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有余而山林不足：普洱茶的生与熟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张静红的《生熟有道：普洱茶的山林、市井与江湖》脱胎于其博士论文，后者曾以《Puer Tea: Ancient Caravans and Urban Chic》为题于2004年出版。在增补后者未尽之意的基础上，作者又做补充，才有当前该书之面貌。总体而言，《生熟有道》一书以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物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为基本参照，并杂糅了中国语境下的“江湖”、“道”等社会于文化概念，从易武的普洱茶开始着笔，描绘了一幅以普洱茶为核心的社会与文化史的画卷。作者以春生、夏热、秋愁、冬藏的时序为写作线索，隐喻普洱茶行业的变迁，将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具体的互动细节交替描绘出来。可以说，该书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普洱茶社会生命史的人类学侧写。
整体来看，全书除导论外的四个部分对应着普洱茶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部分的描述普洱茶如何兴起并成为市场追逐的对象，作为文化地理表征的普洱茶又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构成了普洱茶进入全球流通体系的起点，而其核心指向了普洱茶的“本真性的焦虑”（anxiety over authenticity）。
这种焦虑直接导向了第二部分关于“夏热”的讨论。当普洱茶所牵涉经济、社会、文化的脉络将其共同捧上了宝座，其原产地与定义的论述、想象与竞争也随之出现，一幅普洱茶的江湖就初具规模（类似于西方关于法国葡萄酒的地缘政治，它涉及大贯惠美子式的关于认同的议题）。作者同样将这种关于地方性（locality）与原初性（originality）的关注纳入全球范畴，指出其印证了大卫·哈维所言的后现代式的“灵活的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进入夏热阶段的普洱茶也就成为了“炒”的对象，不仅是茶叶本身的炒制、更是隐喻着其价值的炒作。在这里，该书借用列维-施特劳斯的饮食三角法则来说明：
和烤、煮、熏一样，“炒”促使食物（茶叶）由生转熟，从自然朝向文化。这也是炒茶作为加工工艺而言的基本意涵，是技术层面的人为的显性作用。通过此作用，食物（茶叶）获得了食用价值。但比喻意义上的“炒茶”则说明，人的欲望和人为的干预可能促使食物（茶叶）在隐性层面上发生又一次由生向熟的转变，这一次的生与熟的界限，体现在是否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当炒茶导向过熟的状态，2007年6月普洱在地理上与普洱茶价格上的两次地震则证明它未必是“熟”，还有可能是太“生”——数量过剩、质量不足，是为过犹不及。作者试图指出，关于普洱茶生熟博弈的体现了中庸之道，实则是一种文化理想与文化纠结。
第三部分进入易武地区普洱茶生产的第二个重要季节，普洱茶维系着本地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在集体记忆、历史叙事、个体生命、民族交往、饮食习俗与区域交流之中，它也映射了整个云南产茶区的普洱茶产业的变迁。炒茶过热转而遭遇地震，引起茶人的焦虑，调动了本地人的历史记忆。而政治经济市场的震荡在作者的叙述中就像普洱茶本身所需的陈化阶段，隐藏着转化的韵味。借由转化，叙述的视角转向应对产业危机的“能动性”的视角，开始关注茶人的柔韧的“对抗”。老房子、白版、土茶、新山头开发等都成为当地茶人化解忧愁的经典案例，作者指出：
这种能动性，一种“化”的智慧和作为，在此时成为行动者们探寻生机、自我拯救的路径。畸变不能解决所有的和根本的困境，但这种能动性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地人自助自立以化解心中忧愁的有效方式。
第四部分则超出了易武地区的民族志材料进入茶馆，作者将昆明的斗茶活动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描写了茶会中“和”的表面之下的暗潮汹涌。这种争论牵涉着普洱茶的数重空间：普洱茶被储存的空间；茶会茶馆的空间；分空间构成的第三空间；网络空间；人的象征性的身份空间。这五重空间更凸显了一个普洱茶江湖的复杂与多元。一旦超越这一江湖风云，重新审视普洱茶作为流通商品过程中的变化与差异，则能够对普洱茶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在香港朋友阿麦与云南本地人对于普洱茶的“暖”（滑）与“寒”的对比中，在普洱绿茶的历史发掘中，在更多的个人品味感受中，普洱茶的真实性脱离了本质主义的界定，它恰恰与所处地区的风土（如粤菜配普洱茶）和相应的商业化进程密不可分。既有作为“米”的普洱茶，也有作为“饭”的普洱茶，因为普洱茶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于是——
众声混杂交织、水火不容，形成了一个焦点不断调适、轮廓不断重绘的普洱江湖。
《生熟有道》所叙的普洱茶的四季没有给普洱茶下绝对的定义，恰恰因为将普洱茶放回了变动的社会关系、历史语境、商贸网络之中，才得以浮现一个充满着争议、差异、记忆的普洱茶的江湖。普洱江湖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大熔炉，以普洱茶为核心它纳入了不同的人与物。它也以普洱茶的本真性为焦点，汇聚了关于普洱茶的生或熟的焦虑与斗争。从山林出发，经由市井，乃具江湖气候，它蕴含着独特的中国的道的智慧。全书建立在作者在易武和茶馆的民族志基础上，以扎实的田野工作呈现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普洱茶的网络。
但同样值得指出的是，《生熟有道》比较完美地完成了作者的立意，却仍然有许多不足。这也正是为何在详细生动的田野材料与民族志叙述中，却没有能够仍然拍案叫绝的亮点。这大概需要回到该书的立意之中去。作者从导论到分章节论述都在反复指出，该书遵循着阿帕杜莱的物的社会生命的理论主张，普洱茶的江湖同样是一幅社会经济的画卷。这意味着尽管普洱茶看似是前景，社会经济乃是其所影射的背景，但实际上在这叙述中普洱茶已经悄悄退居其后，隐没为真正的背景。易言之，普洱茶背后的江湖之道才是本书真正力图描绘的核心。这正是阿帕杜莱理论本身的局限之处，虽然保有重现物之活力的意图，却最终将物（在本书中即为普洱茶）隐没在社会之中，于是物重新复归不可见的状态。甚至可以说，这种理解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化约论与简化论，它将普洱茶作为物的能动性掩埋到了社会文化之中，并以后者取代了前者。
所以回到《生熟有道》的田野，回到一种更加全面的饮食人类学的视野之中，也许更值得追问的是：普洱茶与人的关系何如？不仅是易武人、云南人、珠三角人与台湾人的江湖如何影响了普洱茶的四季，更是普洱茶的江湖如何塑造了人的四季。乃至在更微观的意义上，仅仅是普洱茶的滋味就足以从感官上反映人与茶的复杂的关系，不仅是人利用普洱茶适应风土，而是风土借由普洱茶改造着人。
在《末日松茸》中描绘全球的松茸流通网络的时候，罗安清（Anna Tsing）曾经提及松茸不同于咖啡或者茶的重要一点，咖啡或茶是可以被引入种植园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但松茸独特的生长条件与生长环境反而意味着它无法实现规模化生产，这正是松茸作为物的能动性的最大体现。《成为三文鱼》也同样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所谓的商品化的体系并没有完全实现，三文鱼在养殖网的内外在不断挑拨着它。
在此，我不得不追问：如果普洱茶作为物真的有其生命历程，那么在宏观意义上，它在全球化流通的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仅仅是“无生命的”商品吗？在微观意义上它又如何与作为个体的人互动？人与普洱茶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生熟有道》未能解答但亟待解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