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和爵: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

官首先是一份职责或职位，是行政性的，爵确是身份性位阶，是社会性等级，具有浓厚贵族色彩。按官、爵授禄，皇帝实际给的是两份钱，劳务报酬和身份报酬。 “官统之异，大别不过周、秦二家”，即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之异。周朝爵-食体制，其结构时单一纵列;秦汉的爵-秩体制，基本结构是两个纵列，同时爵位、秩级、军号、散号之间，仍然存在错综抵啎；唐朝的九品体制，则是一元化多序列的复杂品位结构，多个纵列容纳于一个一元化框架之内，由此中国官阶进入成熟期。整体来看，在中国历史上的官位与爵位，秦汉较简，魏晋唐宋转繁，明清复简。周与魏晋南北朝、唐宋，在品位分等上可看成一系，秦汉另成一系，明清是向秦汉一定程度的回归。大致来说，在职位分等比较浓厚时，专制君主拥有对官僚的更大支配力，官僚行政工具的形象更鲜明，服务取向更重；品位分等较为浓厚时，君主对官僚较为优容，官僚赢得了拓展其自利取向的更大空间，贵族化程度相对更高。 其特点周礼已表述的非常通透，“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惟赐无常”，“爵以定尊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表功”——这话漂亮的恨不得背诵下来，简直是装腔必备。同时，这话也明白的展示了，爵位、官职、官阶、功勋不能用同一个度量来笼统一致的判别高下，换言之，权力、尊卑亦或是供奉、祭祀的多寡，不同世俗体系对应的评判体系是不同的，虽然普遍意义上高官约等于厚禄，但具体到某个朝代，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爵位到了明清，重要性几近于无，仅有寥寥数人得享，反而是科举学历成为结衔主干性位阶，这既是官爵在千年以降发展史中变迁的表征，又说明官爵的衡量并非同质同构同标。 历朝历代对哪方面重视，官爵也自然向哪方面倾斜。秦朝列卿以廷尉、内史居首，反映的是秦国对法制、财政的重视；汉武帝以后太常居首，则反映了独尊儒术之后，对祭祀、礼仪与文教的重视大大提高了；及至唐朝，吏部侍郎四品上，其余五部侍郎四品下，则凸显了吏部的重要性。 秦代爵重于官，汉代官重于爵。汉代禄秩特点是，居其职方有其秩，重事不重人，禄秩不随人走，不干活就没钱拿，换活了就按新活发放禄秩，旧的一概不论，可见汉廷对官僚的个人品味权益，相当漠视。汉代人口众多，地方行政体制却很扁平，而魏晋南北朝各政权所辖人口少得多，地方层级反倒增加了，变垂直了。这暗合了专制制度的发展一一层级的增加有助于集权与控制，扁平将造成权威的分散。 唐朝官僚有一个较独特的特权，是依父祖官品用荫。较之门阀专政时期的门第高低作为享有世袭特权的原则，官品用荫是官僚特权，是对门第特权的否定，结合唐朝的科举兴盛可以看出，提拔官员的重点不在于采用什么形式，而在于权出一孔、权出帝王家，这无疑是专制制度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有一个缺点，品位性官号的泛滥自唐滥觞。魏晋南北朝时，世族门阀和部落贵族拥有家族权势，其身份维系是稳定的，而自唐始，官僚失去门第维系，只好争夺品爵官位来谋求富贵，皇帝无法拒绝，造成品位官号铺天盖地，职事官剧烈品位化。这个缺陷到了明清方止。 宋朝一个显著特点是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面对士大夫要求功名利禄的私心，君王很难完全拒绝，只好一方面设置繁杂位阶供官员擢升使用，另一方面叠床架屋的用各种临时差使来架空各类官阶，以使职差谴的形式委托专项政务，确保君王仍然能牢牢掌握朝廷的用人权、办事权。于是我们看到宋朝武选官有56阶，医官有医阶、道士有道阶、隐士有士号、内侍有内侍官阶，宋朝官阶之繁杂，在中国官阶史首屈一指，就是在人类史上，也名列前茅。 明清皇帝独裁进一步强化，官僚的自利取向大受抑制，其品位要求也大受抑制，滥授的主要是品位，职位结构却极少受到冲击。明清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宦官的地位迥然不同，在明朝官官一手遮天，而在清朝则悄无声息。余英时认为，清朝以满族八旗构成统治集团，但明朝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为后援，只有广封诸子为屏藩，以及重用家奴宦官，清朝有满族权贵做拥戴群体，于是宦官重要性大大下降。而且明清以降也有很有趣的一些变化，明朝为了遏制丞相专权而废相，代之以大学士制度，然而随时间流转，首辅与实际上的丞相并无二致。同样的情况到了清朝，又是废除了内阁，设军机处以集权，然而军机处逐渐又成为新的换皮内阁。到了清末，光绪恨无法掌握军机处人心，遂将几位变法小将以四品官入职军机章京，以图架空军机而重拾权力。屠龙者终成龙，画皮变了一层又一层，对权力的贪婪则始终如一。 最后略有一点感慨，官和爵，是独裁者构建统治架构的重要形式，本质上不过是权力的一层画皮。作者说，很多组织的制度与行为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追求合法性与生存。这句话很有道理，《独裁者手册》写道，政治的本质教训就是，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非统治得当。归根结底，在政治中上台掌权和做好事毫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的事有关系，所以庞根说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紧紧攥住权力就是真正的理由，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遮掩，警如魏特夫对民间所保留的自由，称为与政治无关的自由，还使用了一个贬义的词语：乞丐式民主，都不过是维护合法性与生存的“好的理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