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苏报案：中西司法的融汇与碰撞
我国近代史历史教科书提到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意在说明清末时期革命势力的崛起和民众思想的觉醒。但鲜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历史叙述的背后，还牵扯着一桩司法大案，那就是闻名中外的上海苏报案。这个案件混合了我国封建时期的县衙审判与西方现代的抗辩式审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审判形式在合流的同时，也有严重的冲突，从而使得该案成为中西司法优劣对比的典型案例。更重要的是，苏报案发生在清朝司法主权严重丧失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案件也促使清朝统治者以西方法律为师，加速了清末司法转型，成为了重要历史节点上的里程碑事件。
一、《苏报》与陈范
1903年，处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的中间时期，或许没有太多值得书写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有学者将这一年称为“前夜的涌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一年改良之音渐弱，革命之声高涨，很多有志之士相信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才能让中国脱胎换骨，走向富强。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下，苏报案的发生除了偶然性之外，其中还蕴含着必然性。
《苏报》创办于1896年，由胡璋所经营，以胡妻日本女子生驹悦的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创办以来，《苏报》一直名头不响，所刊内容也无特色，由于与日本外务省和黑龙会有牵连，甚至还被时人认为是日本外务省设于上海的机关报。1900年，陈范接手此报，方才焕然一新，显现蓬勃之象。
陈范，湖南衡山人，本名彝范，字叔柔，号梦坡，曾任江西铅山知县，1894年因教案被劾罢官，后移居上海，1900年购得《苏报》产权。值得一提的是，陈范虽为旧时秀才，思想却颇为开明，政治上主张效法欧美，维新变革，甚至他还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人（“中国欲强盛，当自限生殖始，盖生殖繁，则教养艰，矢折者不知其数，孱弱愚钝者，亦不知其数。流离困顿，惨苦万状，何如不生之为愈乎！”）。
陈范接手《苏报》后，引入进步思想，鼓呼变法革新，“初力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尽管风气为之一新，但《苏报》却是惨淡经营。发行量很少，收入也就困难，陈范只得拉上儿子、女儿、妹夫等家人担任主笔、编辑，以减少支出，维持运转。
转机很快就来了。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事件”，学生为反对校方专制统治而集体退学，这也是我国学运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这次事件迅速蔓延至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学界风潮”。风潮过后，为抵制广西巡抚借法兵法款平定内乱（后被证明为误传），以及俄国企图独占东北的霸蛮行为，学生爱国运动很快又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法拒俄运动。
正是在这段时期，陈范结识了爱国青年章士钊，聘其为《苏报》主笔。章士钊时年21岁，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写下了一系列鼓吹革命的文章。《苏报》在国内众多报刊中一马当先，为爱国运动摇旗呐喊，为革命志士擂鼓助威，“即鼓吹罢学，与夹带革命，双方并进”。
章士钊担任主笔当天就写下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言辞之激烈，内容之犀利，让陈范也心惊胆战，唯恐辛苦开创的基业毁于一旦。陈范第二天一早就对章士钊表达了这种担忧，但下午他就改变了主意，对后者言道，“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为何突然有此转变呢？原来据人考证，陈范在当天的张园集会演讲中遇到了一位自称“孙中山”的人，说是秘密回国，以图革命，并向陈范在报馆谋取一个职位。陈范深信不疑，决定为革命贡献绵力。此人实则名为钱宝仁，只是混迹市井的流氓而已。不过，陈范的顾虑也非杞人忧天，《苏报》果然惹上了大麻烦。
二、逮捕章炳麟与邹容
章士钊担任主笔之后，《苏报》上的文章愈发激进，对于革命之鼓吹，更是“肆无忌惮”，目无“朝廷”，尤以六月刊发的文章为甚。试举几例：
6月1日《苏报》宣称“大改良”，发表《康有为》一文，驳斥保皇，倡导革命：“而天下大事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
6月9日，章炳麟介绍邹容《革命军》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排满思想：“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6月10日，章炳麟《序革命军》发表：“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逐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6月29日，苏报摘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部分内容，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刊出，文有此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其中直指光绪帝（载湉）为小丑，康有为（长素）不过为政治投机之人。针对康有为谓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只宜改良，该文继续辩驳道：“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大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苏报》一系列文章不仅倡言革命，鼓动武力，还充满着排满思想，甚至直言“杀满”、辱骂皇帝，自然不为清廷所容。其实，当局早就对《苏报》有所关注，这次该报言辞激烈、毁谤政府，他们便着手拘捕事宜。然而，当局想要拿人并非易事，不仅要经过各国驻沪领事同意，还必须要过工部局这关。工部局又是何方神圣呢？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软弱无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美、俄、日等国在上海建立了被称为“国中之国”的租界。在租界内，列强拥有独立的征税、治安等权利，也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之权，体现在司法权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领事裁判权。此外，在上海租界，各国建立了以工部局为核心的立法体制、以工部局董事会为核心的行政体制，其中又以英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清廷的统治力量只能止步于租界。
《苏报》馆正是坐落在租界内，因此，逮捕《苏报》所涉诸人，须各国驻沪领事和工部局都同意方可实施。各国驻沪领事并未过多插手阻碍，工部局初不允许，经过艰难交涉，方才松口，但有一条件，那就是逮捕之后，仍要在租界会审公廨由中外官员共同审理，不得移出。无奈之下，清方只得同意。
确定逮捕名单后，当局即实施抓人，最终只抓获章炳麟、陈仲彝、钱宝仁、程吉甫、龙积之五人，邹容后来主动投案。陈仲彝为陈范之子，钱宝仁、程吉甫为报馆工人，龙积之与当时颇为轰动的湖北富有票案有关，但与本案无涉。因此，后四人其实与本案均无关联，在之后较为漫长的审判中，虽清方不允，但西方坚持放人，最终四人都被释放，《苏报》案的焦点也就集中在章炳麟、邹容两人身上。
既已将人捕获，清方认为“此事关系太巨，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国是而遏乱萌”，审判也就很快开始了。审判的过程，也是中国陈旧落后的司法制度、司法理念与西方注重程序、维护人权的司法制度、司法理念的直接交锋，两者在难以调和，相互抵牾之外，还发生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三、审判与引渡
1903年6月30日，案件在会审公廨进行了预审。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审判机构，也是中外兼有的混合法庭。1868年4月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签订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根据该章程在英美租界内设立了会审公廨。1901年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改为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设有正会审官、副会审官、陪审官等职，有清朝官员，也有外方官员，不过陪审官由外国人担任，实际上把控着裁判权。
由于邹容还未到案，第一次审判相对简单，但有两点值得一提：一、章炳麟起初不愿下跪，后经陪审官要求方才下跪，而在以往这样的混合法庭中，若有中外被告，往往是洋人站立、国人下跪接受审判的奇葩场面。二、这次审判清方聘请了上海著名的外籍律师古博，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被告也聘请了律师帮助辩护，在两造皆为中国人的案件中，这还是第一次双方都聘请律师代为声张，也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本案不会沦为一场走过场的形式审判。
7月15日，案件正式进行第一次公开审理，此时邹容也已投案。控方古柏律师以《苏报》所刊文章为证，控告众人“故意污蔑满清皇帝，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中方谳员孙建臣先是威权施压，让众人老实招来；见堂下不应，竟又转为“哀求”，求章邹等人快快招供，尽早结案，大家省心。
章炳麟在审判中更是戏弄起了孙建臣。在回应“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一句时，“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闻此“歪解”，孙建臣认为章炳麟必熟习中文，便问其“得自何科”，章戏曰：“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7月21日，第二次公开审理此案，因清方已有引渡之意，希望将章邹等人引入己方地界便宜行事，以免西人之掣肘，因此这次审理更为简短，只有一个插曲值得一说。庭审中控方律师以本案“另有交涉”为由要求改期，辩护律师博易反问道：“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这个问题自然让熏染传统法思维的清方官员无从回答，只得笼统答以“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尊奉宪札行事而已”。
会审公廨乃清廷的“法外之地”，清方也深知此案“若依西律恐不重办”，因此开始交涉引渡事宜，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行动。因章邹等爱国志士必然支持抗法拒俄运动，法俄两国乐见其成，美、意两国主张有条件引渡，英、日两国则拒绝引渡，尤以在租界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态度坚决。反对引渡的理由，各国除了深知一旦引渡、章邹等人恐难保命外，还担心此案援引成例，其在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会被打开一道缺口，进而损害其特权。不过，清政府的积极运作还是颇有成效，就在看到一些进展的时候，这时发生的另一起案件，则让其引渡愿望彻底化为泡影，这就是轰动中外的沈荩案。
四、兼具司法与政治的判决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软禁，慈禧太后重新上台训政。维新派不甘失败，发起了庚子勤王运动，以图营救光绪帝，后运动失败，多人被杀。沈荩便是勤王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行动失败后他藏匿于京城，1903年被告发逮捕。沈荩被捕后，经慈禧授意，没有经过正常审判程序，竟被活活打死，其刑之酷，其状之惨，令人发指。这一不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径很快传到了西方各国，也对其政府产生了直接影响。原本支持引渡章邹等人的国家纷纷转变态度，尤其是法国的转向，更是瓦解了支持清廷诉求的阵营。清廷再作努力，案件仍须在会审公廨审理。由于嫌犯被关押日久，工部局受到各方压力，也期尽快结案，否则就释放处理。
12月3日，案件继续审理，由上海知县汪懋琨、谳员邓文堉、英国观审翟理斯主持审理，当然，只有翟理斯才有权作出最终判决。双方也都有外籍律师代为发言，只不过出现了一个十分吊诡却也可以理解的现象：尽管两造皆为中国人，鉴于双方律师身份以及清廷相关法律的缺位，案件适用的却是英国的法律，双方以诽谤煽动与言论自由互为攻防。
审判初始，控方律师古柏以章邹“谋反悖逆”“聚众闹事”“扰乱人心”等为由，认定其为极其严重的反政府行为，但他并未适用《大清律例》，而是援引英律，定以“煽动性的诽谤罪”。不过这并非很严重的罪名，即使以此定罪，被告也判不了几年。辩护律师琼斯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以诽谤言论治罪，则写作、印刷和出版应作为一个整体性罪名方可定罪。但章邹只承认写作行为，没有印刷、出版行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控方须证明被告有此行为。当时上海没有正式的出版法律和正规的出版程序，控方要想提出证据，谈何容易？在接下来几日的审判中，庭审按照西方法律的程序，被告接受讯问、证人出庭作证、双方言辞辩论等，钱宝仁、程吉甫等四人与本案无关，相继被释放，只有章邹两人等待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虽然符合司法要义，却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这也不意外，苏报案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案件，清政府（外交部、江苏与上海当局）、各国驻京使馆、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工部局甚至保皇派、革命党均被卷入其中。清政府虽然有意将苏报案所涉诸人处以死刑，但最终结果须经工部局同意，具体则须英国副领事翟理斯答允。在反复博弈之下，清政府的诉求由将章邹两人处死到“监禁免死”，再到“一犯（章炳麟）监禁三四年，一犯（邹容）监禁一年”，一再妥协，几无再降空间。1904年5月21日，中外双方宣布了最终判决：“至邹容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作《訄书》，并作《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一书，言语纰谬，形同悖逆。彼二人者同恶相济，罪不容恕，议定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以示炯戒。限满释放，驱逐出境。此判。”
在中外瞩目下，苏报案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局中人的后话却各不相同。邹容被折磨致病，于1905年4月3日瘐毙狱中，年仅20岁，后被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章炳麟1906年6月29日出狱当日即登上了赴日的客轮，继续从事革命事业。而《苏报》的老板陈范，案发之后避难日本，1904年回国后被捕，出狱后又参与革命、投身报业，一生也可谓有起有落，精彩跌宕。
五、苏报案的历史价值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逐渐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坚船利炮，背后则是先进的政治、经济、司法等制度，为其军事霸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以司法为例，苏报案是一个绝佳的样本，可供以考察和比较中西法制的利弊与优劣。历史烟云散去，重新回顾此案，也很难不生发深刻的启示与思考。
其一，苏报案犹如一面照妖镜，将中国传统司法中的落后与荒诞尽数显影。如工部局基于法律援助制度，为被告聘请了辩护律师，这让清朝官员颇为不解和疑虑，湖广总督端方致内阁大学士张之洞的电文中就说道：“闻各犯律师系工部局代请，不知何心？”再如，在12月7日的审判中，辩护律师以陈范之子陈仲彝与该案无涉为由请求释放，知县汪懋琨却冒出一句让西人大跌眼镜的话：“你愿意替你的父亲顶罪吗？”针对章邹二人，汪懋琨也提出：“只要写今上一字，罪名足矣。”这些严重不符现代法治精神和司法正义的言行，不仅让西人匪夷所思，也使得他们更不信任清朝的司法。也不难设想，若章邹等人真要引渡成功，恐怕会落得与沈荩一般的惨烈下场。
更重要的是，在呈现清朝的落后司法之外，苏报案还展示了西方司法的先进与优越之处。程序正义、律师辩护、法律援助、无罪推定、“谁主张，谁举证”、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诉讼原则与规则，很好地保证了被告人的权利，也是章邹被轻判的重要原因，因此该案堪称一次生动鲜活的西方法治大讲堂。
其二，苏报案一开始便被中外媒体连篇累牍地跟踪报道，阅者甚广，极大震撼了国人的神经，启发了他们的心智，孙中山就谓苏报案令“民气为之大壮”。就诉讼主体而言，这是清廷对个人发起的一场官司，尽管力量相差悬殊，但会审公廨保证了两造是以相对平等的主体展开控辩，不仅“满汉两族二百余年来未尝立于平等之地位也有之”，即使放眼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
对于清政府而言，苏报案则是一次严重的刺激。若清朝司法仍然野蛮落后，更给西方以口实，不愿放弃领事裁判权。官僚阶层视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变法自强之枢纽”，清廷若想收回司法主权，势必要以西为师，进行彻底的司法变革。苏报案也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案件，更加促使清廷修订法律，以图与列强平等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清廷与列强对峙、保皇与革命交锋、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的时代浪潮下，苏报案作为牵涉所有这些因素的个案，因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越了时代，而被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卷轴上。
（本文首发于《世界博览》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