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成韵》，一本小书背后的文化宴席

《宋风成韵》作为一本介绍宋代文人生活的小书，其本身篇幅并不算长。除却第一章讲述宋代文风渐炽的历史背景，略有提纲挈领，坐断中央之功用外，其余四章在“诗文唱和”、“书法”、“命运”、“润笔”等主题上的着墨，并不存在首尾相顾的内在关联。换言之，读者即便随意调换后四章的阅读顺序，也不会横生“言之不预”的阻滞感。不同于其他事无巨细地介绍宋代地缘风物、士大夫生活的同类题材读物，《宋风成韵》在全书结构上的这种相对松散，“毫无野心”的安排，从立意上的确也较为符合本书介绍文人生活的主旨，给人以相对从容之感。

还是应当先说说第一章。

世人常将唐宋并称，然而二者在气质上留给后人的观感却不尽相同。我们谈论一个朝代的气质时，往往会上溯至其诞生之初的天下形势，以推演其背后的因果关系，好比一个人的性格养成与其原生家庭的组成脱不开关系一样。唐代的开放源自于一个大分裂的时代结束后，王朝对多民族融合的理解与包容。中唐以后国力倾颓，让帝国原本舒展的四肢日渐蜷缩，趋于内敛。直至晚唐，眼见唐帝国的夕阳西下，照亮了诸镇节度使明光铠上的鳞甲。五代离乱，武人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原本士人因袭文武双修的传统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尚武之风。

宋王朝草创之际，百废待兴。难能可贵的是太祖皇帝却能以过人的魄力，本着“十个文人造反也不如一个武将为乱伤害大”的初衷，钦定了偃武修文的国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在旦夕之间扭转数十年之积弊，没有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的确很难实现。于是乎我们能在第一章“从马上打天下到笔下治天下”中发现，太祖太宗皇帝在建国伊始，频频以身作则，为的是让读书人重拾对国朝的认可，团结士人之心。

由武至文的转变，从书中描绘天子的爱好之中就可瞧出端倪。武人出身的太祖虽然是策略的制定者，在一些无伤大雅的细节上仍然秉承着武将粗犷豪迈的作风，如太祖始终将畋猎作为繁忙工作外的闲暇调剂。但是到了太宗一朝，或许是出于武艺上较之太祖的笨拙，抑或是为了体现对文人生活的亲和，太宗将皇帝放松身心的方式由骑射改为书法，并乐此不疲。以至于彼时的皇子——后来的宋真宗，也委婉地劝谏乃父不宜耽于此道，以至沉溺。然而，自太宗以降，其后世子孙莫不以文事为好，就连宋真宗自己也概莫能免。

值得注意的是，官家对文人的关注与照拂既不流于形式，也非初代帝王有意平衡朝局而表现出的惺惺作态。它作为一种政治遗产流诸后世，为历代宋室帝王所推崇遵循。即便是到了百余年后的南宋，赵家天子也没有因为靖康之难，社稷几为倾覆而动摇祖宗之法。从全书来看，只有立住这个基调，其余章节的行文和铺排才有其最根本的元逻辑。如末章讲到太宗皇帝因为苏易简之事亲自下场为此后的文人制定润笔的定价标准，真宗皇帝作“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劝学名篇，仁宗皇帝雅好飞白书等等更加具体且俯拾皆是的例子，都是这层基调下的延伸。

黄博在本书的叙述之中，务求还原真正的宋代文人生活，因此对士人的娱乐与精神风貌做了细致的描写。《宋风成韵》的二三两章说的就是文人的诗文唱和与宋代书法。但是阅读这两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普通读者而言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

说技术壁垒，未免言之太过，那我们换一个说法。第二章以苏轼苏辙两兄弟之间的诗文互通入话，由此引入对诗文唱和中“次韵”规则的介绍。倘若我们想要“沉浸式”地体验出这种高雅文字游戏背后的妙处，则需要对音韵和平仄有一定的了解。可以看得出来，黄博对诗歌的引用、把握、和鉴赏能力都拿捏的十分到位，对次韵的“技术性解释”也已务求深入浅出。奈何“次韵”这种唐已有之，而兴发于宋的文人雅趣，不免和今人的工作生活略显疏离，难解其妙。

而同样带有这类“技术壁垒”的第三章则令人眼前一亮。尽管多数人对书法的鉴赏水平未必较诗文而过之，但黄博欲通过讨论唐宋书法之间的不同，传递出两代风气的演化及其背后的哲学含义，却能够较为有效地传递给读者。以致本章末尾时，读者咂摸回味，可以体悟出那句引自朱熹的标题“字辈苏黄胡乱写坏了”背后的真谛，始有拨云见日之感。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轼和黄庭坚是北宋四大书法家。可是将苏黄的字置于书法的长河中，单从技法上能否严格符合这种横向比较下的标准？恐怕未必。苏轼和黄庭坚的时代，因为五代乱世的缘故，唐人精湛的书法作品大多散佚，宋人无帖可临摹。加上身言书判并不作为国家取材的标准，宋人的书法水平按照唐人的标准来评判，则结果可想而知。笔力上既然达不到唐人的水平，苏黄索性从“立意”上追求新奇，如此而渐成宋风。它不符合周正、挺拔、遒劲的准则，却平添了其他的鉴赏要素。作为今人，我们很难评价这种演进的好坏，正如唐宋时期的文人将书法视为读书以外的消遣娱乐，而非专事书法而成匠人，今世之事则互相颠倒，书法家之流的崛起，我们也可以用社会分工明细的变化予以阐明。二者见仁见智，各有可取之处。

话说回来，本章讲到“字被苏黄写乱”以前，使用了大段看似毫不相干的铺陈，而非开门见山地告知读者“写坏了”的真实用意。这就很考验作者闲扯其外，阐意其内的功力了。除此之外，作者在书法之上似乎颇有见地。否则能够从赏析书法，从笔力，气度，传承和书法本身的历史变迁，具体到苏、黄、蔡襄和朱熹等人的个人秉性在字体上的写照，将这些内容信息串联一处，娓娓道来，则非本人在书法上有所造诣而不能为之。

相较之下，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后两章“未来不必更臆度”和“不知润笔能几”就不那么阳春白雪，而显得平易近人了。毕竟无论是引车卖浆者还是文人士大夫，人们对命运的卜算、人生的未知，以及名利的追逐都是一致的，它也更能激起青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内里的共鸣。

宋代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宽容造就了社会思想环境的宽松，文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因言获罪以至身陷囹圄为宋代鲜有之事。文人对命运的深入探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宽松氛围下，学术思想活跃与碰撞以后的产物。它可以是令人费解的玄奥哲学，也可以是趋吉避凶一类的卜卦数术，我们姑且也将至归于“奇技淫巧”的范畴。正因为无伤大雅，才能累见于文人笔下，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

仰赖宋人浩瀚的笔记与录述，我们得以窥得个中奇闻轶事。单就命理而言，有寄居期间，仅凭揣测士人求取共鸣的心里而谋财发迹的算命先生；也有像苏轼这样慨叹自己身为摩羯座，和唐代的韩愈一样命途多舛，又旋即释然的乐天派；还有像文天祥这样，从数学的排列组合角度公然提出对可穷举的算命之术提出质疑的问道者。这些卷帙浩繁的素材经黄博筛选挑拣后，平铺罗列，为读者平添了不少乐趣。

说到宋人笔下的轶事，可谓井喷。并不是它发生的数量较前朝为众，而是本朝在客观上多了不少笔杆子。加之宋代印刷业的繁荣，我们得以对宋人的时代增添了解。清人丁传靖就曾辑录宋代笔记而成《宋人轶事汇编》，我们从《宋风成韵》之中也能见到不少其中的影子。

正因如此，我们反观全书时会发现，对宋人和宋风的阐述，像一桌宴席，既有精雕细琢，工序繁复的菜品，也有合乎大众口味的家常菜色。留意了一下《宋风成韵》的面市时间，恰是骄阳似火的七月。开卷于夏日午后，颇有追附宋人风雅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