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醒到何处来？

一种怪异的错位，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此作应属于后现代主义那种通过世界的变形让思想归于玩笑的作品系列时，我们在每一段俏皮对话以及一整个作品的戏仿里无法找到应有的满足：我们本来期待，作品会将夏伯阳这一苏联的英雄形象进行大量的扭曲加工，尤其是对《恰巴耶夫》这部电影中各种形象和情节进行讽刺或改造。这样的情况当然发生了，但在更多时候，任何与原作的对照都不产生什么独特的效应，民族的虚假没有被挑明，夏伯阳甚至更像是一个完全和原作无关的人——除了他不爱穿军装。原作在这里好像仅仅是一个可以让各种怪异事件发生的场地。这么说也有些奇怪，因为一开始，佩列文就已经搭建好了最宽松的舞台：精神病院疯子的脑内幻想，而且，原作在本作中的出现有时候非常地漫不经心，似乎只需要让读者意识到这里存在一个原作，但原作却和本作没有关系即可。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作品的大部分对话中。佩列文热衷于哲学话题的讨论，或者说整部作品其实都被大量的形而上学思辨所充塞。这些对话关心最无聊最大而无当的问题：世界是真实的吗？我是什么？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站在21世纪这一形而上学破灭到开始复兴的时代边缘回看它们，就算我们不认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无法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感知经验日益走向前排，成为出发点，或者成为最开始反思的对象。相较而言，本作中的讨论并非彻底的怀疑论，相反它承认自我拥有感觉经验，能够感觉感觉经验，甚至承认所有感知之中都有“属我性”。但感觉问题被快速地抛弃。彼得卡（主角我）和夏伯阳的对话瞬间就能够推进到所有世界都是幻觉。在此，能够期待的要不然是一场真正精彩的哲学分析（尽管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小说家真这么做过），要不然就是对哲学对话的打断和反讽（喜剧中的打断者：愚人）。但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所有类似的希望都落空了。彼得卡很快就会强调夏伯阳仅仅是在诡辩，夏伯阳也没办法真正反将一军，只好再开新的话题。我们期待，但无法在这些对话中得到知识或快感。

我们可以将这难受的状况解释成佩列文写作功底不够，想不出漂亮情节。从故事设计来说，佩列文确实写的一般。作品分成双线叙事，一线是彼得卡.虚空幻想出来的经历，即1919年左右和夏伯阳出征的经历，另一线是（或许是真实的）彼得卡在后苏联的某家精神病院里获悉其他三个精神病人的经历。如此宽大的架构很容易填充有趣的细节。但后一线变成了寓言故事会，它自身的内容毫不精彩，连翻转都没有；前一线则颇有材料不足写不下去的感觉，比如作者不厌其烦地书写彼得卡想和安娜在一起的情节，几次见面毫无新意。又比如和夏伯阳的哲学思辨也扯不下去了，硬生生加了一段有地府的情节。这并不是说这些情节之于整个结构以及寓意不重要，而是说它们非常无机地堆叠在那里，前后换来换去或许都不太有影响。不过，这只是从一个想要读到好文学作品的读者的角度来谈的。佩列文显然更重视作品中的哲学讨论——它显然不是用来衬托精神病幻觉之光怪陆离的，否则作者完全可以只使用俄罗斯的思想资源，不用引那么多破坏氛围的佛教和中国哲学之内容。

因此，要解释作品与后现代经典文学作品（比如德里罗和品钦）之间的错位，只能从哲学而不是从文学出发。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另一个错位，即佩列文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看起来很符合后苏联的迷茫氛围，但实际上与其差之千里。迷茫和思辨并没有什么先天的联系。作品里对自我、本质、世界的思考方式绝不属于任何20世纪知识分子，这一点前文已经提过，但佩列文确实打算直面它们。精神病院的四个病人各有其象征。玛利亚即追随西方，尤其是美国。这种追随的狂热很快就会消减，因此ta最早出院；谢尔久克试图和日本联姻，打倒美国，却最终遭遇失败，因认同于日本的美学精神，试图切腹。谢尔久克在彼处已经感受到了幻觉的力量，它或许来自于传统，但幻觉之破灭依然困扰着他，似乎破灭必然带来某些后果，以至于他需要切腹以待；沃洛金不再寻求他人的帮助。在吸du带来的快感中，他已经接近于对“无”的正确认识：人无论做什么，他都将开启对该行为的反思，以及对该反思的反思，如此循环。但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措施，总是试图不去做什么，那也是在刻意地做某事。我们心中的各种自我不断地互相作用，各种作用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其中有一些是被审判的行动自我，另一些是审判行动自我的行动自我，但是，在所有作用之外/上/中，有一种纯然的作用自身，即单纯的“作用着”，它自然地没有反思参与，而不是抑制反思的参与却招来新的反思。这一“作用着”被称作极乐。沃洛金已经找到了要去思考的对象，但它既不能在领悟之余运用它，也不能在领悟的同时把握它。这要不然导致对到达“作用着”状态的彻底无能，要不然导致对它的有意识追求，以至于更不能到达它。

彼得卡的幻觉，即他和夏伯阳的经历则致力于同时在思考和实践上把握这一“作用着”，这一唯一单纯的在者。恰如作品有两个主要场景，靠近在者的路线也有两条：首先是精神病院医生铁木洛维奇的治疗方法。在他看来，只有让病人完成他的幻想，意识到该幻想的边界，才能够真正治好病人。“这整个由您混沌的意识所构建的细致得近乎病态的世界消失了，在自身中瓦解了，而且不是医生的压力导致，而像是自身的规律使然。”玛利亚对美国-施瓦辛格的追求只要任其发生，当然就会破灭；但对破灭的美学追求以及对极乐的徘徊态度使得这种极端化难以实现。看起来彼得卡确实脱离了幻觉，但事实上他真正理解了幻觉之为幻觉是何物，从而可以掌控自己的幻觉，幻觉也就无所谓瓦解与否了。只到这里的话，我们大概只会把这当作拉康派的经典谎言，即重要的不是否定幻象，而是构建属于自己的幻象。但这绝非彼得卡所认识到的状况：他同时做到了操纵幻觉以及相信幻觉，而这并不仅仅是“作用着”或无为，否则他便丧失了把握“作用着”的可能。

这好像是个悖论，要不然把握作用着以作用着，但这样就不可能仅仅作用着，要不然仅仅作用着，从而把自己投身入偶然性之中，无法适时地归来。此时，与夏伯阳的哲学对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前文我曾经提到二人的对话缺乏有效或有趣的内容。但随着彼得卡阴间归来，意识到一切皆是幻觉，或者说什么都是不存在的后，二人有一段对话，此后彼得卡茅塞顿开，如是说道：“自由只有一种，那就是当你从理智所建立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这种自由叫‘我不知道’。您完全正确。您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思想一经言说就会出错’。夏伯阳，我告诉您，未言说的思想也会出错，因为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可言说性。”……“一旦我知道……我就不自由了。但我不知道的时候是绝对自由的。”

逻辑看起来很简单，只要放弃理智，放弃意识，我们就获得了自由。但这并没有逃脱放弃放弃不是一种放弃的问题。这段话真正的核心在于，彼得卡找到了进入放弃理智的那个扭转之点：在我们自认为非幻觉的世界里，我们其实是生在幻觉里的，我们跟随幻觉不断地运动、变形、流转，以不同的相对性让某些形象静止下来，把它当作世界的根基，建立起幻觉中的幻觉。任何试图让运动静止的打算都会导致新的幻觉-架构出现。我们由此只能活在幻觉之中。但是，至少在“我”这个幻觉之流中，我们将获得一个绝对的静止，即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这一不知道是一种自然的停止，它可能会接续一个新的意识，但在我仅仅意识到“我不知道”时，我就站在了脱离幻觉的尖点上。当我们长久地停留于此，我们并非扭转到了真实世界里，而是就停留在此，在这个没有东西-幻觉存在的地方。如果幻觉就是唯一存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停留在了不存在的地方。而这个不存在的地方恰恰在存在的变化之线中间。当我们停留于此处，我们就无处不在，我们就在于无处。

在此无处，我们并非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运动突然停止在这里，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幻觉，只是它们在此处失效了。因此当我们重新启动，我们就在这启动的节点时刻提供了某个方向，而随着我们离开这一静止之地，我们也就重新来到了幻觉里。这一被动与主动的混合时刻便决定了对作用着的把握和单纯地作用着的同时发生。

好的，这一套形而上学或许可以解决刚刚的悖论，但它毕竟只是一套知识，该如何让彼得卡真正将该知识刻入实践之中，这样的实践又有什么效果呢？前者即埋藏在前文所说的温吞之中。各种各样的错位发生在作品之中，换言之，就是“我感到他的眼睛反射出的光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会豁然开朗。”就是顿悟。这一个个错位带来的疑惑和无法给出结局的困境只是我们顿悟失败后回看之前走过的路时做出的总结。其实质情况则是力图予我们以顿悟而制造的情境。正因为答案要由我们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在这些情境里看到让我们爽快的信息。只要我们意识到副本和原本的无关性，只要我们跟随夏伯阳的路径发现推理本身的无能，我们就有可能走上“我不知道”的路径。至于这实践会带来什么，在佩列文的笔下，是彼得卡重新召唤出了夏伯阳与1919年的情况，简言之，是回到了他的安乐窝。这当然绝非单纯的重复，因为它毕竟给1991年带来了夏伯阳。无数次的静止带来无数次的偏向，从而引发不可预估的反应，这大概不是佩列文所关心的，否则他不会将自己的思考止步于静止于无中，而是定要对无进行一番漫游，再还幻觉以实在的尊严。但在后苏联时代，重要的是重新出发而不是到达，对于那些尚不知梦醒向何处的人，这番人生哲学化的形而上学确有机会为他们提供某种动力，至于他们何时能够在扭结点发生逆转，那还得看顿悟到底是何种造化，而这是这本只愿我们顿悟，不愿我们享受的书无法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