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革命？书籍与八卦的历史

在当代文化史研究中，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和出版史研究有畅销之誉，随着近年来他各类著作的出版与再版，我们已经可以在中文阅读界完整的阅读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下简称《畅销禁书》）可以说是达恩顿最重要的一部书籍史作品，由这本书作为开端，达恩顿与18世纪的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典范性拍档，也开启了达恩顿在连续的专著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书籍打造的阅读世界是否能直接推动一场社会变革？这两个问题是递进关系，只有先厘清楚前一个问题，我们才可能跟随达恩顿的思路回答后一个问题，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畅销禁书》很可能是他最为“激进”的一本，他尝试性的迈出用书籍史解释宏大历史的一步，与他在前一部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后一部重要著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反差。因此，阅读《畅销禁书》无疑是进入达恩顿研究的最好路径。于我个人而言，相较五年前的初读，这次建立在已经通读达恩顿几部主要作品的基础上对于《畅销禁书》再版的阅读，应该更能够把握达恩顿整个研究旨趣的变化。

得益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我们对大革命及大革命前的欧洲历史发展有一个谱系式的认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成为了连续性的脉络，这一线性观点不止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也是在大革命期间和之后，法国乃至欧洲的保守主义、德国政治激进派（比如马克思曾经加入又退出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的夏多布里昂和迈斯特迈斯特那里，讨论大革命的直接责任人是伏尔泰还是卢梭时，达恩顿的研究命题就已经出现。二人的著作能否导致一场革命是我们回顾保守派内部争论中经常浮现的对象。到雨果那里，他在卢梭和伏尔泰之外又加上了狄德罗，把革命的责任推给了所有被冠以启蒙派的人物，于是以《百科全书》为核心的书籍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主角之一。20世纪上半叶，法国史学家莫尔内第一次将定量研究引入了书籍史，在对发现的18世纪私人藏书拍卖清单的统计中，他发现2000余册书中，只有一册卢梭《社会契约论》算得上启蒙主义的作品，并由此认为启蒙与革命之间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联系。达恩顿的对话者，实际上就是以保守派、马克思为首的启蒙—革命线性历史解释与莫尔内定量研究方法与其结论。

《畅销禁书》首先重点考察了18世纪的“禁书”概念，出版商与法国出版审查机构（包括海关，图书检察官，垄断性行会等）在对禁书的认知互动中存在一个不断浮动的禁书概念。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和书商与法国海关沟通的文件，禁书本身是极其不确定的，由于法国文化界存在书写大量小册子的传统，也让制作禁书清单变得不太可能。涉及宗教批判的，涉及王室宫廷“秘辛”的，涉及政治讽刺的，涉及色情文本的，都可以是禁书，而其中的判断标准则是由审查人员人为选择的。而在书商和出版商之间，这些门类的书都有一个默契的认识标准可以很快的做出区分，并被统一冠以“哲学书”的称呼。在达恩顿发现的图书订货单里，“哲学书”门类的主体与启蒙派著作并不密切，而是主要以宫廷迷辛和政治讽刺为主：法国国王和情人之间的性事，涉及绿帽子和放荡的丑闻，国王的生理缺陷和国王夫人无法抑制的性欲；对未来政治的构想，对先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批评。前者的标志是《哲人泰莱丝》与《杜巴利伯爵夫人秩事》，后者的标志是梅西耶的《2440年》。换句话说启蒙时代的禁书市场兴趣在于那些最能抓住爆点、最为八卦、最为即时的内容，这一点与我们当今时代的阅读风潮并无二致。图书出版是一场生意，即使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传播也需要依赖于出版商的投机和长袖善舞才能在法国开始流通。这些被冠以“哲学书”名头的禁书，是那个年代最能赚钱、阅读量最大的作品，要理解当时的阅读与后续革命之间可能的关联，我们不能从启蒙主义者的作品中去寻找，而是需要从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中探寻，这是达恩顿留下的重要启示。这种阅读文化，引出了达恩顿在书中多次书写的重要结论（可参见P196，P215-216，P236）：启蒙—革命的意义本身是伪命题，仅仅只是不同思想操弄的对象，真正让革命产生的思想根源，是旧制度失去合法性的完整过程。通过对书籍史的研究，达恩顿将这个去合法性的过程聚焦于“哲学书”，正是这些文本的传播让文化得以脱离权力的控制进行运行，指导文化生活成为政治存在的背阴面。

而在这个结论背后，则是一个达恩顿没有显白的隐而不彰的逻辑：当波旁王朝的专制王权寻求无远弗届的权力之时，当波旁王室在路易十四时代完成了对于神权和世俗政治的双重捕获，不够充分的国家治理能力却搞砸了一切，财政的、外交的、宗教的，以及那些原本只有少部分人知道的王室丑闻，巴黎人对于国王长期以来的不屑随着王室政治权力的扩大也传导到了法国各地。禁书市场在法国如此广阔，正是由于最畅销的书籍传达的不是明确的政治信息，而是与既定秩序格格不入的一般观点，这些书籍尽管五花八门，却都传达了一种灌注着隐藏信息的世界观：眼前的世界不是世界应有的样子。流行于整个法国的宫廷秘史小册子和波旁王室自身的奢靡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众的好奇将王室的尊严揉碎，当一个法国读者读完《杜巴利伯爵夫人秩事》，看到了路易十五的荒淫和路易十六的生理缺陷，再读到梅西耶《2044年》的构想，另一种现实便正在头脑中建构。可以说，达恩顿真正想表达的是，大革命不是什么启蒙的产物（至少在逻辑上并不完全成立），而是波旁王朝自己搞砸了一切，自己引导了一场反对自己的革命。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本书里隐而不彰的结论当做是与莫尔内对立的观点，因为对达恩顿而言，莫尔内和夏蒂埃的标签化、简单化因果关系的构建是一种对问题本身的歪曲，达恩顿没有直接显明、斩钉截铁的写出结论，是因为他明白现有材料以及研究方法很难真正回答这么一个宏大的问题，尤其是他第二个命题：书籍打造的阅读世界是否能直接推动一场社会变革？一本书的阅读和理解是一个复杂的，因人而异的过程，达恩顿所依托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材料本身并不全面，只能证明有哪些书被书商从出版商这里订购，在限售末端的情况则无能为力。由于那个年代的出版业并不接受滞销书的退还，所以哪些书真正到了读者手上，读者又是如何阅读我们一概不知。卡洛·金茨堡在其微观史名作《奶酪与蛆虫》中，根据宗教法庭的审判材料，证明了磨坊主梅诺基奥在16世纪的私人阅读是如何把文艺复兴的话语转化为自己独特的阅读宇宙。这样的阅读是一个文本本身的作者逐渐“死亡”的过程，这是一个包括出版商、书商、读者在内的“作者们”进入文本的过程：每个不知名的、自我无法觉察的人，在书籍最终成为世界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文本的创作者。这里的“作者”绝不是某个场域中的特定之人，而是一个无限延展的思维总和，这里有社会性，有历史性，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文本符号所能具有的意义并不依赖于与它相关的人，不但在它被读者理解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它被“作者”书写的时候也是如此。作者的心灵并不是意义的源泉。那些字符是能指符号，但却没有心灵所意向的“所指”与之相对应。字符不等于文字，它兼有文字和语音的性质，但它的特征不在于此。字符的特征在于，它独立地存在于空间中，是印在纸上的物质存在；在字符起作用的时候，书写者并不存在。字符的“作者”仅仅是不同思维的流动，而非文本的决定者与裁定人。每一个“作者”不仅将自己的生活读进字符，也将字符读进他们的生活。达恩顿缺乏的正是这一步，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体现出一个完整的禁书阅读下的个人心灵史，这就让最后的结论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环。

因此虽然在《畅销禁书》中达恩顿得出的结论略显激进（当然，这是相较于他自己而言。和莫尔内、夏蒂埃相比仍然很克制），但达恩顿很快就又退回了一种纯粹的历史书写：不下大结论，只重构书籍出版的历史。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第十三章中，达恩顿前所未有的表达了一种谦虚，旧制度最后的阅读时光可能无法用这些数据真实展现，只能折射出一些信息。如果我们依据这些历史材料去断言启蒙与革命，书籍与社会转型这样庞大的议题，无疑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冒险，对局部、有限甚至残缺的数据做精确统计，并试图由此得出普遍结论，只能是缘木求鱼。当我们从《启蒙运动的生意》读到《畅销禁书》，再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我们可以真正体悟到那种历史学家的审慎美德。也许他笔下的故事不再宏大，却真正做到了一场微观历史的展演，这是一种更为接近人本身的历史好奇心：18世纪的人们可能看了什么书，他们喜欢什么书，这也许比启蒙与革命更有趣味。

Ps：一年前曾经读过一本复旦张仲民老师的《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吸引我的是这本书对达恩顿风格的模仿和实践。当达恩顿的历史风格开始影响更多的历史书写时，解答那些更为宏大的问题也许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