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胡珂、鲁明：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
原刊《文献》2019年第1期
【本文摘要】
中华书局1989年版《宋本册府元龟》，学界已多所利用，但对其来龙去脉尚缺乏具体之了解。其主体部分是张元济1928年赴日访书时向静嘉堂借照，其馀部分乃国内公私藏家提供。为求卷帙完整，张元济先后试图以明钞本及明刻本配补，但最终放弃。嗣后抗战军兴、国共易鼎，商务印书馆萧条困窘，出版之事一再延宕，以致张元济终未见书，赍志以殁。直到80年代末中华书局才利用民国商务印书馆所制毛样，董理补苴，影印出版。此书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达一甲子，张元济、傅增湘、陈垣、赵万里、陈乃乾皆与其事，与文献学、学术史、出版史颇多关涉。
【作者简介】
胡珂，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宋史、文献学。鲁明，中华书局《文史》期刊编辑，研究方向为文献学。
胡珂、鲁明：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
北宋四大部书中体量最巨的《册府元龟》成书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时宋真宗欲追摹太宗朝纂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盛事，以夸耀本朝文治，故“遹遵先志，肇振斯文，载命群儒，共司缀缉”。在纂修过程中，真宗频加过问，又制序赐名。有此背景，千卷大书遂得迅速刊刻，王应麟《玉海》载“祥符八年十一月乙丑，钦若等上版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四年（1020）闰十二月亦称真宗“赐辅臣《册府元龟》各一部，板本初成也”。然南渡之后，是书已极稀觏，陈造（1133—1203）《题〈策府元龟〉》慨叹：“吾为儒，思有之，凡四十馀年乃酬其志。……夫其成之久，求之不易，致之甚难。”宋刻本流传渐微，在崇祯十五年（1642）黄国琦刻本问世之前，长期仅赖钞本传世。祥符初刻，今已片纸无存。从宋本残帙来看，《册府》在南宋时似至少曾经三刻：一为半叶14行，行24字，卷首题“册府元龟”；一为半叶14行，行24字，卷首题“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一为半叶13行，行24字，卷首题“新刊监本册府元龟”。198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宋本册府元龟》，将存世几乎全部的宋刻残卷去其重复，彙为一编，颇便利用。本书之出版历程旷日持久，达一甲子，其间影印方案几经改易，张元济、傅增湘、陈垣、赵万里、陈乃乾等名家皆不同程度参与其事，而尤以张元济苦心劳形，居功至伟。但中华版《影印说明》于本书蒐辑配补之细节、校勘印行之始末，叙述甚简，连张元济之名都未予提及，以致学界对相关情况缺乏深入了解。管见所及，唯出版史专家柳和城先生《张元济东瀛访书与海外遗珍的流布》一文可资参考。笔者之一承乏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本责任编辑，曾长期朝夕核检宋本《册府》，深感其文字在校史工作中具无可替代之功用。今饮水思源，更为详考，期有裨于文献学、学术史、出版史之研究。
一、张元济对《册府元龟》之关注与影印设想的提出
从张元济书简及日记中，可知其对《册府元龟》一书早有留意。
1912年10月31日傅增湘致张元济书曰：“《册府元龟》存二百八十五至九十五，二册，十四行二十四字。二十元。”张批：“二十元内拟购之。”两册二十元，当是宋刻残本。同年11月15日傅增湘致张元济书曰：“《册府元龟》曾索百元，在韩左泉（笔者按：琉璃厂文德堂书商韩逢源，字左泉）处，恐亦不知去向矣。”五天后的20日，再致张元济书曰：“宋本《册府》二册已售去，一百卅元，真北宋也。”此数卷被人抬价数倍，以130元购去，后经完颜景贤、袁克文递藏。
张元济1917年9月14日日记载：“《册府元龟》索价一百四十元。俞志贤经手还一百元，云有十馀叶损坏，减为一百廿元。”又1917年10月1日日记：“向古书流通处购进《册府元龟》一部，缺二十馀页，价一百元。”整部百元者，当是明刻。
1926年8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曰：“前就吾兄经眼各书摘出若干种开成一单，有可图者，仍乞留意。”其中即有《册府元龟》宋刊残本，傅增湘批答：“文友堂，每册一卷，索一百元，闻已售去数册。”1927年1月15日傅增湘致张元济札称：“前者敝册中所记北宋本《册府元龟》。刻下见数册，为友人分去，尚存三册。每册一卷，至少值一百元。不知公嫌贵否？此间所买则咸此价也。每卷只十数叶，可谓昂矣。然存一、二册以作标本未尝不可。”《册府元龟》明本整部不过百元，而宋本每册即售百元，可见珍贵罕觏。张元济不由望而却步，当月21日复信傅增湘称：“宋本《册府元龟》每册百元，仅十数叶，未免过昂。拟不购矣。”
1928年4月20日张元济致伍光建书曰：“《四部丛刊续编》，拟于下半年发售预约，现正草拟目录……《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却思采用。”至此，将《册府元龟》纳入影印计划，拟收入《四部丛刊》系列。《四部丛刊》以对版本选择精审而著称，《册府元龟》有南宋刻残本存世，但其中绝大部分卷帙都是陆心源皕宋楼中故物，被日本静嘉堂购藏，获见不易。张元济在述及此设想时，实已有东渡访书之打算。
二、张元济东瀛访书之缘起及准备
1916年12月，一些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学术团体“丙辰学社”，后改称“中华学艺社”。社团中多位骨干成员归国后都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自1920年起，学艺社刊物《学艺》杂志又在高梦旦、张元济的赞成下以月刊形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对学艺社有所襄助，被尊为学社名誉会员。
中华学艺社理事长郑贞文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受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物理化学部部长，据其回忆，赴日借影古书，动议最早出于学艺社成员马宗荣。马宗荣（1896-1944），字继华，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学领域之先驱，1926年4月至1930年2月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教育学科，郑贞文称：“（马宗荣）知道日本公私立各图书馆藏有宋、元、明、清中国精版图书甚多，建议由学艺社向日本各藏书家选借，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整套内部刊物出版……由我向张元济、高梦旦接洽，得到他们的赞成协助。商定由商务提供选书影印的经费，由我和马宗荣代表学艺社向日本公私立图书馆及藏书家交涉借印的手续，约明书籍印出后，每种分别赠送原书所有者各20部，以表谢意。当经日本内阁文库、东京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等处赞成，订有成约。”而马宗荣之想法，又是源于另一位图书馆学者杜定友（1897-1967）之托付，杜定友1927年发表《日本图书馆参观记》云：“杭州樊漱圃氏（笔者按：樊镇字漱圃）托我与日当局商量重印皕宋楼藏书事，我因时间不及，且该主事人岩崎氏避暑离京，我未克拜访，我便将事转托马君代劳。现在他竭力奔走，他日事成，马君于我国文献，大有功焉。”
关于张元济等最早切实计划东渡借影善本之时间，张自云“戊辰秋，中华学艺社有辑印古书之议”，则是1928年秋。然1929年出版的《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之宋本《论语注疏》卷首序称“丁卯冬间，乃有辑印古书之议”，作1927年秋，似近真。
张元济出发前做了充分工作，并得到马宗荣和郑振铎的协助。郑贞文回忆：“此次东渡访书，张元济事前搜集资料，做了大半年准备。”“在出发之前，张曾就经、史、子、集方面，在日本公私立图书馆目录中选出若干种书目，郑振铎则就中国古代文艺、小说方面选出若干种书目交我，作为借书参考。我们到东京后，由马宗荣陪同往访曾经接洽过的公私立图书馆阅书，在各图书馆图书目录内未列的书，马宗荣也曾作过一番调查研究，列有书目，对于我们入馆选书，较见便利。”
1928年10月，中华学艺社第五次学术视察团访日，出席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借此契机，张元济以学艺社名誉会员的身份一同前往，于当月16日动身，视察团《报告》称“心南（笔者按：郑贞文号心南）及张君菊生亦同船东渡，其任务在探求吾国之古书云”。郑贞文日本访书笔记谓：“忆民国十七年，我以代表中华学艺社名义，同海盐张元济及舍侄振铎东渡日本，搜集罕本，辑古书。”张、郑之主要目的即向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借影中土罕觏之珍秘古籍。张氏归国日期，据其1928年12月14日致马宗荣信所云“弟等于本月一日在长崎登舟，翌日午后抵沪”，当在12月1日，访书活动首尾历时约一个半月。
三、张元济对皕宋楼之旧心愿及与静嘉堂之新合作
张元济访书第一站即静嘉堂文库，文库最珍贵的收藏是陆心源皕宋楼旧藏善本，张自云：“岁戊辰，余赴日本访书，先至静嘉堂文库观所得陆氏本。”皕宋楼藏书闻名遐迩，张元济早年不止一次慕名前往，但终未能获准一观。郑贞文谓：“张元济和陆心源本有世谊，可能是因为张素精版本之学，亦在收购古书，引起陆的妒忌。张曾对我说，他曾两次亲到湖州访陆，欲观‘皕宋楼’藏书，都被托词拒绝。”张元济赴湖州欲观陆氏之藏弆，只能在其二十六岁光绪十八年（1882）壬辰科会试及第之前，是时张元济年轻无名，其父早逝，欲凭些许“世谊”叩开皕宋楼之门，却为前辈陆心源所轻，似不无可能。陆心源故后，其长子陆树藩绌于经济，欲将皕宋楼书整体出售。张元济闻讯，为避免珍本外流，曾试图劝说国内公私机构斥资购书，其1911年9月12日致缪荃孙书云：“丙午（1906）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笔者按：晚清军机大臣荣庆字华卿）相国拨款购入，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用。”又云：“时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谋鬻于人。一日夏君（笔者按：指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编译诸君考证，兼以植公司图书馆之基。余甚韪之。公司是时资金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事虽未成，亦可见其愿力之雄伟矣。”张元济先后谋之于官商，事皆不行，皕宋楼书最终舶归海东。其每念兹在兹，引以为憾，1927年11月7日张元济致梁启超函称：“昔年皕宋楼藏书将散，弟初入商馆，力有未逮，致被流出海外，至今引为憾事。”
我国出版社向私立静嘉堂借影古籍，今日不易，当年亦难。在张元济东瀛访书之前，商务印书馆还曾跟静嘉堂文库因为影印出版古籍发生过一段过节。静嘉堂藏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原亦皕宋楼中物，经叶德辉居中联系，在张元济等主持下，列入《续古逸丛书》，于1923年影印出版。叶德辉云：“此吾国第一孤本，为归安陆氏皕宋楼售出。今幸珠还，不可谓非快事也。”但商务之举却令日本文化界极度不满，以致“相约不再使古书落入商务之手，致日本藏书流传于外，失却珍贵的价值。这是商务影印古书一件失败的事”。此外，张元济1926年2月14日致胡适书云：“四五年前京师发现四册（《永乐大典》），皆‘站’字，均采自《经世大典》者。此为人间未见之书，弟托沅叔追寻，不惜重值，后竟为文求堂夺去，旋即归诸静嘉堂。弟托人抄录，竟不见允。真可惜也！”马宗荣1929年1月3日函称：“闻诸该馆中人云：国人欲向该馆借照者甚多，其他均被拒绝。”岩崎氏对于传布善本之态度显然较为保守。
张元济此次能够得偿夙愿，他本人和郑贞文的人脉发挥了很大作用。郑的一重身份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与日方委员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汉学家皆熟，众所周知，替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具体操办收购皕宋楼藏书的是岛田翰，而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都是岛田翰之父岛田重礼在东大的学生，前者还是岛田翰的姐夫。郑云：“日本公私立图书馆汉籍部分的管理人员，都是帝大后辈如长泽规矩也等，对我们面子上也很客气，因此各馆所藏的秘笈珍籍，我们都得寓目。”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静嘉堂文库。张元济与静嘉堂文库长诸桥辙次数年前曾相识，张云“诸桥君数年前曾至上海，晤谈甚欢，别后久未相见”，此次“溪山深处乐游苑，旧朋握手喜相见”，算故人重逢。诸桥辙次与马宗荣亦熟，其所著《儒林生卒年表》之凡例，即由马氏代笔。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长泽规矩也时年26岁，正担任静嘉堂文库特约庶务，也和马宗荣相熟，张元济抵东京当晚，长泽规矩也即来过访，“约期偕往静嘉堂文库”。张元济回国后，长泽规矩也和马宗荣就作为其委托人，在与静嘉堂、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借照善本的过程中肩负起包括联络交涉、版本鉴别、照片检查等许多事务性和学术性工作。因为诸桥辙次、长泽规矩也等私人关系，静嘉堂比图书寮、内阁文库对张元济要更为优待。事后，作为回报，商务印书馆接受诸桥辙次书稿《儒林生卒年表》，并为静嘉堂提供修书及写书根工人；张元济给静嘉堂和诸桥辙次个人分别书写了长篇歌行及横额“百国春秋楼”。张元济1929年3月13日致马宗荣函称“长泽君相助之处尤多，凡在日本所照之书均当赠送”，对马宗荣亦“拟送马君夫车费，聊尽微意”。
郑贞文谓：“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选古书，我和张共同起居，见他每晚必做笔记至于深夜，其忘老奋发的精神，实堪佩服。他此行不仅能看到多年渴望的‘皕宋楼’藏书，并能遍览久佚在日本的珍版秘笈。”事后，张元济有《纪事诗》叙静嘉堂之旅：“金匮石室严弆藏，精椠名抄广罗致。我来海外交有神，特许巡览娱远宾。执事靖共骏奔走，相助检索逾兼旬。好书不厌百回读，快事生平夸眼福。既入宝山宁空回，得陇何嫌更望蜀。”既称兼旬，则在静嘉堂检阅披览古籍二十多天。
因商务印书馆与静嘉堂此次合作愉快，不但捐弃前嫌，而且日后仍颇有业务往来，柳和城先生说：“1934年之后，张元济请长泽规矩也在日本继续借影数种孤本汉籍，只有静嘉堂文库方面获得成功……其他诸如宫内省图书寮、足利文库等处均遭婉拒。”
四、静嘉堂藏宋本《册府元龟》之选定与拍摄
静嘉堂藏宋元本数量达二百馀种，一时不可能尽数摄回，必有抉择，只能优先考虑最珍稀之本。1928年12月15日张元济致马宗荣函称：“静嘉堂之书已选定五种，尚有五种须稍迟数日方能决定。”据张元济与马宗荣往还通信之内容，先期选定的五种是《群经音辨》《陈书》《武经七书》《名公书判清明集》《饮膳正要》。同信云：“《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两书卷帙甚多，约共得一万二千七百叶。如欲借照，不知诸桥先生以为我过于贪多、过于久长，有所烦厌否。祈便中探听。如觉不宜，则只借《册府元龟》一种，而以《太平御览》一种改向图书寮乞借。”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皆拟借照之书，而尤以前者为张元济所重。1929年1月3日马宗荣致张元济、郑贞文函称：“《册府元龟》一书，诸桥氏已允诺借与社中摄影。”当月11日张元济回复马宗荣称：“诸桥先生允借我《册府元龟》一书，甚为感幸。”
张元济最后决定从静嘉堂借照之书，郑贞文记有九种：影宋钞本《群经音辨》、明刊《饮膳正要》、宋刊残本《册府元龟》、宋刊《诗集传》、宋刊《陈书》、宋刊《新唐书》、宋刊《欧公本末》、宋刊《武经七书》、宋刊残本《清明集》。后经马宗荣斡旋，宋本《太平御览》亦允借照，统前共计十种。
从静嘉堂照回之书，结局不同：《诗集传》《群经音辨》《陈书》《新唐书》《饮膳正要》《武经七书》《名公书判清明集》都被影印收入《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其中《武经七书》《名公书判清明集》又被收入《续古逸丛书》；《群经音辨》《饮膳正要》又被收入《四部丛刊续编》；《诗集传》《太平御览》又被收入《四部丛刊三编》；《陈书》《新唐书》又被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得广流传。宋刊孤本《欧公本末》，据张元济1930年6月22日致傅增湘信知，当时已有底片，然从未出版，今其底片早已不知去向，疑毁于1932年“一·二八”之役。唯宋本《册府》底片，幸免劫火，历尽波折，终在张元济东瀛访书60年后出版。
1928年11月18日张元济、郑贞文等与汤岛写真场户塚正幸签订拍摄书籍相片合同。包括《册府元龟》在内的上述诸书，均由日本照相师用该国设备就地拍摄，照成冲洗之后挂号寄至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年12月8日马宗荣致张元济：“静嘉堂之书已遵命，嘱户塚氏先照《清明集》《群经音辨》，次及《陈书》。”又云：“诸桥氏谓照静嘉之书时，请继续拍照，以便早告结束。户塚氏目下甚忙，故拍照开始，须在十日以后也。”当月14日张元济致马宗荣信问及：“静嘉堂书未知已否开照？”翌日又致书曰：“东福寺之书，寺僧业已允照。为数不过数十页。户塚氏现亟须照静嘉堂书，事毕再往恐日久变卦。拟托长尾雨山就近先照。”知此时即将开照静嘉堂书，故户塚氏分身乏术，须另寻照相师前往东福寺。1929年3月6日张元济致马宗荣札称“户塚技术甚佳”。而1930年6月22日张元济复傅增湘书所附已照到静嘉堂书清单中有《册府元龟》。
五、张元济对国内公私所藏宋刻《册府元龟》残卷之蒐辑
除静嘉堂所藏之外，《册府元龟》一书存世之宋刻残卷还有吉光片羽散藏于国内，赵万里当时特别指出：“断篇零叶散入公私藏家，往往而有，应尽量收罗，以光篇幅。”张元济确实也不避琐屑，竭力蒐辑，与相关公私藏家频有沟通，今略事钩稽如下：
1.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卷
1930年6月7日，傅增湘致张元济札称：“《册府元龟》京馆所存与静嘉堂少复者，昨馆人来言，如印时可借与加入，祈公酌定通知是幸。”“京馆”即1928年由京师图书馆改名之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馆将北平北海图书馆并入，并接收国立历史博物馆整理内阁大库所获之善本，弆藏宋刻《册府元龟》残卷数量在海内外公私藏家中仅逊于静嘉堂。“馆人”即北平图书馆馆员赵万里，赵自1928年为馆藏书撰写提要起，数十年中对宋本《册府》刊刻时地反复推求，几经自我否定，终形成“南宋中叶眉山坊本”之定见。他此时获知张元济影印之事，显然兴趣浓厚，乐意玉成。12日，傅再致张称：“京馆所藏《册府元龟》拟加入日本者印之，此即赵万里所主张，云愿以相借，可增出数十卷也。”15日，张元济复傅增湘信云:“北平图书馆所藏《册府元龟》允借印，加入静嘉堂所照残本之内。甚幸，甚幸。惟未知所存为何卷，共有若干卷？当托友人前往调查。乞向馆主道谢，并致意。”张元济对馆藏情况缺乏了解，此情形正如乔秀岩先生所说，在1933年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问世以前，“连张元济、傅增湘等版本学专家都很难详悉（北平）图书馆收藏善本书的情况，只有托人询问或亲自前往图书馆始得了解”。22日，张致傅函问：“赵万里未知何日南下？甚思一见。”23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函云：“赵君（万里）前函曾为介绍，此次来沪……印行《册府元龟》，公可与赵君面商亦可也。”赵万里于本年7月来沪拜访张元济并参观商务印书馆藏书。初次会晤，张元济隆情厚意，尽出善本，其25日复傅增湘信云：“赵君于版本目录之学确有心得，承公介绍，……自必竭我之能，以餍其意。”张、赵相见，印行宋本《册府元龟》自是座中重要议题。9月30日又致张元济函云：“侍所校之一百八卷多数存北平图书馆，其馀亦可踪迹，容开卷数寄呈。”
1931年1月1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询问：“近见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第十二叶采购，第四叶有宋残本《册府元龟》《苏文忠公集》《陈书》……以上各书吾兄想均见之。版本若何？究有卷叶若干？”
1936年11月2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称：“北平图书馆有七十八卷，可以补配（亦附清单），已托伯恒兄（笔者按：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经理孙壮字伯恒）商借，并祈鼎力相助。”北平图书馆共藏88卷，与静嘉堂所藏有10卷相重，故张元济最终借照其中78卷（另包括卷二五〇仅一叶）。
2.傅增湘双鉴楼藏卷
在张元济东瀛访书之前，傅增湘是当时国内经眼《册府》宋刻卷帙最多者，其从20年代初即致力校勘《册府元龟》，至1931年称：“十年以来余锐意欲校《册府元龟》，搜求海内所存宋刊本，或取之官库，或假之私家，下至南北坊肆，残篇断叶，靡不网罗，凡所经眼，辄肆丹铅，积以岁时，都获一百零八卷。”然傅氏本人持有者，不过六卷，即卷四四二、四四四、四四五、四八二、四八三、七八七。
1930年6月12日傅增湘致张元济书云：“（《册府元龟》）敝处亦有五卷，亦可加入。”此时傅增湘尚未获得卷四八三，故称“有五卷”。1931年傅增湘六十初度，朱文钧赠以宋刻《册府》卷四八三为寿，傅跋称“连璧之珍，忽接于目，欢喜赞叹，不忍去手”。
1936年11月2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云：“查邺架有此书，有四四二、四四四、四四五、四八二、四八七共五卷，拟乞借影，便中乞检付孙伯恒兄，就近照出。”其中“四八七”是“七八七”之笔误。同年12月6日傅函告张“敝藏尚有第四百八十三一卷，乃朱幼平所贻”。当月9日傅再致张函称:“敝藏宋本《册府元龟》已交伯恒手，属仿静嘉堂本尺寸照出。其他家所藏零卷尚须细访也。”22日张复信称：“承假宋刻六卷，中有一卷重出，已托伯恒就近摄照，即缴上。他家所藏残卷仍乞代访，至恳，至恳。”傅增湘将其全部六卷都借予张元济，由于前已从静嘉堂借照过卷七八七，故张只选用傅藏宋刻五卷。
3.潘宗周宝礼堂藏卷
南海潘宗周宝礼堂藏有宋刻《册府元龟》十卷，为卷二八六至二九五，曾经元代国子监崇文阁、明代晋府、近人完颜景贤、袁克文递藏，此即前述1912年张元济拟购，却被有力者高价所得之二册残本。卷二九五末有李盛铎1915年题跋，称此本“为元国子监崇文阁官书，装潢、签题尚存天水、蒙古之旧，在寒云秘笈中，断推无上上品。残珪零璧，亦当珍若球图矣”。
潘宗周1938年自述：“稍长，来上海习贾……时项城寒云公子卜居沪滨……自言资斧不给，欲以易钱。余方发愿买书，亟如所需畀之……寒云蓄书美且富，自号为‘后百宋一廛’，情意既迁，渐萌厌倦，亦日斥其所藏以易其新嗜之物，其所储善本归余插架者什之六七。”潘宗周子潘世兹云：“先君生时，与张菊生世伯友善，每收藏一书，必向张世伯请教，否则宁可割爱。如此，许多珍本选入宝礼堂，当首推张世伯鉴定辨其真赝之功。菊生世伯乃我中华学术界钜子，于发扬民族文化，保存历代古籍，厥功之伟，世莫与京。先君以宝礼堂所藏宋椠宜有书录，方能传之久远，特恳张世伯纂辑书目行世。”则潘宗周所购藏之善本必经张元济掌眼，张自对宝礼堂所藏宋本《册府元龟》残卷了然于胸。张元济与潘宗周关系近密，后曾为之捉刀撰写《宝礼堂宋本书录》，为配补《册府》而向潘借照此十卷自不在话下。
4.瞿启甲铁琴铜剑楼藏卷
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称“铁琴铜剑楼有五卷”，稍有歧义。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册府元龟》两种宋刻本残卷共13卷：书名一作“册府元龟”，存卷九〇一至九〇五共5卷；一作“新刊监本册府元龟”，存卷二四九、卷二五一至二五四、卷二六一至二六二、卷二七六共8卷。
有学者据张元济所撰《宝礼堂宋本书录》所云“铁琴铜剑楼瞿氏有残本五卷，其《藏书志》定为祥符书成最初刊本，却似未确。皕宋楼陆氏收藏宋刻四百七十一卷，今俱流出海外”，以为张元济“误以为瞿氏铁琴铜剑楼与陆氏皕宋楼所藏《册府元龟》一样亦‘流出海外’”，实属误读《宝礼堂宋本书录》之文意，张之“俱流出海外”云云乃专指皕宋楼藏卷而言，与铁琴铜剑楼藏卷无涉。张元济对铁琴铜剑楼藏宋刻《册府元龟》残卷亦了如指掌，1936年3月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即称“瞿氏有十三卷”。又张元济1937年7月17日致商务印书馆平版印刷厂厂长丁英桂信云：“瞿氏《册府元龟》宋本共十三卷可配，计卷二四九、二五一、二五二、二五三、二五四、二六一、二六二、二七六、九〇一、九〇二、九〇三、九〇四、九〇五。另拟查页数诸书已开单，径送瞿氏。昨晤凤起世兄，云由伊处代查，不必派人前往矣。”同日张又致丁信云：“瞿氏《册府元龟》共十三卷，又卷五〇二存一页，共一六二页。特此知照。”
张元济与铁琴铜剑楼主人订交于1919年十月秋，瞿尽出所藏，大力襄助张元济影印《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前后三编，铁琴铜剑楼贡献了81种藏本，约占全数的六分之一，在为商务印书馆提供影印古籍底本种数方面，铁琴铜剑楼居私家之冠。瞿启甲故后，张元济《题瞿良士遗像》诗悼云：“深幸一瓻频借与，故教四部得丛刊。”
1924年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和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为避意外，瞿启甲将藏书从常熟转移至上海租界，与商务印书馆更便合作，瞿凤起叙当时事云：“时吾家藏书已迁移至沪，商榷较便，但先父在家乡时居多，遵其志，嘱随时请示张老，尽吾家所藏待选所需，俾丛刊更为美备……当日往还几无虚夕。”张元济子张树年回忆：“张元济曾多次与瞿凤起商讨过瞿氏藏宋本《册府元龟》。”
张元济和瞿氏在善本商借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张书信中又存派人调查瞿氏所藏宋刻《册府元龟》残本的明证，1934年4月赵万里也称彼时拟收入《四部丛刊》续编的《册府元龟》“系据北平图书馆、常熟瞿氏、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本影印，按道理张元济应曾借照。但是，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编辑检查商务印书馆早前移交过来的宋本《册府元龟》毛样，却没有发现铁琴铜剑楼旧藏这13卷。盖抗战军兴，淞滨鱼烂，商务印书馆面临前所有未之变故，其事遂寝，张树年谓：“在当时的条件下，均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瞿氏所藏善本于50年代悉入北图，直到8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宋本册府元龟》时才予补照。
5.中研院史语所藏卷
1930年7月17日张元济致傅斯年函称：“贵所所藏宋刊《册府元龟》暨元刊《宋史》蒙允假印，极所欣感。卷叶号数已由敝友孙君抄示。时局少定，当即遣人北来摄照。”按：张元济派人赴中研院史语所拍摄宋刊《册府》残卷一事，不见下文。今检“傅斯年图书馆珍藏善本图籍书目资料库”，仅有明乌丝栏钞本《新刊监本册府元龟》（索书号041033）及较常见之明刻本，并未著录任何宋刻本。除张致傅此信外，再不见有材料能够证明中研院史语所藏有（或曾经藏有）宋刻《册府》残本。1989年中华书局利用商务印书馆当年毛样出版之《宋本册府元龟》中也没有收录中研院收藏的卷叶。颇疑张元济、傅斯年二人通信时对史语所所藏《册府元龟》具体版本尚不十分明了，其间容有误会。
六、欲以明钞配宋刻
张元济主持影印古籍，向以为读者提供善本为己任。善本当是精本、旧本、足本，《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系列皆对此孜孜以求，凡有善本，“全书固极欢迎，零卷散叶，亦所愿觏”。《册府元龟》全书千卷，将静嘉堂与国内公私所藏宋刻残卷合而观之，去其重复，阙卷仍逾五分之二。张元济最初希望以明代精钞本来补宋刻所阙卷，1930年9月30日傅增湘致张元济信中亦表示：“宋本所无者，以明写本补之。”1935年商务印书馆线装排印《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所附预备续出书目中有《册府元龟》，云是“宋刊本配钞本”。从1929年初至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春，张元济对多部明钞《册府》加以留意。明钞本在当时也属珍贵之物，李盛铎1915年跋袁克文藏宋刻《册府》残卷时已称“数十年来所见明钞已尠完帙”。1934年4月赵万里尝感叹此书“世人能见明钞本卷首标题冠以‘新刊监本’字样者，已将万幸。……只得据明钞本补之。……以钞本配宋本时，应觅一时代早而误字较少之本为妥”。1936年1月10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书云：“借补抄本，亦甚不易也。”1940年3月11日张元济致信王云五，谓《册府元龟》“买一抄本，非数百金不办”。今考张氏曾关注过的钞本如下：
1.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在借照静嘉堂宋刻残本《册府元龟》的同时，张元济在向日本内阁文库拟借照书单中亦列入《册府元龟》，此为明钞本。1929年1月3日马宗荣致张元济、郑贞文书云：“静嘉堂书单中列有《册府元龟》，内阁文库书单中亦刊有同书，谅系因版本不同之故而重照欤？”11日张元济复信云：“至重借内阁文库《册府元龟》系因静嘉堂文库卷帙不全，故拟借内阁一部补足。惟内阁一部究竟何时抄本？其内容是否从宋本出，抑或与明末印本无异？抄写是否精工？异日尚须求阁下与长泽君代为考察。如果有配合宋本之价值，再行照相，否则宁可作罢也。”30日马宗荣再致书张、郑，述自己拜托驻日公使汪荣宝代为说项：“希能借得《册府元龟》到手……后闻之伯韩（笔者按：驻日留学生监督姜琦字伯韩）云，汪公使曾向冈部氏（笔者按：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部长景）提及《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二书之事，云云。”
张元济终未借得内阁文库藏明钞本《册府元龟》，此本原系昌平坂学问所之物，今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请求番号：365—0007）。
2.蒋汝藻密韵楼藏本
1932年1月20张元济致傅增湘书云：“《册府元龟》密韵楼却有明抄，已归涵芬，尚未校过，不审能有配印之价值否。”此前，商务印书馆于1926年在张元济促动下，斥资十六万银元整体购入了乌程蒋汝藻密韵楼书。密韵楼又号传书堂，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著录明钞本《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一千卷，谓：“前有崇祯壬午、甲申黄国琦二序，崇祯十五年李嗣京疏。康熙壬子黄九锡跋，黄国琦《册府元龟考据》（笔者按：《册府元龟考据》为李嗣京撰，疑此处笔误），似后人从刊本补录。全书犹似明季旧钞也。”
张元济写此信后仅一个多月，藏于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原蒋氏藏书，除少部分善本因提前转移而幸存，大都毁于“一·二八”之役。1932年3月28日张元济致赵万里，谓蒋汝藻书“大多归于涵芬楼……曾检取二三千册寄存金城银行库中，其馀尽付一炬，言之痛心”。
十九年后，张元济撰《涵芬楼烬馀书录》对当年幸免于难之书加以著录，其中有一钞本《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一千卷二百册，谓“卷首崇祯壬申黄国琦二序，文翔凤序，康熙壬子黄九锡跋”，与《传书堂藏书志》著录略同，然张元济云有藏印“金氏载园”，而王国维未道及此。《烬馀书录》著录之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7562），其与蒋氏旧藏本究竟是一是二，尚难遽断。
3.刘承幹嘉业堂藏本
张元济1936年1月9日复刘承幹书曰：“交到写本《册府元龟》十册……谨当加意爱护，一俟阅毕，即行奉缴不误。”1937年2月5日又致刘承幹书曰：“抄本《册府元龟》拾册、《天盖楼吕氏诗集》三册，均已阅毕。兹均缴还，敬祈察入。久借迟迟，不安之至。”今按缪荃孙等撰《嘉业堂藏书志》著录明钞蓝格本《册府元龟》，谓：“此明钞本，极工整。”该本后归刘体智（晦之），1941年由郑振铎等以“文献保存同志会”之名义代重庆国民政府收购，入藏中央图书馆，鼎革之际，书亦被迁至台，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蓝格抄本《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书号07832），钤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张元济向刘承幹借校者，当即此本。
4.东方文化图书馆藏本
1920年代，日本政府以庚子赔款在华设立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致力于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方文化图书馆即该所下属机构，主要为修书事业提供资料支持，曾斥巨资大力购藏中国古籍。
傅增湘1932年1月6日致张元济书称：“《册府元龟》‘东方’新购明抄，极佳。亦可备用。”此本“明棉纸乌丝阑写本，十三行二十四字，其行格与宋刊本合。装褙及签题均存明代旧式”。20日张元济复信称：“‘东方’所购明抄闻得自中国书店，弟曾借来一、二卷，与所景宋本对校一过。内容若何，今已不复记忆。当时所以不能有动于中者，度必无甚可以歆羡之处。”
1936年11月11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函称：“此间‘东方’所藏明写本已假数册来，昨夕曾校一卷，知为宋本所照写者，脱文已得数处。他时宋本不足可取此本补入付印也。”12月6日再致张书称：“‘东方’所收明抄全部，日前借到数册来校。其标题有‘新刊’二字，半叶十三行，与瞿藏别本同，然有数处脱全叶者，核之仍照缺。每卷改正往往数十字，自是善本。有便拟寄数册，请公一阅，是否可用？”三日后（9日）再次致信重申前议:“‘东方’所藏明钞本兹寄呈一本。公阅之尚可用否？”至22日张元济复傅增湘函称：“抄本《册府元龟》一册亦到，倩人以宋刻对校，仍有讹字。”
1937年4月29张元济致傅增湘札称：“前函乞代借东方图书馆所藏明抄本《册府元龟》数册，不知能办到否？”1937年4月傅增湘致张元济札称：“东方图书馆明钞本前次所寄阅者即是，似亦不尽可从。”同年5月12日张元济再致傅增湘札称：“‘东方’所藏《册府元龟》不须复寄矣。”
通观傅增湘、张元济前后围绕“东方”本之通信探讨，二人立场稍有不同：傅氏因此明钞本可对明刻本之脱误多所是正，态度较为积极；而张氏则认为其与宋刻本相较，讹字过多，不见佳处，故反应平淡。
抗战胜利后，东方文化图书馆大量藏书被中研院史语所接收，今检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一部（索书号：041033），馆方著录信息为明乌丝栏钞本，十三行二十四字，与傅增湘之著录悉合，盖即傅、张二人当年往还讨论之本。
5.傅增湘双鉴楼藏本
傅增湘亦藏二种明钞本《册府元龟》，《藏园群书经眼录》云“余别藏有明钞本二部，亦从宋本录出者，以卷帙浩穰未及披检也。”1937年4月傅增湘主动提出借给张元济试校：“敝藏亦有之，俟寄数册来。候公试校一二卷，便可知其善否也。”双鉴楼藏二种明钞本今日之去向俟考。
6.北平图书馆藏本
七、欲以明刻配宋刻
张元济试校多部明钞本，终难如意，逐渐把用明刻本与宋刻本配补影印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1936年3月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云：“曾借到明抄两部，用宋刻校对。讹夺至不可胜数。崇祯刊本尚为彼善于此。吾兄见有可信之明抄否？若不可得，只可以明刊本配。卓见以为何如？”12月22日再致书傅增湘称：“以崇祯本就所讹之字勘之，则刊本较（钞本）胜。兹以札记及抄本原书一册寄呈，敬祈台阅。能觅得精抄本固佳，否则竟以崇祯本作合。未知卓见以为何如？”1937年3月5日又致傅增湘札称:“所阙四百馀卷即以崇祯刊本配入，尊意能允许否？”
有以明刻本配补之意向后，张元济委派商务印书馆平版厂丁英桂、胡文楷等开始试校工作。1937年7月28日张元济致丁英桂札称：“用明本试做若干页交下一阅。” 9月2日，张元济致胡文楷札称：“前日晤丁英桂兄，云《册府元龟》毛样现由我兄率季安舍弟据明刊本检对卷页，未知何时可以完竣？闻明本有脱去宋本全页者，未知已检得若干页数在某卷之内？便中尚祈示悉。”10月8日张元济再致书胡文楷云：“宋板《册府元龟》今归日本静嘉堂，原系皕宋楼故物。陆心源原有校记甚详。弟略加检阅，与尊校似有出入。兹将《仪顾堂题跋》一册，又前日交下《册府》校记一册，一并送上，即祈复对一过。如有遗略，即补入校记夹行之内，千万不必另抄。”此事，胡文楷追忆道：“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商务厂均在战区，又遭摧残，损失严重。余暂在商务函授学校办公，菊老命校《册府元龟》宋残本毛样与崇祯本核对缺文。”
明刻《册府元龟》总体质量远劣于宋本，陆心源曾以自藏宋本相校，称明本“脱文已一万三千馀字，颠倒改窜者三卷。”傅增湘1929年亲赴静嘉堂，又校补脱文六千馀字。1934年4月赵万里亦评论明刻《册府》“脱落讹误几如风庭落叶，不可胜数”。故以明刻配宋刻，亦难惬意，于是张元济转而考虑宁缺毋滥，索性只影印宋刻残本，其1937年7月22日致吴其昌札云：“如以明末刊本配补，既有续貂之诮，且字大行疏、卷帙过繁，反占他书地位。鄙意拟专印宋刻残本。是否可行？并祈明教。”然而不到一月之后，“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开战，商务印书馆进入馆史上最艰难时期。
八、抗战爆发前的出版工作
张元济原拟将《册府元龟》收入《四部丛刊续编》，1934年1月所撰《辑印〈四部丛刊续编〉缘起》称：“今所收《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如此鸿编，均为天水旧刊，人间孤本，并蓄兼收，尤足增光简册乎。”当年3月13日《申报》刊《四部丛刊续编》发售预约广告，并“举其要者”，列一简目，其中宋本《册府元龟》赫然在列。后因校勘、配补繁难，出版之事一再延宕，又先后拟收入《三编》《四编》中，最后随着战事烽起，《四编》之出版胎死腹中。
宋本《册府元龟》印制毛样时间较早，1930年10月8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称：“《册府元龟》一时未必能印，然毛样已有。如需校阅，当属检寄。惟乞用毕发还，缘异日当据此制板也。”14日傅增湘复信称：“《册府》急盼校阅。公若能先以样本惠寄，自当加意珍护，校毕即以奉还也。”据二人往还书简，知早在1930年10月，静嘉堂藏宋刻《册府》已打出一部分毛样。王绍曾先生以为宋本《册府》“于1958年打成毛样，发厂制版”，所称时间太晚，不确。
宋本《册府元龟》之影印，采用照相铅皮版印刷，即通过照相制成底片，然后依化学原理将底片上内容落在“铅皮”上，民国人费彝良《照相铅皮版之落版法》叙其制版工艺云：“照相即用原稿撮成有网线之底片，覆于有药膜之铅皮上，曝露于日光或强烈之灯光下，即成为照相版……将一张经金刚沙磨过而未用过的铅皮，用硝酸和明矾水洗过……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冲洗后，须在较暗的地方，涂布上一层感光液……用旋转机烤干，因使其药面平均。烤干后，用照相底片药膜面，覆于铅皮之药膜上面，放置真空晒匣内，曝露于日光或强烈之灯光下显影……曝光工作完毕之后，继以冲洗工作，将铅皮由晒匣内取出，用上等油墨，调以松节油或汽油，棍于已曝光、有药膜之铅皮上（或用棉花揩上亦可），待全张铅皮都已棍匀后，无细小白点为止，再以自来水冲洗，再用棉花轻轻揩擦，已被感光的地方即当有油墨在上面，未受感光的地方被棉花揩去，揩去后，即现出一张明晰之图画或字幕，待干后揩以树胶，即可放置于印刷机上印刷也。”所谓“铅皮”，实际上是锌、铜一类金属片，商务印书馆有电镀铜板部，内购置电镀锌版机，即做此类业务。铅皮版印刷不直接在金属版片上进行，而是“印刷时，铅皮上之图样，需转覆印其橡皮上，再由橡皮上印到纸上。”故此为间接式的胶版印刷，为平版印刷之一种，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采用现代胶版印刷技术的出版企业。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空袭闸北，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等建筑，悉被日机炸毁。藏版部“系水泥钢骨建筑，四周凌空，不与他屋相连，以避火患。此次日军飞机以燃烧弹从天空掷下，屋顶洞穿，其中所藏历年出版之各种书籍底版，完全被毁，铅版则化为流质。屋内地下为炸弹炸成一大穴，穴中尽是铅质。”不少作者原稿或已拍摄之善本底片被焚毁，幸好包括宋刻《册府元龟》在内的一部分善本底片，因当时出版需要，事先被携出，未罹于难。3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称：“上海炮声已停，移至内地。嘉定、太仓菁华尽丧，殆与闸北相同……闸北交通渐复，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无存，最为痛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黄善夫《史记》底片据报均已事前携出，然弟尚未见。”当时商务印书馆呈国民政府文称：“总厂全部被毁，资产损失殆尽，财力已无法维持，职工亦无从工作，不得已议决，上海总馆全部停业，职工全体停职。”商务印书馆日后发布启事云：“一·二八之役，总馆及总厂全毁，损失奇重，总馆因是停业半年。”遭此重创，商务印书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诸多出版项目受挫，如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影印工作，张元济时云“《衲史》能否继续影印，目前毫无把握”。宋本《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工作自然也深受影响。
1932年3月28日张元济致赵万里札称：“敝馆此次被日军炸毁，损失殊重，唯对于旧日商妥承印各书，若能复业，仍想勉力设法出版。”商务上下努力善后，“收拾馀烬，勉强复业”，《册府元龟》等善本之影印出版，在复业之后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12月21日张元济致静嘉堂文库长诸桥辙次札称：“前承慨借静嘉堂文库善本摄存影片，寄储于外，有未被毁者，将来可徐谋印行也。”
照相制成的软片，倘保存不善，图像易走形失真，故而对于不能马上印制之书，需要及时把软片上之图文落于铅皮版上，日后再据铅皮版印刷，张元济云：“照成之片不能随照随印，必须另存铅皮。”《四部丛刊》之书即多用铅皮版印刷，张元济日记中有“为《四部丛刊》留铅皮版事，与鲍（咸昌）、包（文信）、谢（宾来）诸君详细讨论”的记载。又《四部举要》（《四部丛刊》之初拟名）工程预估单载：“《四部》石印约十二万页……《四部》又铅皮印，约五万页。”宋本《册府元龟》既难迅速出版，只能“徐谋印行”，为影印效果保真，亦曾赶晒铅皮，相关细节问题，张元济主要与丁英桂沟通。丁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部门负责古籍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制版印刷等具体事务即多经其手。1933年4月13日张元济致丁英桂札称：“此书（笔者按：指宋本《册府元龟》）前曾晒出……昨来样张大为减色，弟终疑是油纸渗透之故。请公司中知化学者一审。此时唯有赶紧（笔者按：着重号为张元济所加）晒出铅皮，愈快愈好（能添人，能加工，加买铅皮，尤妙）。约需若干日子可以晒完？祈示。”27日再致丁札称：“昨由京馆寄到《册府元龟》毛样八册，《太平御览》十册，《林和靖集》一册，《刘子新论》一册，乞查收。《册府》《御览》原底均甚清楚。如现在底片翻出不及者，此十八册可否不翻印？即将此毛样重照。未知成本两相比较何如？乞核示。在此十八册外之底片，赶晒铅皮。前承示赶开夜工，现已翻出若干？并乞见示。每礼拜报告一次为盼。”翌日又致丁函称：“日本照来各书所存软片既稍有变动，现在务望赶办。转瞬黄梅，未知能否提前办完？（请估示。）翻晒铅皮版之事如来不及，应即添人。又《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均大部书，损坏可惜。弟前请稍缓者，即欲先索傅氏借去毛样，可以少翻若干卷。今即取到，自应赶办。”
此外，张元济这一时期给丁英桂的书信中还多涉影印宋本《册府元龟》之内容：
《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两书，只请开示页数。（1933年2月22日）
示及《册府元龟》印片及晒出样张，均悉。（1933年4月13日）
《册府元龟》照片六卷送还，石印知已开印。（1933年4月17日）
呈上《宋史》《册府元龟》残叶清单（用毕即发还）。与本馆在北京所照《宋史》及日本照《册府》有无重出？乞查明见示。（1933年6月14日）
姜君（笔者按：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姜殿扬）校《册府元龟》甚好。（1935年10月24日）
《册府元龟》照到卷数，乞查明开示。如已打出毛样，乞发下一分。若未打出，乞便中饬即依次打样两分。现在须早为预备。（1936年1月10日）
需阅《册府元龟》毛样二卷七八二、七八七，兹再需阅一八一至一八五四卷。统祈检出交下。（1936年12月14日）
《册府元龟》已否照毕？均祈示及。（1937年4月23日）
又有1937年10月6日日记称：“丁英桂来，交与宋本《册府元龟》二册。”
在影印出版工作进行期间，傅增湘亦拟通盘校理《册府》，此前其已将国内公私所藏宋刻108卷校毕，1930年6月28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函称：“《册府元龟》虽缩印亦愿搭印一部，侍于此书近来颇用力也，拟竭馀年之力，将此书校完。”7月5日傅增湘向商务印书馆寄去个人用来搭印《册府元龟》等古籍的高丽纸。8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云：“《册府元龟》未能即印。打出毛样当先呈校。兄近于是书用力，甚愿助成大功也。”9月30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函云：“《册府》《文苑》两巨帙窃欲于一二年内蒇其事。《册府》已校一百八卷。馀俟陆氏藏本印出，可以从事……此二大书乞公广为延访，助我成功，感且不朽……日本照回各书刻下开印何种，《册府元龟》何时印？”
至1936年11月11日，傅增湘致张元济书，谓先前向张所借数册毛样已校毕，更欲借完整毛样以通校之，云：“侍拟发愤校大部书，年内欲从事于《册府元龟》。馆中所影日本残卷，前年寄来数册，业已缴还。欲恳公属工为先印样本一分赐寄，以便从事丹铅。”16日张元济致丁英桂函称：“傅沅翁来信，可代校《册府元龟》。请提毛样，先寄一百卷，由邮政局寄。”翌日又致丁函称：“寄傅沅翁《册府元龟》，乞饬送敝处。弟尚欲一看也。”
根据张元济、丁英桂二人的往还书信，连同前文所述张元济尽力配补残卷之事，可见抗战爆发前，在张元济的全面主持及丁英桂的具体实施之下，跟《册府元龟》影印本相关的阙卷配补、文字校覈、制版晒片、广告预售等工作都在紧密有序地进行着，张元济在1937年3月5日致傅增湘信中乐观言道：“《册府元龟》即日开印，以后当以印本寄呈清览。”可以肯定地说，如非突起战事，宋本《册府元龟》本可提前半个多世纪与读者见面。
九、抗战时期的出版工作
1937年“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国军失利，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再遭浩劫，许多厂房物资陷在战区，或在战役中被毁坏，或被日军占据没收，“损失范围随战火蔓延而扩大，较诸‘一·二八’之役更为惨重”。胡文楷谓，当时“日本侵占上海，全市搜查，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工作被迫停顿”。
商务印书馆抢救搬运物资至英法租界，一度停产，至1937年9月1日刊出启事：“本年八·一三之役，敝馆上海各厂因在战区以内，迄今无法工作，书栈房亦无法提货。直接损失虽未查明，间接损失实甚严重。自沪战发生之日起，所有日出新书及各种定期刊物、预约书籍等，遂因事实上之不可能，一律暂停出版。月馀以来，就较安全之地点，设置临时工场，并就分厂力量设法调剂，决自十月一日起，恢复新出版物。”
1937年10月商务印书馆勉强复业，启事申明：“惟是能力有限，纸张短缺，运输亦重感困难，只能量力分别进止。其继续进行者，亦只能分别缓急，次第出版。”嗣后，商务印书馆长期处于战时运作状态：董事长张元济困居上海，总经理王云五则先后坐镇香港、重庆来主持馆务。1937年12月10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记录云：“现在上海实际上已与他处隔离，既不能印书，运输又不便。”商务印书馆元气大伤，前途晦黯，原先诸多宏大出版计划顿时中辍。如《鲁迅全集》，初定在商务出版，许广平云：“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只以烽火弥漫、商业停顿，欲即速进行，势有不可。”又如由傅斯年提议、旨在搜聚影印国内公立机构所藏古籍善本的《国藏善本丛刊》，已经多方筹措，本以为“观成之有日”，亦尽付东流。此外张元济、王云五等打造的《丛书集成初编》和《万有文库》这两部近代史上著名大型丛书皆未能合尖，原拟囊括宋本《册府元龟》、凝结了张元济大量心血的《四部丛刊》四编，同样出版无望。
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策略根据时局、市场等因素做出重要调整，古籍出版比重大幅压缩，教科书因在销量方面最具保障而成为战时特受倚重的出版类型。1939年4月8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记录载：“‘八·一三’后，因逆料一般用书之购买力减弱，且本公司资力亦不如前，故又变更方针，仍以大部分力量印销教科书……适应时代需要之新出版一般用书亦多能畅销，于社会于公司两均有利。”王云五亦称：“我便把过去几年推行业已收效的出版方针为适时的修正，就是回复到以教科书为主的地位。”为防积压滞销，缓解库存压力，商务印书馆对诸书之印量都予以严格管控，王云五要求：“各书之印刷数量亦极力减缩……不使因多印而滞存过久。”
这时，古籍出版虽再无重磅丛书，但尚未完全停滞，柳和城谓：“当时保存下来的《四部丛刊》未刊书已摄底版、毛样，为数不少。1938年后‘孤岛’局势相对平静，商务印书馆恢复了古籍出版。张元济采取化整为零方针，一部一部印行。”不过，即便“化整为零”，每出一书也必须充分考量该书之价值、规模、成本、印量、库存、销量等诸多因素，瞻前顾后，至为不易。如1938年张元济欲借影《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此书中含大量孤本元明杂剧，为保存文献计，张元济极愿促成影印之事，但从商业角度权衡，又顾虑重重，其1938年7月5日致王云五函称：“此时未必能销……然终不能不算为冒险。”11月4日致郑振铎函称：“时局又变，敝馆营业范围及工作情形愈缩愈小”。29日又致王云五函称：“此书虽有二百馀种，为不传之作，但此时印出，实难销售。”可见一斑。真正具备可操作性者，乃声名较著、卷帙较少、销路较佳之书，1939年11月12日张元济致王云五函称：“弟拟选前此照存之书，有名可销，而册数无多者，试印试销。”同月15日致丁英桂函称：“前日请代査照存旧书，鄙意拟选卷帙少而有销路若干种。”12月5日张元济告知王云五打算影印毛氏汲古阁影宋抄辛弃疾《稼轩词》，称：“此外亦选得数书，均系小种，可望有销路之书。”而《册府元龟》一书之特点恰相反，不仅卷帙浩繁，成本高昂，且在举国烽火弥漫之时，绝难有上佳之销量。尽管张元济多年以来翘首企盼此书行世，但当此困阨之时，为商务印书馆生存发展计，他变成影印《册府元龟》一书坚定的反对者。1939年10月14日张元济致丁英桂函称：“昨交阅拟印《册府元龟》单内，漏未开列成本及售价。请速即补估，于午刻交下为荷。”同日致王云五函称：“弟终虑疆土日蹙，困穷日甚，有如许工人，造成如许货品，终觉可虞……弟见原料日贵，煤汽、电力，无一不涨，设造成之货，稍有积滞，受累匪细。昨日丁英桂来言，石印部无事可做，拟印《册府元龟》，弟甚不赞成。”
“八·一三”事变后，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影印古籍的石印部长期处于停工状态，但工人薪水却仍按一定比例发放，企业负担沉重，运转弥艰，故1938年10月张元济致王云五函称：“公司本系营业性质，自‘八•一三’后，已搀入慈善性质。时局若无转机，将来粘连不解，必有同归于尽之日。”1939年10月14日张元济致王云五函称：“现在公司维持‘八·一三’以前局面，此为目前无可如何之办法。战事解决，我馆力图复兴，以鄙意度之，必须减少一半人，甚或减少四分之三。此本系极大难事。惟其愈难，愈先筹画。否则中华可以复兴，我馆终于困毙。”
1940年张元济一度打算将《册府元龟》先行制版而暂缓印刷，为此曾指示丁英桂向傅增湘索还1936年借傅校勘之毛样，2月26日张致丁函称：“本馆照存宋本《册府元龟》从前打存样本，记得有若干卷为傅沅翁借去。请查示卷数，以便索还。又如有第一至第十四卷，祈检出发下一阅。”但张元济当时并非真有切实出版计划，而只是为了以工代赈，尽量避免工人领取工资却无事可做，1938年11月3日张元济致王云五函称：“至停工工人给予半薪，本是公司无可如何之办法，我公用以工代赈之策，自比全数虚糜为佳。”1940年2月27日张致王函称：“弟无时不在筹划救济石印工荒。”3月11日又致王函，谓《册府元龟》“此时不必遽印，但工人无事之时，可令先行制板，将来视可以出书之时，再行印刷。如此则既救工荒，而工资亦不虚糜。弟最虑者，印成之书不销，既耗工料，尚须装箱存栈，实太不合算耳”。本年3月12日顾廷龙日记有：“近来石印工人竟无事做，出书因纸贵不能印，丈因拟将《册府元龟》宋本着手先行做版，一俟平定，即可开印。此书皇皇钜编，颇须时日，良策也。”3月21日张元济致王云五函云：“《册府元龟》专制板，不印书，只能救一部分之工荒，可行否？”3月28日致王书再询此事：“前函所言，将《册府元龟》仅制版，不印书，可行否？”4月2日致王云五函称：“照存各书，检查可以石印者，现时均不宜印。”张元济向王云五建议为《册府元龟》先行制版，并一再征求王云五之意见，然王云五态度似有所保留，今暂未见其对此有明确之表态。
转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陆沉，王云五谓：“自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即日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商务书馆在沪之办事处发行所内，数年以来受租界之庇护，勉能照常工作者，自是其命运当陷于不可知之数。”商务印书馆之大量出版物资被日军没收、销毁，张元济云：“至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发生，敌军进占上海租界，12月26日本公司上海发行所及工厂栈房同时被封，厂中机器、铜模、材料任意取去，始则曰‘没收’，继仅发还一部分。出版图书被车去销毁者达462万馀册，活字铅料被车去者达50吨以上。31年1月18日发行所及工厂栈房虽得启封，然损失已属不赀。”在此过程中，从日本摄来之宋本《册府元龟》所有软片被毁，铅皮版被掠去，后经商务印书馆多方交涉，直到1943年冬，日军才发还部分物资，其中包括宋本《册府元龟》之铅皮版，但经这番查抄、发还，铅皮被弄得凌乱无章，不经清理，无从措手。傅增湘1944年1月22日《宋刊册府元龟残本跋》致叹：“昔年涵芬楼曾有汇集宋本印行之议，仅影成底版，遇变辍工，煌煌钜编，未得与《御览》并行于世，良可慨也。”1944年2月15日傅增湘致张元济札称：“近拟校《册府元龟》，曾假影样一百卷。不知共搜印得若干卷，能属人查目见示尤荷。”24日张元济转询丁英桂云：“本馆前照存宋本《册府元龟》，未知共成若干卷？去冬收回铅皮，久闻从事清理，已竣事否？此书底片共存若干（是否软片尚存）？昔年记曾（用连史纸）打出底样，共有若干？现存何处？能清査否？记得傅沅翁曾借阅一百卷，曾归还否？”获丁英桂回复后，29日张元济再致傅增湘函称：“承询照存宋刊《册府元龟》，弟昔年曾有详细记录，现不知置于何所，无从检得。此书从东邦借照，约不及五百卷。所有软片悉数被毁，翻存铅皮版亦被人取去。展转交涉，始得归来，零乱不堪着手。所有存货栈房，或被锢闭，或受驱逐。几经迁徙，原有货物存亡多少，一时亦无从查究。昔年曾印连史纸底样一分，寄存何所，问诸主者，亦不能置答。非至偃武修文之日，大约无可复命矣。”
通观八年抗战期间，张元济苦力支撑，于家事则自道“沪上生活，实在艰难”、“自日寇开衅以来，弟生计大受窘迫……以卖文鬻字，藉作补助”，于国事则“瞻望吾国前途，不胜悲痛”；至于馆事，更“水尽山穷，无法维持，欠同人数十万，必须发还，否则不堪设想”；在此举步维艰之时，欲影印《册府元龟》这样的鸿篇巨帙，实在心有馀而力不足。尽管影印之事一时搁浅，但张元济却未曾放弃，张树年忆其父于“孤岛”后期仍坚持“整理、校勘部分于1928年东渡日本访书时借照的《册府元龟》印样，他希望有偃武修文之一日可以付印。”
十、抗战胜利后至张元济逝世前之出版情况
商务印书馆迭经重创，即便挨至抗战胜利，也迟迟未能步入正轨。由于战后通货膨胀、民生凋敝的大环境及馆中人事纠葛、经营不善等内因，不论馆务抑或张元济个人处境，不但未获显著改善，反而更趋困窘。胜利当年，上海方面被要求“印制以教科书、工具书及后方出版之繁销书为主”、“工具书先印分量较小而繁销者，印数亦从严，分量较大者，从缓”、“本年内沪处不印新稿”。1946年6月4日张元济致王云五函称：“公司前途危险甚大，能否捱过，殊不可知。惟有力尽人事，以待天命耳。”7月19日致李泽彰函称：“馆事恼人……时局日亟，营业无从发展……前途极为可危。”12月11日致王云五函称：“现在存钱甚少，难免有不能付薪水之一日。弟闻之不禁毛发悚然……公司财政窘迫，唯有开源节流……理清存货，设法售去，实为公司救急之唯一方法。但就日前情形观之，正恐遥遥无期耳。”1948年2月6日李拔可致张元济函称：“闻公司年终负债已达三百亿，分馆同人待遇亦照生活指数计算，而盈亏并计，（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有鉴于“馆事日非，且大局尤见危险。数十载之经营，不忍听其倾覆”，1948年3月6日张元济在董事会建议：“公司现在出版新书印制费用日昂，成本收回不易，嗣后凡销路较滞或份量过重者可暂勿出版。”《册府元龟》仍然出版无望。
关于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宋本《册府元龟》毛样的流转轨迹，1947年4月，商务印书馆设立“善本书保管委员会”，5月，委员会将烬馀善本23箱和备印各书毛样4箱加封条后寄存江西路金城银行保管库，宋本《册府元龟》之毛样当在此4箱之内。1949年后，经董事会决议，善本书保管委员会助理员丁英桂将封存于金城银行的这批书转移护送至北京，于1953年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入藏。
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后，中共接管上海，新政权之下的商务印书馆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其出版方向开始接受中共领导规划，几经调整。1950年出版总署要求：“今后商务的出版方针，应以出版实用科学的书籍为主。”1951年10月10日中宣部报告称：“商务印书馆已定以出版科学与技术的书籍为其专业方向。”1953年11月3日出版总署报告“‘三反’‘五反’以后，我们确定商务的专业方向为出版高等学校教科书”、“将商务印书馆改造为高等教育出版社，逐步地专业出版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后，迅速由独立自主经营的综合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进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出版方向专业化，古籍影印出版方面的选题已与商务印书馆渐行渐远。
至1954年3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公私合营前夕，《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谓：“抗战以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曾出版古籍，但抗战后就很少出版这类书了。解放以后，古籍的出版在全国来说几乎完全停顿了……商务、中华可以作这种工作的人有的死了，有的转业了。”公私合营之后的业务范围，“商务印书馆以一般自然科学书为主，另外还出版了一些中医书及少数文史书；中华书局主要出版文史书”。尽管当时商务“在上海有个影印古书的机构……负责人是丁英桂”，但1957年5月戴孝侯指出公私合营以后“对老技术人员不重视，商务的一些老编辑已风流云散，商务上海印刷厂有些车间只剩下几个懂技术的老头子，古书拍照技术，民族形式装帧（如线装）技术，石印技术，年轻人都不愿学，已后继无人”。此时张元济年已九旬，懂得古籍石印技术的编辑又青黄不接，商务印书馆自近代以来大力从事的古籍影印事业陷入全面停滞。
195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六十周年，事情一度出现转机，胡文楷谓：“商务六十周年纪念，编审部提议影印《册府元龟》，戴孝侯先生来沪与楷谒见菊老，告以此事，菊老欣然同意……《册府元龟》毛样整理就绪，发稿制版，制成一百馀版。商务领导郭敬同志来沪指定我负责校勘《册府元龟》……菊老已经卧病在床，但对《册府元龟》出版事仍念念不忘，提出要看毛样，由余送至菊老床前，说明已经制版，呈上毛样二册，菊老索取缺页单，告以俟丁英桂先生回沪送上。丁先生回沪后，偕余至菊老家，菊老病重，已于是日清晨送医院。”胡文楷三十年代即在张元济指导下校勘《册府元龟》，此番重操旧业，迫于献礼期限及中华、商务出版分工，仍未克成功，其云：“后以制版费时，改影印宋本《杜工部集》……这是商务最后出版的一部线装大开本古籍……以后领导上决定出版分工，古籍出版任务转给中华书局，以后《册府元龟》的影印工作就由中华承担……想到没有完成《册府元龟》的出版工作，余实无以对商务领导的敦嘱。”张元济为影印宋本《册府元龟》前后付出极多心力，无奈国步多艰，时乖运蹇，总难如意，直到生命最后，仍存念想，胡文楷谓：“菊老临终前和丁英桂见面时，已不能说话，仅云‘册、册、册’，盖指《册府元龟》而言。余实无以对菊老。”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病逝。
十一、中华书局与《宋本册府元龟》
1958年2月5日文化部党组请示报告称：“考虑今后中华书局以出版文、史、哲为主，而主要又是整理出版古籍，也适当出版一些现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历史、哲学的学术著作；商务印书馆则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同月15日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拟以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我国古籍的出版机构，以商务印书馆为主要出版世界学术著作的出版机构。”转年5月22日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约定“商务印书馆不再出版古籍以及今人的古籍整理著作和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哲的研究著作。商务解放前后已出上述书籍的重版，由中华处理”。10月14日文化部党组再次明确和强化出版分工：“中华书局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出版我国古籍……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编印外国语文工具书、课本和参考书。”在出版分工调整的大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将包括宋本《册府元龟》在内的古籍出版选题及相关资料都移交给中华书局等社。中华书局影印组组长陈乃乾1959年日记有数则涉及《册府元龟》出版立项、调研讨论等前期工作：4月6日“至局，决定《册府元龟》付印事”，17日“上午至图书馆观傅校《册府元龟》”，24日“至局，决定《册府元龟》设计事”，7月6日“下午至局，会议《册府元龟》事”。
是时傅增湘去世，张元济卧病，论对《册府》认识之深刻、运用之熟稔，陈垣不作第二人想。陈垣1936年曾撰《以〈册府〉校〈薛史〉计划》，1942年又据《册府》补百衲本《魏书》卷一〇九《乐志》脱文一整叶，自谓“此叶自靖康以来沉霾千载，南宋、元、明、清诸儒从未及见，今一旦复得之，其快慰为何如耶！”张元济获悉亦“为之狂喜”。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及影印组组长陈乃乾在影印《册府元龟》一事上对陈垣十分倚重，刘迺和称：“为了《册府元龟》影印出版，1959年时中华总编室就曾到援师处问过《册府元龟》的书名解释。齐燕铭同志为出版这部大书，曾亲自到援师家多次商谈，并征求意见。后从该书的出版计划、选用版本、书名题字的选择、印刷式样事，中华各级领导都曾来交换过意见。商务印书馆昔年拍摄的该书宋刻残本摄影样张，援师都曾仔细翻阅，并为决定补遗办法，审查补遗意见。最后金灿然同志来请他撰写序文。”
张元济当年影印《册府元龟》在专印宋刻残本还是用明钞或明刻配补成全帙之间颇费思量，中华书局接手之后，主事者在影印版本选择方面亦踌躇不决，曾以三条方案请教于陈垣，《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载1958年10月24日“收到中华书局函，征求影印《册府元龟》的意见。来函提出影印的3种方法，一是以商务印书馆原缩小摄影宋刻残本的方法，再用明刻配足，照线装《四部丛刊》的样式影印；二是用宋刻和明刻配全，两页缩成16开一面：三是全用明刻本，照缩本《四部丛刊》样式影印。征询3种方法选用何种为佳”。1958年11月10日陈垣回复中华书局称：“我是赞成第一项办法的，此项办法成本虽贵，但用此书的人都可靠图书馆购备，不一定每人都有此书也。”陈垣赞成仿《四部丛刊》式，以明刻配宋刻残本，此建议应一度被中华书局首肯，当年12月4日《人民日报》以《〈册府元龟〉将出影印本》为题报道：“宋代著名的四大书之一《册府元龟》，将由中华书局翻印出版。……这部书三百年来未经翻刻，存书极少。新的版本将用宋刻残本和明刻本配合影印。”
然而，影印方案不久又改弦易辙，中华书局前总编辑李侃回忆：“一九五九年，为了影印《册府元龟》，他（金灿然）通过各种途径，把能够找到的各种版本的《册府元龟》都借了出来，然后约请专家唐长孺加上书局的陈乃乾、赵守俨等，介绍情况、比较各本的长短、异同。”金灿然在与陈乃乾、赵守俨及局外专家唐长孺等进一步讨论后，将明刻配宋刻残本的方案改作专印明刻，最后决定“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所藏的崇祯初印本为主，参用北京图书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周邨同志等所藏的四部较好的印本，逐叶比对……遇有字迹破损模糊的，就在各本中选择抽换”。陈垣1959年6月云：“宋本实比明本为强……今宋刻既无完本，以明刻初印本影印，亦其宜也。”这意味着张元济20年代时借照的宋刻《册府元龟》又一次失去了被公之于世的机会。
明刻本《册府元龟》影印过程中，陈垣助力甚多，其调阅了原商务印书馆宋本《册府元龟》毛样。1958年金灿然致陈垣函称：“前商务印书馆留有残宋本《册府元龟》照片五百馀卷，或可校正明刻本误字，如先生需阅，当向该馆调取送呈。”1959年6月18日陈垣致金灿然信中有“影印宋本《册府》二册奉还”语。陈垣亦将傅增湘校《册府元龟》通阅一过，并颇有采摭，其1959年5月28日复金灿然函称：“送来《册府元龟》补遗七十二页已阅毕，其中十四条与本卷或与他卷重出，似可不补。又傅校《册府》，亦已阅毕，除漏去一行半行者不录，录其整条漏去者凡十五条，送上。”《人民日报》曾对影印工作加以介绍：“影印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指导下进行了整理，根据宋代残本校补了明代刊本的重要缺文一百四十二条，分别附印在各卷之末，并就现存几种明本逐页作了比较，对影印底本中不清楚的页子加以调换，还改正了原来页码的错误。”影印本用宋刻残本校补明刻本缺文142条，皆由陈垣一手写定，1959年5月20日陈乃乾致陈垣函称：“《册府元龟》补文不知已校写完毕否？闻印局即待付印，颇盼早日掷赐也。”影印过程中陈乃乾等遇到具体问题，也驰书咨询，如1959年6月5日陈乃乾致陈垣书询及：“《册府元龟》卷首署名，乃用建南道胡维霖、长乐知县夏允彝、闽县知县曹鼎臣、瓯宁知县孙以敬、新建举人戴国士五人姓名分题，惟胡维霖题名最多，占全书十分之三。其中四〇四、四〇五、九四八、九五八四卷则改题胡尔慥，不知胡尔慥即胡维霖否？”影印本前言亦由陈垣撰就，1959年6月18日陈垣致金灿然函称：“《影印册府元龟序》已拟就，另纸呈上。此序共分八段：第一说前人不重视《册府》；第二说《册府》渐为人注意；第三说《册府》材料丰富，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第四说《册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第五说宋本比明本为强；第六说明本亦有胜宋本处；第七说明本脱文是有意删去，不尽是脱文；第八说宋刻既无完本，以明本影印亦宜。”陈垣所撰序，虽仅数千言，但深入浅出、引据详赡，非下过大工夫者不能言之，金灿然表示满意，6月26日回复说：“序文说明八点，均有必要；其中指出宋明两本互有轩轾，足以祛除今日读者崇宋非明的成见，尤为重要。兹已将序稿发排，俟排就当以清样一份送请查阅。”陈垣还审阅了由陈乃乾执笔、用中华书局编辑部影印组名义发表的《校印后记》及影印本目录、索引体例，金灿然致陈垣函请教：“我局对于选用底本，采录各本的原序和附件，以及出版工作上应向读者交代各项，尚拟写后记一篇，附于卷末。拟定当录稿就教。此外，为便于翻检，将舍去原刊目录，另行编排在各门下系有总页码的总目录。并以各门首字笔画多寡为序，增编卷目索引一份。如此做法，未知妥否，请示尊见。”
1960年6月，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正式出版。张元济当年目标甚高，不仅欲将宋刻《册府元龟》残本印出，还致力于将其与明本互校，前述抗战前曾指示胡文楷等“校《册府元龟》宋残本毛样与崇祯本核对缺文”。在《册府元龟》校勘方面，傅增湘已先着鞭，并与张元济互相配合。中华书局方面原亦曾有类似校勘设想，但终未付诸实施，陈乃乾谓：“商务印书馆在抗日战争前曾经向各地访借《册府元龟》的宋刻残本，汇集摄影，共得五百馀卷。我们这次影印，曾经把摄影样张和黄（国琦）本大致比勘了一遍，原想作校勘记附在后面……限于人力、时间和其它客观条件，没有能够这样做。”陈垣事后亦曾对读者解释道：“该书卷帙浩大，如俟校好再印，则需时甚久，故先影印，以供研究者参考。”《册府元龟》明刻本之脱讹衍倒，几乎俯拾即是，文本质量实去宋本远甚。赵万里云宋本“文字远胜明崇祯十五年黄国琦刻本”，陈垣称“宋本实比明本为强”，实属定评。中华书局从版本之完整性考虑，不专印宋刻残本；又从版本之一致性考虑，亦不选择以明刻配宋刻残本；其立场固可理解，但既选用明刻本，又限于时间、人力，无法用宋刻本通校一过，仅据宋本校补明显之脱文，实际上仍有不少脱文被遗漏，且致使宋本中海量有价值之细节长久不为学界所知，可谓憾事。
宋本《册府元龟》出版之前，民国商务印书馆制作的古籍善本毛样或纸型，已有数种相继被其他出版社接收利用，如1963年中华书局线装影印元至顺本《事林广记》，“原书旧藏故宫博物院，抗战前，商务印书馆曾据以摄影留版”。1983年，中华书局“在清点印刷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六百四十三种尚未出版的《丛书集成》所收书的纸型”，遂得以将商务印书馆30年代出版、因抗战爆发而中辍的《丛书集成初编》陆续补齐。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本《重广会史》，此书中土久佚，1928年日本育德财团据前田氏尊经阁藏宋刊孤本影印，张元济原拟放入《四部丛刊》三编。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之南宋宝庆元年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原藏铁琴铜剑楼……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曾借得瞿藏本制成铅皮版，因抗战事起未能付印”。1987年文物出版社线装影印南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乃“商务印书馆将傅增湘旧藏的《白氏六帖事类集》照存毛样，提供给文物出版社”。宋刻残本《册府元龟》毛样在中华书局档案中“沉睡”数十年，八十年代后期中华书局冯惠民清点发现“当时用母版铅皮印出的毛样，至今保存完好，无一丢失”，始重做董理补苴，由于年深岁久，毛样“中缝标明‘册’或‘府’，下缀卷次、页码，已经大都破损或残缺，只好重新补配”，以致于中华版《宋本册府元龟》版心部分全出人工描画，与原刻迥不相同。除直接利用民国商务印书馆留下的毛样外，中华书局对国内所存宋刻残卷零叶也作搜罗，向北京图书馆借照了铁琴铜剑楼旧藏两种宋刻本共13卷、周叔弢旧藏宋刻本1卷，并“在北京图书馆和傅熹年先生的帮助下，还搜集到若干残页（即卷246、250、443、481每卷各一页）”，但似仍有未尽。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卷二一一第8叶、卷二一三3至6叶、卷二五〇第6叶、卷三一〇第2叶，皆未见影印。又据《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傅增湘还曾向人借校过而今日去向不明的有卷四六、一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三〇六、三〇八、三一〇、四八〇等，未知是否还存天壤间。又静嘉堂方面著录有卷六〇一、六〇二、六〇三、六〇六，皆中华影印本所无。尽管如此，在1928年张元济东瀛访书已整整一个甲子之后，普通学者总算有机会稍微窥探宋刻《册府元龟》真容了。
十二、馀话
1960年明本《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是当时学界之大事，引起多方关注，中华书局主持进行中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从中受益尤多，王仲荦晚年回忆在校史之初“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1961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册府元龟》经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后，已引起国内史学界的重视……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正在用《册府元龟》与二十四史中的《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和《周书》等史料进行校勘。”王仲荦谓南北朝八史“曾充分利用《册府元龟》来对校……校勘的质量，比用版本校以及利用《南》《北》史、《太平御览》来对校，收获都大。这是值得推广介绍的一条经验……如果利用它来校史，正是美不胜收”。杜泽逊、孙齐先生特别指出王仲荦“几乎将散落在《元龟》中相关记载全部与《宋书》做了对校，创获极多”。进一步检视诸史校勘记，知陈垣、唐长孺、王仲荦等主事者在校勘《魏书》《北齐书》《周书》《南齐书》《南史》《旧唐书》《旧五代史》的过程中已对宋刻残本《册府元龟》毛样稍加利用，可见诸前辈之学术眼光。不过也应指出，当时各史点校组尚无条件把相关史文与宋本毛样通盘核校，有些利用《册府》校出之所谓异文，实是明刻本讹字，正如真大成先生所论：“点校者疏于类书版本，对于异文的真实性未作检验，将原本子虚乌有的异文去校订史文，结果只能是误校误改。由于《册府》是中古各史的重要参校材料，而点校本往往利用明本。此本虽为完帙，本身却有许多讹错，一方面有钞刻之误，另一方面由于明人‘好增删古书，逞臆私改’，出现了许多妄改臆改以致失真之处。这种失真的直接后果便是对于所征引的原书来说产生了一系列虚假异文，降低了《册府》的参校价值，干扰了校订工作。”
近年，陈尚君先生重点利用《册府元龟》一书，重新辑校、系统排比《旧五代史》及五代《实录》，并主持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工作，即十分注意甄别《册府》宋、明刻本之异文，总结云：“在以宋、明二本校过全部五代文献后，基本的看法是就文字的可信程度来说，凡二本有差异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宋本是而明本误，明本勘订宋本错误而有价值者，大约仅百分之二三而已。宋本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以宋本校明本，可以改正明本讹误的地方很多，一般半页200字总会有四五处甚至十来处误字，且确信许多误字如果没有宋本，仅仅根据形似、音近之类的传误习惯和校勘原则，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点校本《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主持人景蜀慧先生亦特别强调：“《册府元龟》这一重要的他校文献，宋本和明本有相当大的差异，过去点校只能利用明刻本，这次修订，在充分认识宋本《册府》价值的基础上，较多地利用了宋本《册府》资源。”此类诚属得自辛苦校勘的经验之谈。张元济为之惨淡经营多年、最后赍志以殁的宋本《册府元龟》，其文本价值正愈来愈充分地被发掘与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