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不合人情的禁令都不可能发生效力，只有把公开活动逼成非法的秘密活动，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最有意思的还是作者揭穿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

以上这一段长达万余言的互校，已经完全可以使任何人一望而知《十批判书》的确是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其实我在这里所举出来的不过是一些最显著的例子罢了，其中尚有技术比较高明一点的抄袭如关于“老子”、“驺衍”等问题，为了节省篇幅起见，我都略去了。从上面已有的资料来统计，《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诸子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却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这样大胆的巧取豪夺竟发生在古史名家郭沫若的身上，实在太令人难以想像。抄袭他人著作未尝不可蒙混一时，但迟早总难免于被人揭穿。胡适之先生考证陶弘景的真诰乃抄袭四十二章经而成，最后说道：“他（陶弘景）的博学高名，他的谨严的校订方法，却使人不疑心他作伪，所以这二十条居然经过了一千四百年没有被人侦查出来。”其实宋时朱子已说他“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朱子以前又有黄伯思揭发此案。可见抄袭从来不曾而且永远也不会是一件很安稳的勾当。郭沫若也可当“博学高名”之称，方法虽不谨严，但无论如何不会有人疑心他抄袭。现在真相如此，殊出意表。

另一篇《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族关系》，作者最后说道：

昔中宗（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踧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资治通鉴》卷一〇一。原文见《晋书》卷五六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