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七章的笔记

思想史学家以为所谓经学向史学演变，即是永恒倒向历史主义，固定不居的原理成为随时被迁就的。比如王汎森对于蒙文通的论断，就是建构在这种基础上的。但除了能说明其对于经学与史学的理解极其呆板外，便再无新意了。用历史主义来粗暴理解蒙文通的史学，与左翼用列宁主义来理解福音书整出所谓解放神学一样，都是智识的极端堕落。 蒙文通的经学与史学究竟在何种层面上得以展开，自然需要考虑到之前的学术源流。他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浙西之学”的后生将史学完全作为材料性的对象来看待，六经被历史化的古文经学还原为古代的政典文献。义理被剥离于经学和史学，史学成为材料剪裁的学问，而为之服务的义理也可以轻易变为其他子学乃至新学。如果蒙文通只是如此的话，那么该取名为“从廖平到章太炎”了。蒙文通于1944年出版的《儒学五论》将经、史、义理诸学均冠之以“儒学”之名，若用史学来概括其诸学问，必然只能要求一种全新的“史学”定义了。而“五论”中提及“儒资于史”，即孔子思想来源于周代社会状况，而西汉今文经说面对形势则是汉承秦制的东亚事势，又为“史资于儒”。可见所谓“史”更接近历史现实而非某种史学或历史主义。在这种思维里，义理不必如廖平所言今文经哲学那样，是一种非历史的义理理论，而是义理与现实创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当然不是说各代的以今度古才是义理的发展，而是“源流互质”——“通过向根源的不断回溯，来调校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而使得历史的发展成为出自根源的发展”。根源并非线性时间意义上的起源，此种起源人类自是无能力进行回溯，根源实则为谢林意义上的所谓“本原”，即一切展开过程中的意义之源头和支配法则，非展开不能溯源，非溯源不能展开。所以蒙文通论今文经与齐学、晋学、鲁学的关系，讲三代为不同族群分合形成。并不是单纯以史学拆解三代之神圣，也只有顾颉刚这类人才会想当然地以为考古或实证可以破坏“三代”的意义。蒙文通实是为历史与义理提供一个可以贯通的场域，义理是历史的义理，历史又成为义理的历史。 刘咸炘的“察势观风”，自以为用道家“持静之术”来把握历史的变化，确乎为一道家史学。而与蒙文通以义理把握历史，从而参与乃至干涉历史的儒家历史观全然不同。谢林在《启示哲学导论》里面已经判教了建立在终末论基础上的历史主义：“所发生的一切之所以发生，只不过是为了另一些事情能发生，已发生的事情自身较之于另一些也就成了过去，如此一来，根本上来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在人类自己的一切行动、忙碌和劳作中除了虚妄，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虚妄的，因为缺乏真正目的的一切都是虚妄的。”作为不断延伸下去的因果链，只能在某一终末时才能赋予完全的意义，便只能呼唤革新/革命来抵达终末的时刻。而知晓在历史处境下重返根源的蒙文通，则将朱子与阳明之争论定为先天预成论的苦果。通过将“善性”解释为“善种”，需加以外在工夫培养，发展而成，即变“复其原初之性”为“发展其本然之性”，外在发展自可以接上文教乃至所谓文化阵地等社会方面内容。所以“历史—本原—发展”构成蒙文通的经史之学的框架，本原在历史中发展，历史中以发展回溯本原，构成思想与现实的历程。蒙文通对于先秦至汉代的认识，已可视作一种“政治观念史”。所以其学问必然不是以史学为鹄的实证学说，而是以历史为场所展开的，有关先王垂训之本原的义理学。那么放置如今，“史”的要求即是在崩坏时代重塑天人关系，赋予精神生活与社群一种超越性的神圣维度。这自然需要呼唤我们重追尼父当年的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