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近代“天下第一zhuizhui好”思想家梁启超诞辰150周年
这是一篇仓促写成的尬吹。
今年遇上了人生过不去的坎，本来酝酿了挺久的想法最终没有办法动笔。只能赶紧在诞辰150周年即将过去之日写点只言片语。依据的是读这两本新书的笔记。
梁启超是现代中国（思想、政治、社会，尤其是思想意义上）开创式的缔造者。梁任公之前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先驱和源流，任公之后又有无数的思想分流（甚至导致梁本人被排除出了“主流”），但在梁启超这里明确地汇合成了一个闪耀的节点，承前启后，影响重大。我们现代中国人所常说的某某词汇、讨论的某某观念，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任公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化合中西" （周月峰 第八章）的工作。不了解梁启超，就不理解现代中国文明是如何变成如此模样的。
这也是Zarrow在导言最后的评价：梁启超既继承了中国自身源远流长文化道统（参与了晚清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中华文明道统内部的大辩论；也就是张灏回应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解释，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不只是完全来自于西方化外部影响，跟着外部潮流起起伏伏，而是也与中国儒家道统内部自身的演变有关），又是将西方观念引入中国并将西方观念“中国化”Sinifying的旗手。“min主、自由、权利等观念，今天之所以既是西方的概念，也成为了中国自己的观念，很大程度就是源自梁启超（的工作）。“ p. xxi
梁启超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各个领域和学科的奠基性贡献已经有无数的研究，那么如何形容和评价梁启超思想的性质（和魅力）呢？
从思想地位上来说，Zarrow很正确地评价说道，梁启超的工作，尤其是在1899-1903年间写的那些引领时代、风靡全国的文章，“使他（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之父，同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这可以说是一种是公民主义的civic而不是种族性ethnic的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既基于权利（观念）又基于道德和义务（观念）的自由主义。“ p. xx.
但梁任公思想到底有哪种特别的性质和魅力，Zarrow并没有在这里点明，或许也是因为不方便在这样一篇引介性的导言里下论断。但和众多学者都指出的一样，Zarrow说梁启超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观点时常变化，“不怕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时而是激进面相（radical, progressive)，时而是保守面相。所以他在现实中所做的很多具体立场和策略的选择经常受到非议。但在梁不断变化的表象之下，并不是墙头草、利益算计式的投机主义，而是有某种深刻的执着信念fundamental intellectual committments, p. x。
我认为梁任公的深层人生哲学里有一种最根本的基调，就是儒家所看重的易经里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坚定有为的行动哲学。在梁自己那里，就是他主张的一种“趣味主义”人生观：人生里所做的事都应该找到趣味，趣味引出了意义，趣味激发了有为行动的意愿和信念。所以梁启超不论面对怎样的困境和危机，最终都没有选择退缩和放弃，而是不论顺着大势潮流，还是逆着时代风向，始终去以行动去积极面对。认为此世的人生有着根本的积极意义，这是很儒家、很中国的人生态度，不同于其它文化、宗教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方式。
在“有为”和“趣味”的基调之上，我认为梁启超思想的两大美德和对我个人而言的绝大之魅力所在，就是他的开明（open-minded)和宽和（moderate)这两种思想品质或者说风格(ethos)。梁任公给我们最大的思想遗产，并不是某种可以直接照搬的理论或主义，而是这种指引、启发我们去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开明和宽和的品格ethos。
要有为，就意味着要积极、勇敢地向前看，拥抱变化、适应变化。梁启超在那个时代就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主张不加限制地引介外来思想潮流，主张绝对的思想自由。在个人层面上，他主张所谓“尽性主义”，要充分发展个体的潜能，个体的才能是民族整体实力的基础。梁启超的开明态度，奠定了他一生的改革面相，始终承认探索的益处，试验的必要，改良的可能性，不固守教条，不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教条，所以梁始终没有成为拒绝变化的积极意义、复古守旧的reactionary （马可里拉一本书所讲的那种思想家类型），也不是狂热的fanatic、不择手段ruthless的激进派（比如ideologue类型的乌托邦激进派；学者Joshua Cherniss在自己新书里就强调拒绝ruthlessness是温和自由主义者区别于教条派、ideologues的核心品格；Zarrow在自己的新书里研究了和梁启超思想品格迥然相异的中国现代乌托邦派）。梁任公的开明态度甚至能让他看淡自己最后的病痛和生死，理解医生所做的方案，也理解生命的有限和现代医疗的局限。
真正的开明也意味着能尽力去认知事物的多重面相、多种可能，因而能够有一种审慎、反思、温和moderate的态度。因此梁启超经常被定位，甚至是讽刺为改良派、中间派、渐进派。周月峰就评价所谓梁启超系“在文化、政治的革新中追求的恰恰是‘稳健‘-- 这是一群激进时代的渐进者” （231页），“梁启超系中人明知道那是一个激进的、主义的时代，有主义的激进的主张更能在时代论说中脱颖而出，但他们仍一直强调稳健与更慎重地研究，不愿提供一个清晰的型范。事实上，梁启超系并非无主张，而是主张不够”积极“或激烈。他们在当时的尴尬境地，实源于此。” （192页） 周月峰这本书所讲的故事就表现了梁启超（系）的审慎、宽和特质，这使他们成为加入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改革派，但同时又让他们区别于《新青年》派那种五四反传统的激进启蒙主义。最终由于激进主义占据了主流，最终反倒在主流叙述中抹去了梁启超系在新文化运动所构建的“另一种”alternative潮流。某种意义上，因为开明和宽和的品质，梁启超就具备了张灏所说的“幽暗意识”和黄克武所说的“调适主义“，不认为凡事有万能解药，一了百了，也不轻易主张全盘推翻现状和传统，不顾秩序崩溃的危险。看到激进的主张，梁启超会承认这通常是为了应对严重现实问题而开的“药”，但也总是提醒不要把药当饭吃（223页），特别是不要“误认毒药为良方“（见180页内容）。
宽和派不拒绝和保守派、激进派共存，承认他们有、自己所没有的价值，但宽和派不会固守复古的大梦，也不执着午托邦的完美幻想。
开明和宽和形成了一种稳健进取的有为态度，既不盲目天真，也不虚无幻灭，在顺境中看到局限，在逆境中不放弃抵抗，有一种加缪氏的西西弗精神。像梁启超所说：“中国的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 但“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这就是作者所说的“真可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亦不知如何为而又不得不为“的改良精神。193页。
梁启超所代表的开明、温和的改良道路很长一段时间被激进主义的大潮流所吞没、贬损和污名，但在泥沙俱下、瓦釜雷鸣的灾难之后，又在理性复归的时代重新被世人挖掘、珍视。梁启超在探索现代中国转型道路中所提出的“另一种”方案没有被历史潮流所容许，因为历史的选择并不总是正确（中西都是如此），但反过头来看，这被掩盖的“另一种"alternative选择本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
梁启超是一颗被有意遮挡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启明星，但在中华文明未来的历史审视中，或许梁胡（适）最终会达到和孔孟、朱王星月齐晖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