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恺伟：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
我们常设想润出去的可能，计算成本、规划未来，我们很少注意到，中国也是一些外国人的移居目的地。2020年，有80多万外国人住在这里。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要计算成本、规划未来。他们会发现自己在这里有一些特权，但总的来说生活是有限的、暂时的。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是美国人，2005年来到中国，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接下来这篇文章，他会从所有人都要经历的四大人生关头“生、老、病、死”讲起，呈现在华外籍人士的真实生活。
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老，在这里病，在这里死。但我们不算本地人。我们是身在中国的外籍居民，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永远都是暂时的，无论多久。我们在这里生养，但我们的孩子不是中国人。我们在这里变老，但永远不会退休。我们在这里心脏病发作，或是得了癌，不管能不能幸存，我们都必须回老家。不管我们将多少人生岁月豪掷于此，在华外籍人士都不能在此安葬。我们最终都要离开。
在中国待了将近二十年，我有不少朋友生了孩子，也有朋友去世。我眼看着大家变老、得病。无论他们——我们——从哪里来，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四大人生关头谁也躲不过。
你们肯定在哪座城哪条街上看到过我们，但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不管我们的中文水平有多高，不管我们有多么融入在地社区，不管我们和谁结婚，不管我们在这里逗留多久，在最要命的四大人生关头，我们总能回到老外的泡泡圈（bubble）里。
“生”
如果她想坐着分娩
要说中国和全世界在哪件事情上毫无二致，那就是生孩子，但孩子一出世，各种差异就会立刻接踵而来。中国的孕妇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以十万分谨慎应对孕期内的状态；但在北美、欧洲和其他国家，很多女性在怀孕八个月、甚至九个月的时候还会去跑马拉松。
在中国生孩子的外国孕妇必然要面对这种差异，在两种方式间不断磨合：在西方，盛行个体选择孕产方式，讨论各自的“生养体验”；在中国，医院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有一位外国助产士曾向我这样描述：对一个家庭来说，怀孕、生育孙辈几乎被视为一份正职。
安德里亚（Andrea）是一位“导乐”（doula）。导乐的角色介于准妈妈们的翻译、智囊团和教练之间。她们会提供关于超声检查的咨询和建议，甚至在分娩时提供帮助（有时会用微信视频通话参与分娩过程），但她们不是专业医护人员。
导乐还有责任告诉客户，有些分娩方式在她们国家司空见惯，比如在家生，但在中国不受推崇，甚至会被强烈反对；再比如，如果孕妇不想按照规定仰躺，而想试用别的分娩姿势时，导乐也有责任协助护士和助产士。
安德里亚有一位客户，自身就是助产士，她想在分娩过程中保持走动，到时候再选择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
“但是在中国，他们通常就叫你上床，躺下，”她告诉我。女人仰面躺着生，就像你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这是规范。”也就是说，护士和助产士们是按这样的标准接受培训的。她们很少见识到别的分娩姿势。
据她的回忆，那位女士决定坐在分娩椅上，但医院的助产士非常困惑，不知道怎样给产妇消毒，怎样给她铺治疗巾。助产士斟酌良久，反复考虑该如何规范操作；与此同时，那位产妇就干坐在椅子上等。助产士拿不定主意，去问医生该怎么办。
“就这样吧，”安德里亚劝助产士，“这个妈妈不想躺下来。这样坐着，她才觉得舒服。那就这么办吧，你知道的，就跪坐下来、帮她接住宝宝好了。”
结果，婴儿出生时，医护人员都不在房间里。是安德里亚亲手接住了孩子。“妈妈很好，孩子也很好，”她说，“助产士反倒手足无措，因为这情况和她学到的、她习惯的那套方法完全不同。”
“她从未接受过（别的分娩方式）培训，”安德里亚说，“规范做法是在床上，中国女性只需听话、照做就好了。”但分娩椅不符合中国的规范分娩法，属于另类操作。“助产士无法应对这种新情况，”安德里亚对我说，“这是一种文化差异。对我们来说，和中国医生或助产士交流时，这依然是一种挑战。”
如果医生表示欢迎（医生们通常都喜欢有免费帮手，哪怕导乐没有正式身份），而且，如果待产夫妇不能或不想支付私人诊所的高额费用，她们就能在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当然也可以在私立医院，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私立医院的检查费和分娩费就可能超过10万元人民币。
2004年，安德里亚在毕业后的gap year从德国搬到了宁波，一直住在那里。她的第一个女儿是在赶往上海某家医院的半路生下的，就在杭州湾跨海大桥边的一个服务区里，就在车里。
怀了二胎后，她吸取前车之鉴，早早住进上海的一家医院，并在住院期间建了一个宁波外国妈妈微信群。那时，微信群功能刚刚兴起，她终于可以把很多人拉进一个小组了——以前只能一对一的发短信。
这个微信群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孕友中心，让她借助这个平台帮到了不少新妈妈应对母乳喂养问题和产后抑郁症。她在2020年获取得了导乐认证。
看起来，在中国成为导乐的途径是这样的：在这里生个孩子，分享你辛苦得来的信息，让其他孕妇可以从中获益，再通过国际认证让你的经验正式生效。
我没有孩子，就生娃而言可以说一无所知，虽然我有许多外国朋友在中国生了孩子，但在搜集人生第一关头的相关信息时，我首先求问的仍是互联网。
“在异国生子很吓人！”那个网站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此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那是一家名为“在中国生孩子”的自媒体（Having A Baby In China.com），由天津的一对美国夫妇创办，他们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出生在中国。他们每周推出一期播客，还会汇总一些和孕产有关的中文词汇，从“吸奶器”到“脐带脱垂”不一而足。他们还推出了199元的付费课程（“旨在‘让外籍人士安心’，助您体验在中国分娩的极大乐趣”），课程主题包括“选择一家中国医院”、“在中国孕期里自我维权”等内容。
借由这个网站，我们能窥见对于外国准妈妈及其伴侣来说哪些事是重要的、在华外籍人士如何试图在中国医院里复制西方孕产经历——打造“孕产泡泡圈”。导乐就是这个网站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
“中国的医院对死亡有种零容忍的态度，这很了不起。”杰奎琳·卡曼（Jacquelyn Carman）这样对我说，“但妈妈们的感受和个人体验就未必是他们的首要关心对象了。这就是文化冲突之所在。” 卡曼和丈夫创办了Having A Baby In China.com，他俩是这个外籍人士生养社区的核心人物。
“我们希望自己拿主意，虽然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想去享受怀孕的过程。我们想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了，”卡曼说，“在中国，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并非第一要务。”
“老”
中国不需要更多人口
我们年纪越大，中国就越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
查尔斯（Charles）五十二岁时，第四次来中国生活。他是一位老派的英国绅士，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世界各地经营五星级酒店。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他一直在上海管理一家常有市领导和高级游客下榻的著名酒店。现在，他六十八岁了。
查尔斯的城市生活很活跃，时常去酒吧、餐馆和文化场所寻求新鲜感，还有很多朋友，各个种族、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的消遣就是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旅行，参观葡萄酒产区。他的公寓就是他的家，他经常为自己和朋友们下厨。他思维敏锐，对生活充满热情。
但他真的不该在这儿。他太老了。
外国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才能来中国工作，但我们是不是必须像中国公民一样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退休，仍然是个未被裁定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查尔斯受到绿卡的保护。
2004年，中国开始向经过精心筛选的外籍人士发放永久居留权。门槛很高：必须连续三年向中国企业投资至少五十万美元；与中国公民结婚；为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或拥有中国特别需要的技能。
查尔斯拥有永久居留权，属于极少数绿卡持有者之一。截止2020年，中国政府发放的绿卡（最近，因其新设计而被称为“五星卡”）不到17000张。相比之下，美国在同一时间段内发放了超过200万张基于就业的绿卡。查尔斯享受政府为中国公民提供的福利，但涉及工作时，他就处于某种灰色地带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中国迎来一大波外籍人士时，并没人指望我们长久留下来。我们的签证总是有条件的、短期的，等我们老了，肯定就离开这儿了。这样想没错，合情合理。中国不需要更多人口，尤其是健康问题不断增多的人。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不同，中国没有退休签证。
但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变化也就越大。据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所言，有些外籍人士已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劳动法规定我们应该退休。还有些人在互联网上谈论怎样从我们的月薪中收回8%的养老金——在中国工作十五年后就能提取这笔养老金，但考虑到签证和医保的现实状况，我们十有八九都用不到这笔钱。
该律师事务所表示，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最低年龄是十八岁，但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该不该遵照中国对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
查尔斯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了很多年。反正，他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好，出入境管理局也好，谁也没有跟他说：他不能这样做。
他的合同每年一续，“通常是在春季，他们会来问我‘你想延限吗？’。我们只是走这个流程。所以，我猜想以后也会这样吧。为什么不呢？我想不出来还能怎样。”
以查尔斯的年龄都能当我爹了，他是我社交圈中年纪最大的朋友。查尔斯代表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虽然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打算在中国退休。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二十来岁来中国的，和我当年一样，现在也都和我一样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来找机会的，或是来工作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2022年，许多人走了，去新加坡、北美、欧洲，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了。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我在夜店、通过音乐认识的，想当年，我们还曾关心哪个DJ在哪个俱乐部表演，现如今，他们聊的都是娃的学费、保姆的排期表。
然而，留给他们中许多人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公立学校体系让他们敬而远之，因而，他们把孩子送去国际或双语学校——学费可达每人每年30万人民币以上，这还只是幼儿园的收费。如果没有高管层薪资的支撑，光是学费就会让他们最终离开中国。只要外国人在中国生下一个孩子，沙漏就会翻倒过来，倒计时开始。
我没有孩子，也没打算生孩子，所以我留在上海，眼看着我的朋友们带着他们的孩子们慢慢地抵达年纪的上限，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中国。
查尔斯现在孤身一人，账单寥寥，他不需要养老金。我们没谈这事儿，但他拿到绿卡时，明面上规定的最低工资是年薪72万元。他肯定够格，反正他也不想退休。
我们算了一下他的工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他就在中国工作了，至今三十多年了。香港回归时，他在香港；世博会时，他在上海。“有这么多积极正向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他说， “都是历史性的时刻。”
就算他对自己在国外生活了四十多年——或者说在异国他乡变老——有什么遗憾，他也不曾表露出来。他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到十五岁。他每年都会在泰国进行健康检查，但会去中国公立医院接受他这个年龄所需的常规医疗护理：做肠镜、检查前列腺。
“我一个人住，”他说，“早晚有一天，我会醒来，死掉。我把这事儿抛之脑后，我想所有人都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更想把自己手头的事做下去，长途旅行也好、短途旅行也好，多看看中国，多看看这个世界。”
他已经考虑到最后一步了：立遗嘱，记下他电脑里的一系列密码。查尔斯毫不担忧自己有可能死在异国。“再过十二天，我就六十九岁了，”他对我说，“到目前为止，我这一生过得很幸运。希望继续顺遂吧。”
“病”
被风筝线抹了脖子，16万
艾托·奥拉贝戈亚（Aitor Olabegoya）前脚登记结婚，后脚就被一根风筝线抹了脖子。
当时，这位三十多岁的西班牙人刚离开一家北京的婚庆公司，开着电动摩托回家，后座坐着新婚妻子。两人都还穿着结婚礼服。就在这对新人快到四环边的朝阳公园时，突然，有根拽紧的细绳横扫过来，撞上他的前胸。
细绳卡在他胸前的挎包带扣上，顿了一秒钟，紧接着就弹跳到了他的脖子上。摩托继续向前，张力倍增，绳子就切进了皮肉。他没感觉到什么异样。但当他停下来时，周围的人都万分惊恐地盯着他看。就是那么寸：奥拉贝戈亚骑车经过时，公园里有个放风筝的人把线扯得太低了。他用手机自拍，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他的脖子从一侧到另一侧，被割开了。
按照不同的统计方式，我们可以被分成各种阶层、各种数据图表，但要说衡量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水准，能获得何种程度的医保绝对算得上决定性的标尺。
只要我们在工作——因为要签证，我们在中国生活几乎都要仰仗一份工作——我们就都有中国的医保。我们可以和任何中国公民一样，去公立医院就诊，只不过，要先搞清楚这儿的医院怎么分科、怎样在迷宫般的医院里找到该去的地方、怎样预约挂号、怎样与医生沟通，后面的问题还多着呢。大多数老外要在老弱病残孕的状况下亲自抱病摸清这些门道，真的太难了。
请进入外国人的“医疗泡泡圈”：这个圈子里的医生会讲数十种语言，可以电话预约，从新生到濒死，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费用极高。
事故发生时，奥拉贝戈亚每年要为私人医疗保险支付15000元人民币，刚刚好，能解锁这个泡泡圈。顶级的医保费用可能会高出几倍，或许包括在中国无法治疗的情况下，将你空运到另一个国家的医疗运送服务。
这倒不是说我们怀疑中国大城市医生的技术或专业素养，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公立医院享受常规医疗服务。但是，假设真的出了大状况，我们希望能和医生语言相通，即便中文很好，我们也希望得到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医疗期望的安慰。假设这种安慰是有偿的，我们可以花钱买。
奥拉贝戈亚是厨师，收入不低，他付得起这笔保险费。所以，事故发生当天，他一手紧捂颈部伤口，另一只手开着电动摩托车，后座依然坐着身着婚纱的妻子，当即前往北京和睦家医院。
和睦家医院由美国人罗贝塔·利普森（Roberta Lipson）始创，她有个中文名：李碧菁。她迁居北京将近二十年后，在1997年成立了和睦家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外资医院。
在北京的和睦家医院有超过25个医疗科室，四位急诊医生中有三位是美国人。和睦家的护士都能说流利的英语。除了和睦家，中国还有好几家高端医疗险可以覆盖的、更适合外国人的私立医院，包括：百汇医疗、嘉会医疗、全康医疗、上海德达医院、莱佛士医疗和哥伦比亚中国。
这些医院不只向外国人开放——光靠在中国的几十万外国人根本不足以运营这些机构，但外国人遇到紧急医疗情况时，都会首选这些医院。
奥拉贝戈亚在第一时间被送往手术室。医生用47针才将他的脖子缝合。粗糙的伤口险些触及他的颈动脉和颈静脉，但最大的风险在于绳子很脏，造成了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医院将他留在重症监护室，两天后才出院。他花了三个星期康复。保险偿付了16万元的医疗费用。他说自己幸好买了保险。
现在，有两条锯齿状的疤痕绕在他的脖子上，自喉结向两边延展。医生提议整容手术，以去除那天留下的痕迹，但他选择保留伤疤，作为一种留念。
那个放风筝的人，他们一直都没找到。
我和奥拉贝戈亚交谈时，我在思忖的是：假如他没买保险，或是去了最近的公立医院，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于是，和他谈过之后，我在朋友圈里打听起来：有谁遇到过相似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但选择了不同的做法？这时马克（Mark）跳了出来。
马克憎恶泡泡圈。他是美国人，在中国北方一所大学当教授。他十几岁时就开始学中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他一直在中国生活，用中文教中国学生。
“六个月前，如果你称我为外籍人士，我会跟你翻脸，”最近，他这样对我说，“我从来都不想和外国人有任何关系……我一直理想化地以为自己能和中国学者平等合作。”说起泡泡圈，他会极尽嘲讽之意地谈论三里屯那些不会说中文的老外。
几个月前，一切都改变了。
他的中国伴侣的雇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安排了一家私立医院的体检项目，谁承想，检查结果显示他最近有过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迹象——他甚至浑然不觉自己发过心脏病。他被救护车送往中国最顶级的一家公立心血管医院后，有位医生冷漠地对他说：必需立刻进行挽救生命的治疗。
他必须入院才能接受治疗，他问什么时候有床位，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我又不是神算子。”说完，那个医生就招手让下一个病人进来。
医生轻描淡写地将他拒之门外，这让他非常无助，希望彻底幻灭。他感觉自己命在旦夕，医生也没有推荐别的公立医院。马克和他的中国伴侣很快梳理了一下他们有多少选项，最终选中了一家知名的国际医院，他在那里接受了能救命的治疗。他没有私人医保，住院费达15万元。他自掏腰包。
马克对中国的医疗体系并不陌生。刚来中国的时候，他曾在东部沿岸城市的一家公立医院当过志愿者，帮人做翻译。现在他五十多岁了，汉语说得比绝大多数在华外国人都好，完全融入了社会，身为教授，也享有一定的社会威望。他一直以为，就算在中国遇到所谓生死攸关的状况，他也能安然度过。
他不会去幻想这种事在美国就会更容易一点，因为，如果你在美国没有保险，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很可能就破产了。虽然第一位医生的冷漠态度让他很不安，但他说，“换个角度想，谢天谢地，我是在中国遇到了这事儿。”他知道自己多少有些特权，能通过一些“特殊渠道”获取他所需的那类治疗。
后续的康复治疗，他是去公立医院做的。目前他已完全康复，仍在担任教学工作。
和奥拉贝戈亚一样，我2005年来中国时也是个厨师，在上海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工作。那时我很年轻，工资很低，但福利包括医保——条件好到不可思议，对我来说绝对算奢侈的。那之前，我在美国的餐馆打过工，好多年都没有保险。我很少用到那份中国医保，但每次去浦东的一家私立医院看医生都挺愉快的，因为心里明白账单不用我自己付。
第二年，我辞去了那份工作，重回单枪匹马的状态，没有保单护体了。接下去的好些年里，我都不进医院，不看医生，靠美好的愿望存活。中国的医院系统太复杂了，我又不好意思请朋友陪我去，帮我翻译；而私立医院太贵了，我根本负担不起。我经常生病，通常是肠胃问题，我会在卫生间里耗上几小时，祈祷症状自行消退。
2009年有天晚上，我惊醒过来，胃里锐痛不已。那是凌晨一点。我当时的妻子睡得正香，我说我要去医院，她只是点了点头。我没时间解释。那不是食物中毒或单纯的胃炎，靠祈祷靠蹲坑都没用。我打车去百汇医疗的24小时诊所的一路上都在痛，整个人蜷成一团窝在后座上。
我知道那儿的诊疗费远远超过我的承受力——那时我已换了跑道，只能靠写东西挣点可怜巴巴的稿酬。但那次痛得太厉害了。
我不记得最后的诊断结果是什么了，但打了点滴，留观几小时后，刺痛感消失了。
治疗总共花费了6000元左右，差不多是我当时月薪的一半。这次诊疗让我的银行账户剧烈缩水。离开医院时，天都亮了，我暗自发誓：从此往后，我不会再祈祷自己的病情消失。我要的是保险。当时我在一家媒体公司打工，就去申请涨工资，其实也不算涨，只要求每个月多给我1000元，好让我买份保险。老板不肯，我当场就辞职不干了。
现在，我有保险，并且经常使用。我与几位医生保持了长期关系，常去的诊所里的药剂师都知道我的名字。保费是我能承担的，但也只能算勉强应付——我已经40多岁了，所以每个月要几千元——但对我来说，这事儿必须要做，没得商量。我知道自己的处境算是很不错了，我是不会迈出“医疗泡泡圈”的。
“大多数外国人会为了治大病而离开中国，我理解那是为什么，”凯瑟琳（Catherine）对我说，“就算用母语，那些医学术语都很难懂，更不用说用外语了。”
她是外籍人士群体中最罕见的那种人——睿智的长者。在中国的38个年头里，凯瑟琳（Catherine）在中国已经历了四分之三的人生关头：生育、衰老和朋友去世。现在，她被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中：患有三阴性乳腺癌，第四期，已转移，并扩散到结肠。
她可以轻松地用中文处理个人事务。她的亲朋好友遍布国内外，他们都能帮到她。她留在中国就是为了接受治疗。
凯瑟琳堪称例外中的例外。只要不是紧急状况，外国人在中国患重病后，几乎都会离开中国。
我们总是事后才听说他们的事。他们会从我们的微信群和社交圈中消失，回来的人屈指可数。我的一位熟人阿贝（Abe）因为患精神疾病回了美国，而对老一代人来说，让他们回国的可能是心脏病或癌症。但凯瑟琳选择留在了上海。她和这儿的渊源太深了。
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美国移居中国的，先在内陆省份教英语，同时学习中文，然后进入了制造业。八十年代，她靠公共汽车和绿皮火车走遍了全中国，从黑龙江到新疆、西藏，她都去过，九十年代初，她在中国的公立医院生下孩子，在上海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就这样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现在她上了年纪，已进入半退休状态。
凯瑟琳有一份很棒的个人医保，但如果回美国的话，情况就复杂了。与许多国际个人保险公司的产品一样，凯瑟琳的保单承保世界各地的治疗，但美国除外，因为美国的医疗费用极高、计费系统相当复杂。但在中国，那份保单可以覆盖大多数医院，包括公立和私立医院，为了救治癌症，她两类医院都会去。她没有额外购买适用于美国医院的个人险。
她的癌症治疗是在公立和私立医院同时进行的，换言之，是在泡泡圈内外混合进行的——在中国，她算得上受过高等教育的资深医保消费者，知道怎样在合适的公立医院找到合适的医生，拥有能帮她获得资源的通达的社会关系网；她也有海外关系，和美国的医生、医学专家们保持联系。她的医生们都对她的未来很乐观。
“死”
遗体必须遣返，骨灰也是
吴琼左右为难。她刚从火葬场领回了一名美国男子的骨灰，现在身在武汉机场，骨灰就在她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她实在太想上厕所了。她在脑海中自我争辩了一番，看看哪种情况更糟糕：是把行李箱放在厕所外面，冒着被偷的风险呢？还是带“他”一起进洗手间，犯下不尊重死者的错？
“这大概是你第一次进女厕所吧，”她记得自己一边把行李箱推进卫生间，一边对它念念有词。这位男性死者罹患癌症晚期，最后一次去武当山参加国际朝圣活动时去世。“把头转过去，”她说，“别偷看啊！”
这是她2012年接手的第一桩委托，但肯定不是她最后一次对骨灰说话。早些年，她在罗斯泽特——一家专门把在华外国人遗体运回死者祖国的小公司——工作时，就曾问过骨灰：真的有鬼魂吗？她想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吴琼从中国各地领取了很多外国人的遗体，多到她都忘了许多具体的细节。通常，如果她要等早上的航班，就不得不在酒店房间里和骨灰一起过夜。
她告诉我，她并不害怕——死亡对她来说不是禁忌——但她确实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你在那边，请让我知道。”她会这样单挑，让鬼魂显形。她一个鬼也没见过。
现年39岁的吴琼曾把在西藏登山时死亡的外国人遗骸送回国，也曾去苏州提供协助，因为有个外国女子试图从22层楼的外窗爬进屋时不慎坠亡。她还目睹过一名俄罗斯年轻男子醉酒死亡后，尸体在沙发上腐烂后的场面。据罗斯泽特的创始人估计，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最多的一天高达五起，之后的转运物流过程非常复杂。
自1995年起，在中国亡故的外国人不允许被埋葬在公有土地上，骨灰也不能撒在公有土地上，只有对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极少数特例除外。外国大使馆的任务是联系死者的近亲，之后，死者的近亲通常会雇用罗泽斯特这样的公司完成后续操作。
罗斯泽特公司是比利时人维尔弗里德·维尔布鲁根（Wilfried Verbruggen）在大约十五年前创立的，在吴琼心目中，他拥有父亲一般的地位。据其官网介绍，公司服务范围包括涉及“医院、紧急干预小组、医院太平间、法医中心、殡仪馆、火葬场、公安局、以及各地、区、市级的民政局、公证处、外交部、殡葬协会、本地灵车公司、检疫检验、机场海关、货运代理、航空公司代理和收货方”等环节的相关事宜。
维尔布鲁根曾在比利时承办国际殡葬业务，用他的话来说是从事“进出口”，之后又在欧洲和非洲销售过土方设备。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移居中国，但在接到大使馆的朋友求助后，他不情不愿地重操旧业，再启遗体遣返业务。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中国承办殡葬转运服务。
在中国，丧葬是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服务价格是固定的——但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公民防遗体腐的官方价格是300元人民币，但吴琼告诉我，外国人可能要付更多钱，特别是在经办人员不太熟悉流程或规定的偏远地区。
一次典型的遣返，费用包括防腐和机票，总额会有六位数。我请吴琼估算一下，万一发生意外，将我的遗体运回美国需要花多少钱——她给我的答案是：12万元人民币，送到亚特兰大机场。我在迈阿密的家人会在机场签收，之后怎么办，就得靠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并非每个人都承担得起如此高昂的费用，哪怕罗斯泽特公司的手续费只是这笔费用中的零头而已。吴琼讲到了一个委托案：有个非洲年轻人在停尸房里停放了两年多，就因为他的家人一直在为遣返和葬礼筹款。另一个委托案：去世的是位摄影师，大使馆无法找到他的家人，因此变卖了他昂贵的相机，用那笔钱支付费用，将他的遗体送回了祖国。
根据罗斯泽特公司的统计，维尔布鲁根、吴琼和另外两名中国员工平均每年要处理120—140桩委托案，不到在华外国人死亡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公司曾将遗体送往八十多个国家，但排名前三的目的地是德国、美国和英国。
维尔布鲁根处理过那么多死亡事件，遍布中国各地，他非常清楚各地殡葬业的质量和性价比，能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城市就只有上海了，尤其就防腐的专业性、棺椁的工艺而言。在其他城市或省份，所谓的棺材可能就是一只内里空空、没有衬里的运输箱，看起来像是货真价实的棺材，其实徒有其表，没有金属内衬，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功能性。“在中国，死在上海是最好的。”维尔布鲁根这样说。
维尔布鲁根年过七旬，已在2023年将公司交给吴琼打理，自己和家人在成都过上了退休生活。吴琼告诉我，他本来就有些健康问题，而这个行业每周7天24小时无休轮转，要继续工作的话，他的压力就太大了。
在吴琼看来，这份工作意味着一项使命，要为那些在遥远的异国失去亲人的死者家属提供服务。她希望余生都能从事这项工作。如果她的前老板在中国去世，吴琼，或是她的同事，很可能不得不将他的骨灰送回比利时。（维尔布鲁根告诉我，如果他死在比利时，他希望能被土葬，但要是死在中国，他希望能被火葬。）
这是一个很难开口去问的问题，但吴琼让我免于尴尬。“我们都希望维尔弗里德再活十年、二十年，但我们必须讲求实际，”她说，“毕竟，到了那时，我还能工作。”
维尔布鲁根倒是不太担心。“不管是中国还是比利时，我死在哪里并不重要，”他说，“我只求不要死在医院里！”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