了正确的地图。一开始，渡船在水波不兴的托利航道平静地滑行。但一旦进入开阔水面，猛烈的西风和两股流向相反的水流便开始无情地打击和摇晃它：一股水流在西风的驱动下，从塔斯曼海涌来，另一股是从太平洋来的滚滚大浪。旅游指南上说：“库克海峡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道之一。”[插图]它使移民船在进入惠灵顿湾（Wellington Bay）之前最后一次体验什么是心惊胆战。惠灵顿不仅仅是这两个主要岛屿的首都和中心，它还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北岛的3条主要公路在这里交汇。上次在皮克顿看到的1号高速公路，从这里继续向北，穿过复杂多山的中心城区，朝着奥克兰奔去。2号高速公路经过发达的东海岸地区，3号高速公路则经过荒凉的西海岸。
和南岛一样，惠灵顿以北的迎风西海岸虽然景色异常美丽，但人烟稀少。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占据塔斯曼海一侧唯一一个深水港，这里有新西兰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往南望去，映入眼帘的是埃格蒙特峰［Mount Egmont，即塔拉纳基山（Taranaki）］那完美的火山锥；向北望去，则是曾经上演淘金热的科罗曼德尔半岛（Coromandel Peninsula）。相比之下，位于下风处的东海岸则分布着一连串的城镇、度假胜地和娱乐区。霍克湾（Hawke’s Bay）曾经是新西兰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巨大的东角（East Cape）将其与丰盛湾分开。著名的城镇包括纳皮尔（Napier）、吉斯伯恩（Gisborne）、奥波蒂基（Opotiki）、瓦卡塔尼（Whakatane）、蒂普基（Te Puke）、陶朗加（Tauranga）、卡蒂卡蒂（Katikati）、怀希（Waihi）和旺阿马塔（Whangamata）：词源学家会很喜欢这些地名的。高达2797千米的鲁阿佩胡火山（Mount Ruapehu）上一次喷发是在1905年，火山的纬度虽然不高，但峰顶常年为积雪覆盖。
北岛中部有时被称为“真正的新西兰”。这里有丰富的自然奇观，是典型的毛利人家园。位于湖畔的罗托鲁阿（Rotorua）是它的标志和核心。这里是毛利战争期间叛乱的毛利部落坚守的大本营，当代游客可以在塔马基毛利村（Tamaki Maori Village）领略土著居民的文化和风俗。罗托鲁阿的地热喷泉、“奇幻的”怀托摩溶洞（Waitomo Caves）、汤加里罗的翡翠湖（Emerald Lakes of Tongariro）和雷格林的新娘面纱瀑布（Bridal Veil Falls at Raglan），无一不使早期的开拓者惊叹。新西兰唯一一座内陆城市汉密尔顿（Hamilton），是在壮观的怀卡托河边一座军事驻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密尔顿以东30英里的霍比特村（Hobbiton Movie Set）是电影《魔戒》（Lord of the Rings）和《霍比特人》（Hobbit）的取景地，吸引着大批游客。[插图]导演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本身是新西兰人，他选择了北岛中部作为体现托尔金（Tolkien）笔下的中土世界的理想地点。
距离惠灵顿306英里的奥克兰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有着“帆船之都”的美誉。这座城市建在一条狭长的地峡上，地峡的一端是北岛的主要部分，另一端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广阔北地。塔斯曼海的一个小港湾贴着城市的一侧，而太平洋狭长的港湾则在城市的另一侧。奥克兰是新西兰通往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和波利尼西亚的门户。
伊甸山（Mount Eden）的瞭望台是开始奥克兰之旅的最佳地点。虽然与市中心近在咫尺，但它的火山锥比最高的摩天大楼和天空塔[插图]（Sky Tower）还要高，站在上面，可以感受到奥克兰的地理位置有多么独特。我们经过了几块写着“请小心火山口”的牌子，来到一块铜制的圆形方向牌前，上面刻着这里与世界各个重要地点的距离。伦敦在西北方18339千米处，而东北方的纽约只有14197千米远。太平洋那边的地方包括11362千米外的温哥华、10478千米外的洛杉矶和9861千米外的智利的圣地亚哥。奥克兰本身是一个由港湾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左边是塔斯曼海的曼努考港（Manukau Harbour），右边是直达太平洋的朗伊托托海峡（Rangitoto Channel）。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有一条细长地峡，这里就是奥克兰最初建城的地方。在火山喷出的熔岩形成地峡之前，北面的领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岛屿。地表上散布着古代火山活动留下的火山颈和火山锥。最近的一次火山爆发发生在三四百年前的毛利时代，并在毛利人的传说中留下了痕迹。可以想象，火山爆发时，待在伊甸山［他们称之为“芒格法奥”（Maungawhau）］山顶堡垒中的毛利人肯定惊恐万分。
奥克兰再过去的北地被称为“新西兰的诞生地”。1814年，欧洲人在朗基豪（Rangihoua）建立了第一个布道团，1840年，英国人和毛利人在怀唐伊签订了条约，而新西兰第一个所谓的首都也建在了拉塞尔［以前叫作科罗拉来卡（Kororareka）］。拉塞尔曾是一个治安非常混乱的边缘区域，被捕鲸人称为“太平洋的地狱之门”。而现在，它号称拥有全国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堂。风平浪静的岛屿湾中有150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吸引了第一批移民的到来。现在，这里成了深海垂钓、皮划艇和滑翔伞运动的乐园。
那些喜欢从兰兹角骑到约翰奥格罗茨[插图]（John o’Groats）的骑行爱好者，会选择朝怀唐伊以北的奥普里半岛（Aupouri Peninsula）和九十英里海滩（Ninety-Mile Beach）继续进发，直至抵达马路尽头的雷因格海角（Cape Reinga），1号高速公路的尽头在灯塔这里，再过去就是荒凉的峭壁边缘。“雷因格”的意思是冥府，根据毛利人的传说，死者的灵魂从悬崖一跃而下，进入死后的世界。悬崖下面的沙滩被称为“幽灵海滩”。西边的澳大利亚的悉尼，还有东边的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纬度差不多都是南纬34度。而新西兰南纬34度的地区，则在新喀里多尼亚以南大约1000千米处，在布拉夫以北直线距离1400千米处。但从布拉夫到雷因格是不能按直线走的，人们需要通过公路、铁路和渡船，跨越一段1815千米的激动人心的旅程。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样，是户外运动的天堂。人们很容易认为文化是有限的，如果不是仅限于全黑队的橄榄球和全白色的剪羊毛，那么最多限于英国人所谓的“国民嗜好”，也就是：打猎、射击、各式垂钓、打高尔夫球、打保龄球、打板球、漫步、野营、帆船航行、划艇、定向越野、冲浪、马术、赛狗、养鸽子、猎鹿、追逐野兔、伐木、砍柴、观鸟、压花、捕蝴蝶、漂流、海水游泳和淡水游泳、日光浴、洞穴探险、攀岩、越野徒步、观星、沙滩跑步、赶海——别忘了新西兰特有的极限熨衣、峡谷巡游、低空跳伞、泡瀑布（waterfall-quaffing）、漩涡跳水和飞跃火山（volcano-vaulting）。因此，据说（有点不太友善），几维人和“澳兹人”一样，只有上厕所时才到室内去——这是最近的说法。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巴里·汉弗莱斯那样的人来帮他们缓解压力。“新西兰有300亿只羊，”汉弗莱斯饰演的文化参赞莱斯·帕特森爵士（Sir Les Patterson）不怀好意地说，“其中300万只以为自己是人。”对几维人来说，这类玩笑很残忍，尤其当这句话出自墨尔本人之口。
在英语世界，没有比新西兰更偏远的地方了。几维人生活在离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插图]（Stratford-upon-Avon）或者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最远的地方。人们很容易认为，地球另一端的艺术除了模仿之外，就只有田园风。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那些追求高雅文化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往往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更专注、更狂热，而且往往更熟练。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那些不太遥远的过去，那时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朋友和家人之间不得不自娱自乐；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那种因为距离和移民之苦而产生的孤独无助与脆弱之感。早期的开拓者不仅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还必须为他们带来的文化的存续和发展而斗争。在音乐方面，铜管乐队和教堂唱诗班从一开始便有着深厚的传统。它们进而促进了城市管弦乐队、合唱团，以及最终歌剧院的建立。惠灵顿的歌剧院成立于1911年。新西兰歌剧院（NZ Opera）定期在惠灵顿、奥克兰和基督城演出。2014年，他们集中排练了威尔第的《茶花女》（La Traviata）、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ème）和莫扎特的《唐璜》（Don Giovanni）。因此，新西兰诞生了琼·哈蒙德（Joan Hammond，1912—1996）和基莉·迪·卡娜娃（Kiri Te Kanawa，生于1944年）等歌剧明星，绝非偶然。
画家在新西兰不愁没有灵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光线特别好。早期的主要体裁是风景画、肖像画，以及描绘毛利人生活的作品，有些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查尔斯·希菲（Charles Heaphy）的水彩画《从南面望埃格蒙特山》（Mt Egmont from the Southward，1840）和威廉·奥兹华斯（William Allsworth）的《移民》（The Emigrants，1844）都是具有标志性的作品。20世纪，丽塔·安格斯（Rita Angus，1908—1970）和科林·麦卡洪（Colin McCahon，1919—1987）用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手法，创造出一种别具特色的当地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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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离开奥克兰，朝南太平洋飞去，我知道自己正奔向全世界最辽阔的地区之一。太平洋的面积有1.8亿平方千米，比所有的陆地加起来还要大，而且其中分布着3万个岛屿。可就在我连续几个小时凝视着下面这片一望无际的蓝绿色海水时，我意识到自己在认知上有巨大的缺失。我和大部分西方人一样，能够举出几样陈腐的印象，比如珊瑚礁、椰子树和古铜色皮肤的美人，但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三五百年前途经这里的那些早期欧洲探险家多多少。我小时候读过《鲁滨孙漂流记》（库克船长可能也读过），知道这部世界上最早的小说之一是以一名遭遇海难的苏格兰水手的真实经历写成的。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在地图上指出鲁滨孙小岛的具体位置。[插图]我也读过很多遍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但从未停下来想一想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里。托尔·海尔达尔（ThorHeyerdahl）的探险小说《孤筏重洋》（The Kon Tiki Expedition）尤其使我陶醉，他和同伴乘坐木筏在海上漂流，与大自然生死搏斗的故事令人震惊。我完全相信了他的理论，认为波利尼西亚人是从南美洲过来的。但海尔达尔的越洋探险是60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关于波利尼西亚人的辩论有何进展，我一点也不清楚。接下来是电影。20世纪50年代末，我和几乎其他所有人一样，喜欢上了由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我对里面那些争议性的暗示浑然不觉，只有美国大兵的舒适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他们当时应该正和日军浴血奋战才对。我和博尔顿戏院（Bolton Odeon）的其他观众一样，喜欢上了那首迷人的歌曲《巴里海》（Bali Ha’i）。接下来一部是《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1962），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里面扮演弗莱彻·克里斯蒂安（Fletcher Christian），昂首阔步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特雷弗·霍华德（Trevor Howard）则扮演卑鄙歹毒的布莱船长（Captain Bligh）。电影充满了仇恨、罪恶、残忍、色情、背叛和苦难。叛变的水手在克里斯蒂安的带领下，用一艘小船流放了布莱，然后带着一群本地女人驶向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皮特凯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弗莱彻·克里斯蒂安，还有那些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棕榈叶编成的屋顶下，乐手在弹奏尤克里里琴，悦耳的三重唱响遏行云，还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女”（dusky maiden）在旋转，她戴着花环，仅在身上几个重要的部位覆盖着艳丽的黄色花瓣。
下是南纬25度，有南回归线穿过。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五大群岛周围用淡蓝色标示，主要岛屿四周则用浅蓝色标示。一些大的岛屿用黄色标了出来，例如塔希提岛或波拉波拉岛（Bora Bora），但绝大部分岛屿只是一些小点。红色的小飞机标志显示出这一区域有许多机场。没有一个岛屿标有法语名字。塔希提岛位于地图的中部偏西，处在一个被称为“向风群岛”（LesÎles du Vent）的岛群中间。离它最近的岛屿在它的西北方100—300英里处，有赖阿特阿岛（Raiatea）、塔哈岛（Tahaa）和波拉波拉岛，它们共同组成了背风群岛（Les Îles du Sous-Vent）。向风群岛和背风群岛一起组成了社会群岛（Archipel de la Société）。在塔希提岛以东，南纬15至25度之间的洋面上，分布着一组较大的群岛——土阿莫土群岛（Tuamoto）。20000平方千米的海域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环礁，不过许多都没有人居住。主岛伦吉拉（Rangiroa，意思是“辽阔的天空”）由240个水下相连的珊瑚环礁组成，那里盛产黑珍珠。甘比尔群岛（Archipel des Gambier）是土阿莫土群岛最东端的自然延伸，距离塔希提岛1600千米。它的主岛曼加雷瓦（Mangareva）有“太平洋天主教的发祥地”（cradle of Pacific Catholicism）之称。赤道附近的马克萨斯群岛（Archipel des Marquises）原名“侯爵夫人群岛”（Las Marquesas），位于塔希提岛以北。马克萨斯群岛和社会群岛一样，由两个岛群组成，一组以多山的努库希瓦岛（Nukku Hiva）为主岛，另一组以希瓦瓦岛（Hiva Oa）为主岛。按照年鉴上的说法，这里是“波利尼西亚三角区的第一个定居点”。最后一组，是位于塔希提岛以南很远，横跨南回归线的南方群岛（Archipel des Australes）。这里凉爽的气候非常适合农业生产。群岛外围的拉帕岛（isle of Rapa）在通往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的路上，与后者神秘的失落文明有某种遥远的联系。拉帕岛的塔希提语全名叫作“小拉帕”（Rapa Iti），而复活节岛则叫作“大拉帕”（Rapa Nui，或称“拉帕努伊岛”）。
法属波利尼西亚所在的巨大洋面上，零星点缀着相隔遥远的岛屿，这些岛屿每个都有自己的神秘魅力。118个岛屿和环礁散落于一块面积相当于18个加利福尼亚的海域上，虽然……陆地的面积……只比罗得岛（Rhode Island）大一点点。每一种海洋类型都可以在这些四处伸展的群岛中找到例证……土阿莫土群岛的珊瑚环礁地势低洼，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火山岛塔希提岛的最高峰则达高到2241米。
塔希提岛的日落宣告着白天的结束，为我们抵达的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个巨大的金色球体垂直地落向地平线，一边是高空的浮云，另一边是离岛上壮丽的锯齿形山峰。那里肯定就是巴里海。有一阵子，潟湖中间的水域沐浴在明亮的橙黄色光线中，显得黑色的山峰更加突出，天空则依然是银色和银蓝色。夜幕突然降临，就像“啪”一声从树上掉下来一个椰子一样。
布干维尔记录自己这次环球之旅的《环球纪行》（Voyage autour du monde，1771）一书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他的书强化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经阐述的“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的观念，并为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作《布干维尔航海补遗》（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1772）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使其得以严厉地抨击当时盛行的宗教和道德观。
根据迪维尔的定义，密克罗尼西亚是个“小岛众多”的区域，独立于附近几个大岛，即婆罗洲、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里伯斯岛[插图]（the Celebes）和菲律宾。密克罗尼西亚位于太平洋的西南部，形状为长方形，主要由四大群岛——加罗林群岛（the Carolines）、吉尔伯特群岛（the Gilberts）、马里亚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the Marshalls）——组成，此外还有瑙鲁岛（Nauru）和威克岛（Wake）。历史上，密克罗尼西亚隶属于一个以关岛为中心的西班牙领土群，它们合称“西属东印度群岛”。大部分居民讲的话属于大洋洲的密克罗尼西亚语族，但查莫罗语（Chamorro）和卡平加马兰吉语（Kapingamarangi）被归入波利尼西亚语族。“美拉尼西亚”的意思是“黑人群岛”，法国的探险队员发现这里的居民皮肤黝黑，于是给他们起名“美拉尼”（mélaniens）。美拉尼西亚的面积和密克罗尼西亚差不多，由一条深入新几内亚北部的宽阔弧形群岛链组成，通常也包括新几内亚岛本身。美拉尼西亚目前的范围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Vanuatu）、新喀里多尼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当地已记录的语言有惊人的1319种之多，它们一起组成了南岛语系的美拉尼西亚语族，并使这里成为世界上语言种类最为密集的地方。波利尼西亚——根据迪维尔而不是布罗斯的定义——是大洋洲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呈一个大三角，最北端是夏威夷，最南端从新西兰一直延伸到复活节岛。三角形的中央分布着图瓦卢（Tuvalu）、托克劳（Tokelau）、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Wallis and Futuna）、萨摩亚、汤加和法属波利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的总面积超过2500万平方千米，差不多是俄罗斯陆地面积的两倍，虽然波利尼西亚的陆地的面积与海水相比，几乎微乎其微。这里的岛屿不是海底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岛，就是珊瑚礁。值得注意的是，迪维尔漏掉了太平洋的几大区域。日本和北美之间纬度较高的北太平洋区域，或者波利尼西亚以下南太平洋的广袤地区，都没有名字。位于这些空旷海域中的个别岛屿或岛群被认为是“孤立”的，例如激情岛［Île de Passion，现在名为克利珀顿岛（Clipperton Island）］或加拉帕戈斯群岛（the Galapagos）。
1937年1月，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的老师，我童年的英雄托尔·海尔达尔携新婚妻子丽芙（Liv）来到波利尼西亚。在塔希提岛短暂停留之后，他们坐船去了马克萨斯群岛最南端的法图伊瓦岛（Fatu Hiva）。他们这次探险的官方目的是采集昆虫标本和研究昆虫的迁徙问题。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回归自然”，完全与世隔绝，像史前人类一样完全依靠鱼类、浆果和野果生活。他们在岛屿东岸附近的荒野上搭建了一间小木屋，并在那里生活了将近18个月。他们在森林中裸体嬉戏，在山间的溪涧洗澡。他们很少与当地人接触。马克萨斯中年男子特伊·图阿（Tei Tua）是他们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他自称是岛上的最后一个食人族。特伊·图阿带他们去参观曾经举行活人献祭的洞穴，那里骷髅头依然堆得到处都是。特伊给他们讲了马克萨斯神灵和马克萨斯酋长提基的神话传说。海尔达尔用英语记录下了这次冒险经历，写成并出版了《寻找天堂》（Hunt for Paradise）一书。[插图]他再次访问波利尼西亚的契机就此埋下。
整个20世纪，塔希提岛和附近的群岛一直吸引着欧洲的失意者、逃亡者和伤残者。岛上那种明显的忧郁气氛甚至比热带的气候更适合他们。1975年，作为一长串逃离文明者中的最后一位，比利时创作型歌手，“歌王”（Rois-Chansonniers）的传人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1929—1978）和妻子来到马克萨斯群岛中的希瓦瓦岛定居。布雷尔得了肺癌，正在疗养。他和史蒂文森一样喜欢航海，也计划花3年时间驾船环游世界。他学会了开轻型飞机，因此可以在塔希提岛和其他岛屿之间来回穿梭。他在波利尼西亚写的悲伤歌曲包括《变老》（Vieillir）、《上帝》（Le Bon Dieu）、《爱情已死》（L’Amour est Mort）和《马克萨斯群岛》（Les Marquises）
在普遍认为，最早的南岛语言的最佳实证来自台湾岛的土著。（汉族人直到17世纪才来到台湾。）台湾有50多个小型的南岛语部落，现在它们被认为是后来所有南岛语系分支的共同祖先。[插图]南岛语族从远古时代起便从台湾迁移到马来群岛，他们的子孙又从那里向西跨越印度洋，向东进入太平洋。每个阶段，他们的语言都会与当地原有的语言发生作用，繁衍出新的语言。最终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一个多达3000种语言的庞大语系。[插图]南岛语系的波利尼西亚语族由十几种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组成，目前有100万人使用。其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是萨摩亚语，有30多万人，接下来是塔希提语（约12.5万）、汤加语（约11万）、毛利语（约10万）、夏威夷语（2.4万）、拉罗汤加语或“库克群岛毛利语”（1.4万）、马克萨斯语（8700人）。塔希提语自称Reo Mao’hi，意思是“塔希提岛人说的话”（Tahitian Speech），为塔希提语支中的主要语言。它起源于原始的南岛语系，又混合了马来—波利尼西亚语（Malayo-Polynesian）、大洋洲语、斐济—波利尼西亚语，以及以波利尼西亚语为中心的各种语言分支。一些波利尼西亚方言已经没有人记得了，例如查塔姆群岛上的莫里奥里语（Moriori）。
塔希提岛只有一条路，一条绕岛一周，总长度大约100千米的狭窄碎石子路。（岛屿内部为荒凉的火山区，那里既没有马路，也没有村庄。）“我们将环岛游览一番，”阿诺宣布，“走走停停的话，需要三四个小时。”他按照逆时针方向行驶，这样，坐在副驾驶座的我就能方便地看到车窗外连绵不断的壮观景色：翠绿的潟湖、海边的椰树丛和海浪拍打的沙滩。我们不时把目光转向左侧，一道道陡峭的岩缝和山谷万峰朝向黑色的火山奥罗黑纳山（Mount Orohena）的中心，那风景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站是帕亚（Pa’ea）附近的高更博物馆（Musée Gauguin）。大门紧锁，门上贴着一张告示——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开放。“太可惜了，不过你知道高更很恶心的。”阿诺说。再往前是俯瞰西海岸的群岛博物馆（Musée des Îles），这里是塔希提岛最诗情画意的地方之一。两栋波利尼西亚风格的建筑围着一个阴凉的庭院。海浪的沙沙声依旧在耳边回响，你瞥见棕榈树中间蓝绿色的潟湖，看着色彩鲜艳的鸟儿在异国风情的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完全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永久展厅展出的都是一些静态和过时的展品，但在许许多多地图、图画和立体模型的帮助下，显得很有视觉上的吸引力，而且非常清晰。你可以从火山和环礁形成的时代，一直看到欧洲人、传教士和摄影到来的年代。一块布告牌上写着：“布干维尔比库克更有文化。”我们在宜人的庭院中听着啁啾的鸟鸣声休息了一会，然后看到“临时展览”在向我们招手。展览的名字叫作“我们的台湾祖先”（Nos Ancêtres de Taiwan）。多么令人震惊！“西方派”看来已经赢得胜利。毫无疑问，这个展览是台湾当局赞助的，目的在于宣传这一假说：波利尼西亚人与阿美人、泰雅人、布农人、邹人等台湾土著居民有基因上的关联[插图]——几千年前，后者经过长途跋涉迁徙到这里。那些彩色照片令人叹为观止。看完展览，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迁徙是人类的共同经历。不管我们认为自己的故乡在哪里，我们的祖先无不是从别处迁来的。
塔希提岛的美食以食材新鲜闻名。椰子有上百种做法，而任何食物都可以放到“地下烤箱”（ahima’a）里烤。烤猪肉（pit-roasted pork）是当地的一道特色菜肴。但我选择了生腌金枪鱼（ia ota）和一盘椰汁香草虾。甜品是烤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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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期联省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可以用民主的结构、省级自治和宗教宽容来概括。当英格兰正努力扑灭君主立宪制的第一丝火苗并准备强制推行国教时，荷兰共和国却勇于对绝对主义说“不”，从而树立了一个令当时许多欧洲人羡慕不已的光辉榜样。商业技能与立宪政体、辉煌的艺术、多元化的宗教齐头并进。阿姆斯特丹银行（Bank of Amsterdam）和荷兰证券交易所（Dutch Stock Exchange）是金融领域的创始者。画家维米尔（Vermeer）和伦勃朗（Rembrandt）与哲学家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1632—1677）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斯宾诺莎是一名怀有自由思想的西班牙犹太人，他被自己人逐出了教会，但受到了整个社会的保护。斯宾诺莎研究社会契约论的时间比卢梭早了一个世纪。虽然市民中新教徒占绝大多数，但荷兰共和国也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和不少从西班牙来的犹太难民。他们都生活在一起，而且按照17世纪的标准，他们之间的相处出奇和谐。他们的建国文件《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上写着，将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宗教自由，不得以宗教为由迫害或调查任何人”。
一个伟大民族取代另一个伟大民族的事时有发生，但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彻底……取代者与被取代者之间的差异，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极端。过去500年，热爱自然的特拉华人建造的大都市……已经被彻底清除，换上了一种否认自然世界的文化。先前文化中漫长的历史、地理（和智慧）都在对未来的狂乱追逐中被扔到一边；它们卑微的轨迹被深深地埋在发展的尘埃下，它们黄褐色的骨头被碾碎，覆盖上了一层绵延好几千米的混凝土和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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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邮报》明确规定，获胜的飞行员必须“在72小时内”跨越大西洋，“从美国、加拿大或纽芬兰的任何地点一次性飞到英国或爱尔兰的任何地点”。这两名英国人驾驶着维克斯公司生产的“维米4型”轰炸机（Vickers Vimy IV bomber），从纽芬兰的圣约翰斯（St John’s）起飞，到降落时他们一共飞行了1890英里，花费了15小时57分钟，平均时速为115英里。[插图]我后来意识到，虽然他们的路线是从一个近海岛屿飞跃到另一个近海岛屿，但和我的其实没什么不同。从地理角度来说，NC4以及阿尔科克和布朗的故事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飞越大西洋的航行总是可以借助海洋中存在的岛屿。北大西洋不像地球上的其他海洋那么空旷。驶往欧洲的水手或飞行员早就懂得利用那些便利的中转站——纽芬兰、格陵兰、冰岛、爱尔兰和英国，或者更往南的亚速尔群岛和美丽的马德拉岛（isle of Madeira）。
日晷上往往刻有一些贴切的格言、警句和铭文，通常是拉丁文。“光阴似箭”（TEMPUS FUGIT）和“及时行乐”（CARPE DIEM）两句最为常见，但你也可以找到“时间吞噬一切”（TEMPUS EDAX RERUM）、“时不我待”（TEMPUS NEMINEM MANET）、“人生苦短”（UT HORA SIC FUGIT VITA），以及“阴影会过去，光将留下来”（TRANSIT UMBRA,LUX PERMANET）。英语的则有“活在当下”（LIVE THE HOUR）、“时间告诉我应该知足常乐”（TIME HAS ASKED ME NOT TO ASK FOR MORE），以及“和我一起变老，更好的在前面”（GROW OLD WITH ME–THE BEST IS STILL TO BE）。
被誉为“海上明珠”的马德拉，是墨西哥湾流（Gulf Stream）中央一座孤独的火山岛，小而多山。它的面积比马耳他岛和厄尔巴岛（Elba）都要大，但比罗得岛要小。岛的四周是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岛上经常刮风，风力一般在5级的清劲风和12级的飓风之间，很少吹温和的微风。作为人类的居住地，这里有种种不足，但也有数不尽的优点，包括清新的海边空气、温和的气候、怒放的鲜花，以及作为海上中转站的重要价值。
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种种巧合，马德拉葡萄酒成为北美殖民地最有名和最受欢迎的葡萄酒。首先，墨西哥湾流和信风经过马德拉，很自然地把海上的船只吹向我们的港口。1664年，国王查理二世对销往（英国）殖民地的法国葡萄酒课以重税，后来又报复性地规定欧洲的商品只能用英国船只运输。严格来说马德拉在非洲，它的葡萄酒不受这类规定的约束，因此很快便风靡整个殖民地。到了18世纪末，喝马德拉葡萄酒被认为是一种爱国行为，因为这样就不用向国王交税了，马德拉葡萄酒哺育了美国革命。它还迎合了殖民地人民喜欢喝甜酒的习惯。[插图]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一名专注的葡萄酒鉴赏家，他对自己购买和喝过的葡萄酒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他在蒙蒂塞洛（Monticello）地窖的酒桶里装的大部分是马德拉葡萄酒。1981年考古发掘时，在那里发现了一只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的精致雕花玻璃酒瓶，这只马德拉酒瓶上刻有涡卷形的花纹，还刻有葡萄藤的装饰图案。
到马德拉“过冬”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它吸引着有钱人、勇敢的人、病人和绝望的人，其中以英国人为最多。19世纪中期，大量人口涌向马德拉，一个嫁到马德拉的英国女人写的一本配有插图的日记极大地助长了这种风潮，这个女人名叫伊莎贝拉·达·弗兰萨（Isabella da França）。[插图]日记中的插图上，“夫人”坐在牛拉的雪橇上，被拉到蒙特山；“夫人”躺在吊床上，被人沿着弯曲的小路抬到库哈尔（Curral）；“夫人”坐在小船上，由一群水手和游泳者合力把她送到岸边。此后，许多要人和名人纷纷效法。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的妻子，奥地利皇后“茜茜”（Sissi）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859年，她乘坐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游艇来到这里，并在新开业的里德宫酒店（Reid’s Palace Hotel）住了几个月。爱德华七世也来了，同样来到这里的，还有萧伯纳、流亡的古巴统治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General Fulgencio Batista），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第一次前往马德拉是在1899年，当时是为了画画。）
最著名的布兰迪马德拉葡萄酒，当属1815年7月送给拿破仑·波拿巴的那一瓶。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柏勒罗丰号”（HMS Bellerophon）驶往圣赫勒拿岛，中途在此停留。这位遭到监禁的前皇帝拒绝了这瓶酒，以此作为对不准他上岸的抗议，尽管是约翰·布兰迪亲自把这份礼物送给他的。（“柏勒罗丰号”的英国军官下船后，到皇家海军的驻地饮酒作乐去了，这个海军驻地是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为了抵挡法国人而建的。）然而，这瓶遭拒的葡萄酒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科学界，开尔文最有名的是由他提出的“开氏温标”（Kelvin Scale of Temperature），以及“开氏难题”（Kelvin Conundrum）：“我们有可能同时相信上帝和科学吗？”然而在马德拉，人们记住他是因为发生在1874年5月2日的一件事。那天，他那艘重达126吨的游艇“拉拉罗克号”（Lalla Rookh）驶进丰沙尔湾，从圣卢西亚庄园用望远镜可以把船上的信号旗看得一清二楚。信号旗打出来的是：“你愿意嫁给我吗？”范妮则用自己庄园的信号杆作答。她发送的信号是：“是的。”不到一个月，两人就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一直幸福地住在克莱德（Clyde）河畔拉格斯（Largs）开尔文的内斯霍尔庄园（Netherhall mansion）里。
1893年，丰沙尔的缆索铁路开通，游客乘坐它登上蒙特山，最远可以到达布兰迪庄园附近的圣卢西亚站（Levada of Santa Luzia）。1912年，这条线路又开到了海拔更高的鲁塔庭院（Terreiro da Luta），这里距离圣母教堂非常近。现在你可以坐缆车上去并在山上的餐馆吃午饭。下山时，你可以选择乘坐摇摇晃晃又异常惊险的滑车，让戴着草帽的向导在后面为你控制方向，也可以选择步行，静静地穿过开满鲜花的植物园。“信仰与鲜花”将是这次郊游的主题。1921年11月，流亡海外的前奥地利皇帝、曾经的匈牙利国王卡尔·冯·哈布斯堡（Karl von Habsburg，1887—1922）带着妻子齐塔（Zita）和7名子女，乘坐一艘英国巡洋舰来到了马德拉。卡尔是弗朗茨·约瑟夫的继任者，又被称为奥地利国王卡尔一世（Charles I）和匈牙利国王卡尔四世（Charles IV），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牺牲品，在位仅仅两年。他从未正式退位，虽然已经宣布不再“参与国事”。但他被残忍地驱逐出境，先是1918年被奥地利共和国（Republic of Austria），接着是1919—1920年被战后的匈牙利政府。身体虚弱的他镇定接受了永久流亡的命运。1922年4月1日，卡尔死于肺炎，被葬在蒙特山的圣母教堂。
马德拉水上飞机的趣事很多，其中一个与温斯顿·丘吉尔有关。1950年到1951年的冬天，丘吉尔最后一次来到马德拉。有一天，一则英国准备大选的新闻吸引了他，因为作为反对党领袖，他有很大的机会重返唐宁街。因此，他匆匆忙忙地坐着水上飞机离开了，但走之前温斯顿式的排场显然少不了。据说，在永远离开这座岛屿之前，有人把当年那瓶被拿破仑拒绝的马德拉酒送给他，他当场就把它喝了，然后才回到伦敦，一举赢得了那场选举，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
马德拉最令人难忘的是它的花。木槿、九重葛、含羞草、夹竹桃、西番莲、向日葵、曼陀罗、马蹄莲、一品红和野生兰花随处可见，在一些最不可能的地方，例如悬崖峭壁的偏僻角落，经常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要忘了还有光亮蓝蓟［Echium candicans，又名“马德拉的骄傲”（Pride of Madeira）］。[插图]沿着丰沙尔和卡马拉—德洛布什（Câmara de Lobos）之间那条开满鲜花的峭壁小径漫步，耳边听着海浪的声音，再累的人也会立刻恢复活力。光是回忆一番，已经足以使疲倦的作者精神焕发，他的旅程和他笔下的这本书都已经接近尾声。
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的葡萄牙人从马德拉继续向南航行。1443年，他们行驶至北纬20度附近毛里塔尼亚沿岸的阿尔金岛（Arguin Island），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贸易站。1456年，他们到达北纬15度附近的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在那里建立了未来奴隶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15世纪60年代，有“航海家”之称的亨利王子死后，葡萄牙人对航海的兴趣逐渐减弱，几年后，才由一些商人联合成立了一家“几内亚公司”（Guinea Company），继续原来的事业。1473—1474年，几内亚公司的一名船长洛佩斯·贡萨尔维斯最终抵达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角（位于现在的加蓬），他还继续行驶至南纬2度的凯瑟琳角（Cape Catherine，位于现在的安哥拉），从而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一个到达赤道的欧洲人。
20世纪最著名的一首葡萄牙语诗，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石碑》（Padrão）的开头一节：
O esforço é grande,e o homem é pequeno.
Eu,Diogo Cão,navegador,deixei
Este padrão ao pé do areal moreno.
E para diante naveguei.
努力是伟大的，人则很渺小。
我，航海家迪奥戈·加奥，将
这块石碑立在这片金色的沙滩上。
然后继续扬帆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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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森州（Hesse）——法兰克福是其最大城市——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是个典型的德国地区。其名字和历史特点来源于公元前1世纪占领该地区的日耳曼部落“卡狄”（Chatti）。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黑森人受到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的挤压，与此同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单一民族的社会。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移民，直到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外来劳工到来。公元1000年后，黑森伯爵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日渐强大，直到1803年，帝国崩溃前夕，黑森伯爵获得了选帝侯（Electors）的地位。19世纪短暂的拿破仑时代结束后，黑森的一部分土地成为首府位于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独立大公国，另一部分土地为普鲁士霸占。这个大公国的全称是“黑森和莱茵大公国”（Grossherzogtum Hessen und bei Rhein），充分反映了德国人对夸张的长名字的偏爱。
历史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与周边的黑森地区之间，一直努力保持着一种半分开的状态。这个“法兰克人的渡口”第一次被提到是在794年，当时法兰克人查理曼正处于鼎盛时期。从1190年起，法兰克福获得了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博览会”（Messe）的宝贵权利。1372年，法兰克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帝国自由城市”（Reichstadt），1558—1792年的王室加冕典礼在此举行。法兰克福作为歌德的出生地，逐渐成为启蒙和自由思想的中心，这一切又反过来促成了一所著名大学的诞生。法兰克福是德国1848年革命的中心，第一届德国国民议会在此召开，但革命最后失败了。1866年，法兰克福被普鲁士夺取，变成黑森—拿骚省（province of Hesse-Nassau）的省会。此后，在统一德国的历届政府（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中，法兰克福都起着主导作用。
没有一个故事比得上“飞翔的荷兰人”（Flying Dutchman），它还是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一部著名歌剧的灵感来源。这个故事似乎有事实依据。伯纳德·福克［Bernard Fokke，又作巴伦德·福克兹（Barend Fockesz）］是17世纪的一名船长，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他驾船以惊人的速度往返于阿姆斯特丹和巴达维亚并因此名声大噪。1678年，他创纪录地以3个月零4天的时间完成了1.2万英里的航程。（如果他的壮举属实，那么将与塔斯曼从巴达维亚行驶至毛里求斯花的时间相当。）[插图]福克死后，巴达维亚的港口附近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铜像。后来，这个故事发展出了不同版本。首先，这名“飞翔的荷兰人”之所以拥有超自然的能力，据说是因为他和魔鬼之间有个契约。其次，他驾驶的不再是一艘真正的船，而是一艘鬼船（spectre-bark）。第三，这艘船会给所有遇到它的人带来厄运。船上水手寄出的信，收信人都是已死的人。19世纪初，这个故事成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家包括托马斯·穆尔、沃尔特·司各特、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en Poe），其中以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最为著名。1821年，爱丁堡的《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刊登了一篇文章，完整地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一次，船长有了个新的名字，叫亨德里希·范德戴肯（Hendrich Vanderdecken），而且他注定得和魔鬼合作，直到最后审判日。[插图]在巴黎，这个故事演变成一部通俗歌剧。[插图]在德国，从1833年起，这个故事成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写的一部讽刺小说《史纳贝勒渥普斯基先生传》（Aus den Memoiren des Herren von Schnabelewopski）的主题。
1840—1841年，理查德·瓦格纳把海涅的小说改编成歌剧《漂泊的荷兰人》（Der fliegende Holländer），剧中强调，只有一个忠心的女子才能拯救幽灵船上的船长和全部船员。第一幕的舞台指示让人印象深刻：“海水占据了舞台的大部分地方。”最后一幕，饰演男主角的低男中音向女主角森塔（Senta）透露，自己就是那个遭到诅咒的“飞翔的荷兰人”，注定一生在海上漂泊。森塔发誓将永远爱他直到死，说完绝望地张开双臂，纵身跳入海中，魔咒就这样被打破了。幽灵船消失了。水手们开心地放声歌唱，重逢的恋人则升上天堂：Preis Deinen Engel und sein Gebot Hier steh’ich treu Dir bis zum Tod!（要欢欣，要喜乐，我将永远属于你，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
海水升起又落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在夕阳的余晖中，森塔和荷兰人的影子出现在了沉船的上方，他们相拥着从海水中升起，朝上飞去。
许多历史学家害怕思辨，认为那是毫无根据的猜想、推测或流言。“思辨历史”（speculative history）经常被等同于“伪历史”（pseudo-history）。然而，“思辨”（speculation）一词的本意是“聪明的观察”（intelligent observation），不应该将其与无知的猜测混在一起。每当你遇到令人费解的难题时，有理有据的思辨总是有作用的。它是哲学家选择的工具。“在思辨性的思考中，”斯宾诺莎写道，“我们被迫遵循真理。”
时间是道路尽头的一个盗贼，是一条河；时间是一场梦，将生命封存在瞬间——好吧，随你怎么说……可是奇迹悄然经过，惊愕不言不语，默默无言的发现，突然跌跌撞撞地扑进无边无际的真相之海……
思辨总归是思辨，想象总归是想象。诗歌允许偏离正题。然而，这些正是这名环球旅行家在环游世界的最后阶段用来打发时间的思维游戏。这名旅客满脑子都在想和飞行有关的问题。关于土著居民、人类迁徙等历史问题的思考被暂时搁置了。
德国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
O Taeler weit,o Hoehen,
O schoener,gruener Wald,
Du meiner Lust und Wehen
Andaecht’ger Aufenthalt!
啊，宽广的谷地！啊，高耸的危岩！
还有下面美好的绿树林！
我的避难所，让我可以思考
生命的欢乐与哀愁。
有关几大洲的回忆涌上心头，而将这些纷繁的记忆还原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这项长期的任务正在向我招手。
我和奥德修斯一样，在“浪迹四方”之后，又回到了我在欧洲的“伊萨卡”——“我的小小里拉”。我避开了那些冲突的地区，也绕过了许多重要国家。即便如此，我还是看到了许多美丽的国土和各种各样的人。旅行使我可以自由地思考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的问题，也就是历史。我希望，至少在某些很小的方面，“我看过，也经历过”。所有的旅程都有一个结尾。《天路历程》的结语是一条训诫：“除去渣滓，留下真金。”《奥德赛》的结尾是雅典娜女神带来了和解，《埃涅阿斯纪》的末尾则是又一桩杀戮，而无与伦比的《神曲》则以一段热情的惊叹作为结束：
All’alta fantasia qui manca possa:
Ma già volgeva,il mio disio e ’l velle,
Sì come rota ch’igualmente è mossa,
L’Amor che move il sole e l’altre stelle.
此时，想象力已然用尽：
但意愿继续向前，
仿佛轮子，在爱的推动下匀速前行，
推动天上的太阳和众星的，也是这种爱。
15（本章的世界历史脉络很有见地都是精华，值得再读）
《蝇王》中的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戈尔丁在描写男孩们在岛上出现矛盾的态度时写道，“就仿佛经历和感情大相径庭的两块大陆，完全无法沟通”。“经历和感情大相径庭的大陆”，这种说法实在精妙。我相信，不光是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理解的欧洲历史不一样，不同的欧洲人和不同的非欧洲人所理解的欧洲历史，在思维、智力和感情上，也都存在着类似的分歧。
帝国给少数人带来了自由，却把许多人变成了次等公民。它只有在方便的时候才讲真理。而且虽然法律制度经常具有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效果，但社会正义和人类平等的观念并没有得到重视。民主在20世纪初勉强挤进了“母国”，但在大部分殖民地都不见踪影。等级制度、阶级特权、谄上欺下有增无减。即便如此，夸滕还是认为，大英帝国既不是完全好，也不是完全不好，必须以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它。“从规模和理念上看，（它）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已知的政治体制。”
这个帝国主义，就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联邦制，它和意味着专制制度的波拿巴式的帝国主义有很大不同，因为它的本质是自由协调，以及每个部分相互配合形成的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