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历史也往往受失败者和失意者影响和塑造

这本书脱胎于周轶群为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所作的长达一百页的导言，就体量、广度和深度而言，是吴宓研究中很难超越的著作。作者阅读了吴宓所有存世的著作、日记、书信、诗作、诗话和讲稿，在此基础上，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文化守成派的主将，作了一部五百页的思想传记，主要覆盖了吴宓对世界文学（集中在古希腊、古印度、英国和法国文学）、宗教（儒、耶、佛、柏拉图“四大宗传”）和本国经典（《红楼梦》）这三方面的重要论述。书中胜义纷呈，这里仅举两例。比如，所有人都谈白璧德对吴宓的影响，却少有人谈美国新人文主义另一位领袖穆尔（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对吴宓的灵魂冲击。白璧德基本上悬置宗教，而穆尔在这方面与白璧德大异其趣，他认为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正宗的传承关系，曾写过极力捍卫基督教的著作。吴宓在人生不同阶段曾出入于“四大宗传”，这样的宗教热忱与穆尔直接相关。明乎此点，我们对吴宓的认识自然就深入了许多。 另一处让我印象深刻的分析，是吴宓在西方古典学方面的造诣。吴宓1921年归国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常年教授《世界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史》两门课程，对西方文学的专门了解远超同时代其他人。1920年代，周作人曾著《欧洲文学史》，郑振铎也出版过《文学大纲》，这两种教材在当时自有救急的功用，但实际只是编译、抄撮而已。而吴宓于1923年发表对《荷马史诗》以及研究史长达两万言的介绍，完全基于他对当时西方荷马研究的全面了解，对于旧派（荷马为独立作者）、新派（考证、解析史诗文本），乃至考古学发现（施利曼发掘特洛伊、埃文斯发掘米诺斯文明），都有翔实而亲切的介绍。他对《荷马史诗》研究现状的把握（截至到1923年），与当时的国际前沿研究非常接轨。吴宓虽非科班的古典学学者，但已完全掌握荷马研究古往今来的主要观点。在国内西方文学史专业的草创年代，能出现如此专业的概括，让人既感意外，又感振奋。 吴宓一生对宗教念念不忘，他接触过的主要宗教，都曾真实地打动过他。1920年代，吴宓曾说“若孔子而不足受吾人崇拜，则世界古今竟无可崇拜之人”。到了1930年代，吴宓在日记中下过“皈依宗教、虔事上帝”的决心，还表示“极有意出家，为天主教僧侣”。1940年代，他又开始亲近佛教。他的宗教情怀不仅表现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也体现在礼仪方面。尤其到了晚年，他会在除夕、元旦和亲友忌日，焚香祭祀，叩拜行礼。后来遭到举报和批评，只敢在深夜偷偷焚香，跪拜列祖先贤，祝告天地神佛。如今想到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周轶群精心绘制了这幅逼真、细腻、复杂的“精神画像”，带我们探访了吴宓的心路历程乃至天路历程。这位白璧德和穆尔的追随者，在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提出时人认为迂腐可笑的第三条道路。学衡派在当时可算一败涂地，但如今看来，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历史也往往受失败者和失意者（统称losers）影响和塑造。这些losers可能是喝鸩酒的雅典人，可能是背木头的加利利人，也可能是那个深夜焚香的泾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