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做“洋盘”，是一件重要的小事
因为食物而热爱一个国家或者城市，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人的舌头可能会说谎，但味蕾的愉悦常常难以骗过大脑——是的，因为太好吃而太爱，食色性也，是人人可以理解的事。可如果，你去的地方是一个食物“奇怪”之所呢？
香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块天然之地，是很多西方人接触东方社会的前站。知名美食作家，当然也是“中国通”扶霞，在她的《鱼翅与花椒》一开篇就写了她初到香港的“美食”体验：“这两瓣皮蛋好像在瞪着我，如同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
而“瞪着”《洋盘》作者沈恺伟的，只是他的语言不通和年轻冒失。不过他很快识时务地转换思路，并接受面试他的主厨给的建议：离开香港，去上海。
是的，作为扶霞的好友，沈恺伟也是从“下厨房”这个行为开始认识中国的。其实中国读者看着“老外们”面对中国食物的惊诧，会常常捧腹。但在中国厨房里“滚过”的这些“老外”，将会以他们强大的悦纳能力，让我们再一次错愕：原来他们可以并且愿意接受食物奇异的广袤中国，原来他们和我们，并无不同。
在上海话里，“洋盘”有非常多层含义。假如把这个词放在一个在中国生活居住的外国人身上，甚至可以概括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你初来乍到，完全是“中国懵”，别人可以称呼你为“洋盘”，指完全不懂规矩；你住了三五年，可以说点中文，但在那些更老资格的“中国通”面前，你还是“洋盘”，因为你不懂装懂，依旧憨憨；等到你住个十年以上，几乎结交的都是中国朋友，以为自己相当融入了，但一张西方的脸孔，还是会不免偶尔被当作“洋盘”——别难过，这个词上海人也会拿来嘲笑不开窍的本地人。
沈恺伟作为一个出生在迈阿密，但如今已经难以离开上海的美国人，几乎完全接受了自己或许一辈子都是“洋盘”这件事情。准确来说，虽然他在上海待的时间已经逐渐追平在家乡的时间，但他深深地知道，在中国的外国人里，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专家。他们对中国最深刻的感情就是：渴望活在真正的中国里。
《洋盘》里写了一种看似新鲜，但其实已经绵延二百年的现象：“泡泡圈”。
简而言之，“泡泡圈”如今用来称呼在中国地界上生活，却将自己的日常及社交范围紧缩于同族群的外国人。他们去进口超市购物、给孩子上国际学校、只看外国医生……他们生活在这里，却好似不曾离开故土。上海充分的消费主义供应体系给了他们充足的选择。是的，你或许想到那个古早又似乎从未退场的词汇——租界。
曾经，这是一个微妙的，轻微刺痛很多国人自尊心的词。如今，“泡泡圈”的存在刺痛着喜爱中国的沈恺伟的心：他不想参与这种过于安全的“游戏”，他沮丧于他在中国“不懂”（或者就是“洋盘”）的瞬间，他甚至努力学着听懂上海话，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厨师——他开始写作。
写作给了沈恺伟一张“许可证”，让他充分释放想要采访别人的冲动。他不仅采访中国的各种与美食相关的匠人，甚至带着游标卡尺，“采访”食物本身：他去“测量”上海小笼包，去新疆了解骆驼奶……食物逐渐变成他了解中国的副产品，他的目的，是去探索自己和中国的关系。
说来奇妙，直到这位迈阿密青年的美国家人来“探亲”，他才知道了一个自己身世上的秘密：他的外高祖父，在一百多年前，以和他差不多的年龄来到中国，在北京待了半个多世纪。这位结结实实的“中国通”叫洛瑞，是一名传教士。
那个年代的传教士除了信仰上帝，其实在办学校、建医院等惠民活动中相当积极。可掌握一口流利普通话的洛瑞教士，历经中国清末民初的风云巨变，也把一段传奇就这样抛在风中。他的后人因为离开中国而不再累积中国记忆与经验，直到沈恺伟受到冥冥中的召唤，从迈阿密定居上海。
在书的最后几章，沈恺伟发出这样的提问：说到底，中国为什么需要外国人呢？
现在的世界，交通发达，人口流动剧烈，也可以说，人们在这样的变动里同时体验着理解与误解，求知与无知。沈恺伟说：“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缺失信任，觊觎控制，分歧巨大，民族主义深化，无知者无端自傲。但是，老百姓呢？”
所谓老百姓，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会哭会笑，常常脆弱，偶尔坚强，永远需要被爱。在这一点上，什么肤色民族，都一样。是啊，如果我们可以认清，“洋盘”与“阿拉上海宁”都是普通人，这就是一件，最重要的小事。
如今的西方年轻人，也不再信仰上帝，百年前外高祖父洛瑞留下的，也只有一股虚无缥缈的命运之叹。但百年后的眼下，热爱中国的沈恺伟身上，有的那股子赤忱，在后厨在舌尖，也在笔端在弦外。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不再需要“老外”来拯救或指导，他只是来见证，来深入，或者说，他在这里，是挽救自己。
如果说在扶霞那里，胃口大开意味着大胆，甚至关乎自尊。那在沈恺伟这边，成为“洋盘”，并坦然享受做“洋盘”的每一天，就是在为中国和世界的互相体谅和了解做一点点小事：他们是回答不了大哉问的“老外”，但和每个普通中国人一样，也生活在胡同里，弄堂中，都是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七件事的人。品尝过一样的小笼，我们是否还可以感知那个也略显蒙尘的词：地球村。
【本文已刊发于东方航空杂志，刊发时有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