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受苦的人》摘要

一、论暴力

在个人层面，暴力有解毒作用。暴力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观望和绝望的态度。暴力使被殖民者变得勇敢，亲眼见证自己重获尊严。即使武装斗争是象征性的，因迅速的非殖民化而解除动员，但人民还是来得及借机说服自己，解放是所有人和每个人的事业，不是领导人的特殊功劳。暴力把人民提升到领导人的高度。因此，当年轻的政府迅速设置一套礼仪制度时，人民表现得有些迟疑，甚至略带挑衅。群众在暴力中参与了解放，便不允许任何人自称“救星”。他们提防将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命运以及共同体的命运交给一个活上帝。昨天，他们还完全不用承担责任，但今天，他们想要理解一切，决定一切。人民的觉悟受到暴力的启发，反对一切和解。那些煽动家、投机者、术师今后的任务要艰难起来了，群众曾投入绝望的肉搏战（生活战争），这种实践让他们注意具体的事物，从长远看，愚弄他们已经不可能了。（66-67页）

二、民族意识的不幸

民族独立会使多重现实大白于天下，这些现实有时是分歧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人民被迫从一揽子毫无区分的民族意识过渡到社会和经济意识，他们在斗争初期采取的是殖民者的原始善恶二元论: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但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发现，即便升起国旗、建立独立国家，某些阶层也不会主动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利益。人民发现很多“民族同胞”在进行不正当交易、大发国难财，完全不顾那些把献血撒在大地上的牺牲者。用简陋方法对抗殖民主义战争机器的战士意识到，自己在推翻殖民主义压迫的同时也间接协助建造了另一个剥削机器。这一发现令人不快、痛苦、愤慨，以前很简单，一边是坏人，一边是好人，但现在必须抛弃对于统治者过于简单和程式化的看法……殖民者不再是单纯要被打倒的人，一些士兵离开殖民军队，另一些人拒绝为压制另一个民族的自由而战，比起某些本民族的“同胞”，殖民者中的一些成员更靠近民族解放斗争，种族和种族主义在两层意义上都被超越了。（115-116）→现实案例:1933年3月30日游击队在汪清县发现关东军士兵伊田助男运来的十万发子弹时，他们就经历了这样的时刻。 民族意识倘若不是协调地凝聚了全体人民内心深处的诉求，倘若不是人民动员最直接、具体的产物，那将只是空洞、脆弱、粗糙的形式而已。（121） 民族资产阶级尚不具备只有经济实力强大时掌握国家机关才能具有的问心无愧和心平气和，他们使用国家炫耀自己、制造混乱、暴力对待人民，让人民感到自己一直处于危险中。他们整日忙于用最快速和最乏味的方式装满自己的钱包，国家日益陷入萧条，为了掩盖萧条和倒退，给自己安心和骄傲的借口，他们就在首都修建各种宏伟的面子工程。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无视国内的荒芜形势，转向过去的宗主国和外国资本，他们需要一个肩负双重任务的人民领导者:一方面稳定体制，另一方面永远维护资产阶级。在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专政是其强大经济实力的产物，在不发达国家，领导者用精神威力和政治权威包庇资产阶级，让其在新兴国家中饱私囊。（138-139） 领导者本是参与过斗争的战士，现在却在人民和资产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他参与阻止民众的觉醒，每次对人民讲话时都不断提起当年的英勇事迹（以绑架人民），批评人民的忘恩负义，无视身后的家乡，宣称人民的使命就是跟随，继续跟随，永远跟随。（141）他不断提及独立的历史、提及解放斗争期间神圣的团结，因为他拒绝粉碎新的特权集团，就要求人民退回过去，沉浸在赢得民族独立的史诗里。领导者实际在阻止人民行动，拼命地想把人民从历史中除名，不让人民在历史中站稳脚跟。在解放斗争中，领导者唤醒人民，宣布要勇往直前、改天换地。如今他却加倍努力地麻痹人民，三番五次地要求他们回忆殖民时代的创伤，感恩他们走过的漫长道路。（142） 然而，人民表现出完全不能欣赏自己走过的漫长道路的样子，农民继续在地里刨土，失业者没有工作，尽管确定了一些国家节日，尽管崭新的国旗还在飘扬，但他们无法说服自己相信生活真的有所改变。掌权的资产阶级不论多么努力地尝试证明，群众都无法抱有幻想，他们开始生气、冷漠，不再关注这个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位置的国家。（142） 领导者不时在电台发表讲话、参加巡视，以安抚、平息、蒙蔽群众。由于没有政党，就更加需要领导者，独立斗争时期确实存在一个由领导者领导的政党，但独立后这个政党就可悲地解体了，只有形式上的名称、标志和口号保留下来，它不再从人民真正的需求出发，不再帮助人民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只是把上层的指令传达给群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思想沟通都没有了，相反，政党成了群众和领导层之间的屏障。（142-143） 曾经的战士们强忍着怒火，要求领导机关制定一个方针、明确目标，但领导者借口捍卫民族团结，断然拒绝执行这些任务。他们所谓的方针思想都局限于一系列说法，什么民族自决权，什么殖民主义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趋势。当战士们要求更深入地分析历史趋势时，领导者就用不可避免的非殖民化之类的说法来搪塞他们。战士们已经完成了把资产阶级扶持上台的历史任务，他们被坚决劝退，以便资产阶级稳固自己的地位。即便是最肤浅的观察员也能意识到，过去在战斗时期曾吸引全体国民的政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只用于让人民相信自己正在被领导，现在加入这类组织的人用他们的行动证明其归附其实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己参与蛋糕的分配提供方便，政党就成了个人获得利益的工具。（143-144） 民族资产阶级往往比外国公司更加不信任自己建立的制度，他们对自己的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忘恩负义，把钱存入外国银行，在欧洲金融界炒股，在巴黎或汉堡过周末，在美国购买豪宅，让人联想到一伙盗贼，每次持枪抢劫后就像同伙隐藏自己的那部分财物，小心翼翼地准备撤退。“哪管洪水滔天”，他们对国家就是抱有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却要求人民对国家负起责任。（146） 使群众政治化，是使他们变得成熟，而不是使他们变得幼稚。（154） 今天，许多获得独立的非洲地区政党都面临极为严重的权力膨胀。只要有政党成员在场，人民就不说话，态度温顺，只会对政权歌功颂德。但在街上，在晚上远离村子的地方，在咖啡馆和船上，人民用苦涩的语气说出失望甚至绝望的话，话语中隐含着愤怒。政党领导者就像部队中的士官，不断要求人民在队伍中保持安静，这个政党自称人民公仆，自称要努力实现人民的幸福，可一旦殖民政权把国家交到它手里，它就急匆匆地把人民赶回洞穴。（155）

“当资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的时候，它反对任何的民族压迫，主张每一个民族，甚至最小的民族都有自由和自决权。但事实上资产阶级当时是渴求从异国的压迫下获得解放，是想建立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是想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独自掠夺本国的人民。当资产阶级和本国人民一起受压迫时，它高喊着所有民族的自由，不容忍任何民族压迫。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赶走了异国占领者，不管这是外国的贵族还是外国的资产阶级，它自己就会来压迫任何一个它可以从中获利的弱小民族。”

三、关于民族文化

被殖民的知识分子迟早要意识到，他们不是通过文化来证明自己的民族，而是通过人民的生活-战斗。文化成就的多寡和统治的正当性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一心沉浸在文化制作中，他们以为在这些工具上盖上所谓民族的印章就够了，却奇特地只是让人感受到一种殖民者眼中的异国情调。当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经由所谓的民族文化回到人民身边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外国人。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方言，想要表现出自己尽可能接近人民的样子，但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关心的主题，却与祖国人民认知的具体形式并不一致。民族生活的本质处于剧烈的变化和革新中，文化人不去追寻这种本质，却放任自己沉迷于僵化的过时的片段。倘若我们想贴合传统，想要再现已经被废弃的传统，那就不仅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民。因为当人民支持反对殖民压迫的武装斗争时，传统的意义就已经改变了，如果知识分子只是紧抓着僵化过时的片段不放，他们就不过是庸俗的机会主义者。（198-199） 例如，在造型艺术方面，被殖民的创作者一心要完成民族作品，却只局限于对细节的刻板复制。这些艺术家曾钻研过现代技法，受过当代主要艺术流派的影响，现在却背过身，否定外国文化，去追寻所谓的真实民族文化，强调他们认为是民族艺术中的持久性特征。但这些创作者忘了，思考模式、饮食方式、现代信息技术等都辩证地重组了人民的头脑，持久性特征在殖民时代充当过防线，如今却处于完全的激变中。（199） 创作者想要描绘民族的真实，却走向非现实。他们在深沉的意向性中所瞄准的是思想的残渣、外在的表象、残骸死尸、凝固在时间中的知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如果想创作出真正的作品，就要知道民族的真实首先就是国家的现实，他们必须深入到知识可能会沸腾的地方去……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全貌无动于衷，却一心想要通过表现文化来加入人民。但这种表现形式缺乏节奏，是宁静、不动的，令人想起死亡，而非生命。对此我们有权过问:“以这种方式被表现出来的文化是否真实?这种文化是否已经过时?是否已经被人民的英雄史诗所质疑、否定?因为人民已经通过这部史诗开辟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200） 被殖民的文学家的第一要务是明确以人民为创作主题，并通过这一点首先意识到自身的异化。想要在人民不再停留的过去加入他们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已经掀起了一场突然转向的运动，一切都要重新思考。应该奔赴人民所在的神秘的不平衡之所，在那里，人民的灵魂凝聚成形，人民的感知与呼吸熠熠生辉。（202） 被殖民的文化人不是要对民族文化负责，而是要对整个国家负责，归根结底，文化不过是国家的一个方面。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是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战，文化只有通过这种有形的母体才可能存在。文化战斗无法脱离人民的战斗独自发展。例如，所有对抗殖民者的阿尔及利亚男女都不会与民族文化毫无关系，在战斗中、在监狱里、在断头台前，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文化凝聚成形……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潜入人民的过往、寻找一些古老的一致性要素，这只不过是让自己满足于精神上的无能的借口。必须和人民一起以同样的节奏工作、战斗，以明确未来。民族文化不是民间传说，不是一些纯洁行为的沉淀物，或者其他的越来越脱离民众当前现实的东西，民族文化是人民在思想层面所做的全部努力，它产生于这样的情景中:一大批从未想过创作文学作品的男男女女，发现自己处于特殊的境地——在监狱里、在游击队中、在被处决的前夕，他们感到自己必须说一说他们的民族，必须谱写表现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的乐章，必须担任处于行动中的新现实的发言人。（211）

四、殖民地精神问题

一个因妻子被强暴而出现精神问题的阿尔及利亚人:

跟这个女孩结婚时，我爱的是我表妹，但表妹在父母安排下嫁给了另一个人。于是我接受了父母给我找的一个女人做妻子。她温柔体贴，但我不爱她，我总是对自己说:你还年轻，再等等，当你找到对的人的时候就离婚，然后新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因此我对我的妻子几乎没有感情，随着战争的发展，我越发疏远她了。到最后我回家就只是吃饭睡觉，几乎不和她说话。

在游击队时，我得知她被法国人强暴了，我一开始对那些恶棍感到愤怒，后来我对自己说:“幸好事情不严重，她没死，还可以重新过日子。”好几个星期后我才知道，她之所以被强暴是因为我，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她不招供才那么做的。她完全可以至少供出一个战士的名字，他们就可以找到并摧毁我们的组织，甚至逮捕我。可是她并没有对我说:“看看我为你遭的罪。”而是说:“忘掉我，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在战后与妻子重归于好。我必须告诉你，我见过农民眼睁睁看着妻子被强暴后擦去她们脸上的泪水，这让我深受震撼。起初我不理解他们的态度，但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地介入这样的事，我见过百姓自愿娶一个被法军强暴后怀孕的女孩，所有这一切都引导我重新思考关于我妻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