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架构单元是“衙门”，例如《大清会典》的组织体例便是将国家大政分解为归口不同衙门的各项事宜，然后分门别类，按照不同衙门的排列顺序介绍国家行政的基本规章制度。这一认知框架也影响了清代政治制度史。对于学习者而言，以衙门职能为顺序来了解清朝政府框架，几乎是学习清代政治制度史的必要路径。然而，虽然作为单元的“衙门”在清代政治制度史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某一衙门及其下属官僚群体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却并不甚多，个中原因十分微妙。
清代中央部院衙门中，内务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既是一个事务繁杂的职能部门，同时又代表了八旗制度中的一类“皇帝世仆”政治身份，在“因事而设”与“因人而立”之间游走。因此，想要系统地在清代政治制度中考察内务府，必须要同时兼顾两个视角，这固然能揭示清代政治制度中“家”“国”交叉的面相，但研究的难度亦可想而知。已有研究多以《大清会典》等官修政典、正史等为据，描述一种框架性的“制度”或结构性的“运行”。近年的新研究，如赖惠敏的《乾隆皇帝的荷包》及青年学人王嘉乐的研究，更多依靠财政这一视角，以“皇室财政”的角度来考察内务府在清代国家制度中的地位；此一角度固属另辟蹊径，但在内务府“家”“国”两种政治属性这一根本议题上，显然还是问题的侧面而非正面。在这一点上，学界需要的是一部比较纯正的、一定程度上脱离《大清会典》框架的社会-政治史，重点应放在官员与权力运使上，关注清代国家如何在官僚制的框架之中实现家产制的目的。《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即为这一类正面论述的最新尝试。本书脱胎于作者20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皇帝及其包衣奴才：论清代皇权与内务府官僚体制》，此后屡经修改，补入了新出版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奏案》等内容，最终于2020年以《化家为国》之名由台大出版中心单独出版，202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勾勒官员群体特征：第一章初步介绍内务府组织沿革及下属包衣旗人的组成；第二章考察内务府堂官——总管内务府大臣的选任；第三章介绍内务府挑补包衣当差的机制，亦即在“体制内”获得第一份工作的过程，包括两种重要的出仕途径：在官僚体系中挑补笔帖式或司员，或在旗务体系中挑补兵丁及其他差事；第四章则将目光投向出仕之后的长期仕途，即官员如何考核、如何迁转。下编则关注清代官僚政治框架下内务府官员的角色。第五章考察内务府包衣最重要的一项京外职任，即出任各地“税差”，包括管理盐务的巡盐御史，江宁、杭州、苏州三织造，以及淮安关、粤海关等重要榷关。包衣旗人出任此类官职，一面管理各处税关事务及款项出入，一面承担办理宫中贡物、宫中器物变价等事，同时还可能负有监督地方官员、调查收集地方情报等“皇帝耳目”的责任。第六章考察内务府包衣旗人参加科举的途径与机会，着力探究在科举制这一“选贤任能”的主要途径之中，是否有包衣的一席之地。作者于此章之中遍历包衣之中种种不同的旗下身份，逐一考察各类身份是否拥有参加科举的权利。第七章考察除科举以外清代另一选官途径——捐纳制度中包衣旗人的身影，观察包衣旗人以报捐笔帖式乃至中级司官改善仕宦处境的手段。另外，本章还关注到内务府旗人主动或被迫（被摊派）向朝廷捐输家产的种种情况。《三山五园外二营地理全图》（局部）中的内务府包衣二旗（右下）
这也是《化家为国》研究的意义所在。这一研究在结构上的广度，令包衣旗人官僚多元的政治活动得以同时展现，进而令读者明确包衣旗人的政治能动性，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如制度史所提示的那样为君主效力犬马，而是有着明确的利益导向的。因此，在判断清朝国家权力结构时，必须要注意到这种“人”的因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一直有着“内廷-外朝”的分野，经典解释之中经常将“外朝化”看作某种必然，但《化家为国》所展示的内务府体制“外朝化”进程则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面相。在这一进程中，“外朝化”的趋势有着复杂的背景，包括包衣生齿日繁，君主与包衣的关系因时而变，国家权力的逻辑发生转变等等，同时也有着多变的表象，如包衣个人政治选择愈发重要，内务府堂官出身愈发“文官化”等等。作为本世纪史料大量披露以后政治制度史领域中涌现的第一批面向清代特定衙门的长篇研究之一，《化家为国》显示了在一定广度之下政治制度史的丰富程度，也必将引领下一时期人们对清代政治的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