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细读‖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余华做了小说家不能公开做的事。他在《语文和文学之间》罗列了众多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分析，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本人的认同。 莫言在《清醒的说梦者》中说，对这篇小说进行确定意义的探讨，无疑是一种愚蠢的举动。 由此看来，现在对这篇小说进行探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从余华的回忆来看，这篇小说具有临时起意的性质，事先并没有详细构思。 由此可以发现一件有趣的事，余华看别人的评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间比自己写这篇小说花的时间都要多。 现在风行大江南北的余华十三卷作品集中，读者看不到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前的小说。 但根据余华创作年谱可以看出，余华是二十三发表作品，二十五岁出现发表空窗期，二十六岁继续发表，二十七岁在《北京文学》期刊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 根据相关访谈，二十五岁的余华陷入了写作者常有的苦闷，如何找到自己的风格。如果根据创作时间而不根据发表时间的话，那么《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二十六写出的作品。他也是在这篇确定了方向，也受到了外界的巨大鼓舞。 余华之前的作品虽无缘见到，但通过访谈可以大致猜出青春成长题材是他的主攻方向。 这样会发现《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在他以往小说基础上所做的重大突破。虽然这篇构思时间不多，但青春成长题材即使不是他的主攻方向，也必定是他所熟悉的类型。 二十多岁的写作者以青春成长题材为小说事业的起步，不足为奇。该题材所讲述的是一个少年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与陌生的世界向青年写作者徐徐拉开相契合。 说到底，这种写作走的还是小说家发覆自身经验的老路。 就像众多评论家所指出，我再次确认的那样，《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成长类小说。本公号曾经谈过的彼得罗·格罗西《马》以及苏童的部分小说都属这一类型。 如果采用三幕剧的分析方式的话。那末小说会被分成这样。 第一幕：遇到司机之间。 第二幕：从遇到司机到到司机离开。 第三幕：司机离开之后。 这样，这篇小说在结构上形成闭环。第一幕虽说是开始，但人物在第一幕的行动是第三幕父亲推动造成的，而第三幕又是第一幕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这篇小说在结构上是很精致的。关于这篇小说的结尾，余华曾反复称道唐一兵先生所做的细读，我在此摘录。 “唐一兵：这篇小说如果没有这段结尾的话会让小说失去一些深度,少掉一些层次。和父亲的关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在最后获得的想象和记忆的能力,这个能力和他对内在世界的发现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在冰冷黑暗的世界里，他必须依靠回忆并想象阳光灿烂的日子,才能体会自己对外部世界抵抗的程度。” 村上春树曾写过类似的小说，所不同的是那篇小说的男主人公即将度过三十岁生日。村上让男主人公褪去衣物，抚摸全身，由此来确认自己即将迈过三十岁的门槛。 《十八岁出门远行》与之类似，只不过村上的人物处于主动抚摸自己的状态，而余华的人物处于被动状态。 这个十八岁少年之所以要远行，并不是因为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动机，而是他的父亲要他远行。他的父亲也不存在特殊的利益动机，只是因为十八岁了，需要通过类似成人礼的远行来确认十八岁。 这样，从表层来看，远行的目的被取消。从深层来看，主人公的历史记忆被抹去。 这是小说写作的关键一步。如果对比阎连科的小说，读者会看得更加清楚。阎小说中的人物是已经被社会洗涤过。这造成阎的人物不易理解，因为你理解他的人物就必须要理解其所处的社会，必须理解小说家本人的生长环境。 余华在本篇小说中描绘的人物，未被社会洗涤，是一个具有常人该有的道德判断的人。因此，他的人物理解起来不存在难度。这点或许也帮助了他小说的传播。 简单来说，阎惯于打造不正常，心理极度扭曲的人。而余华在这篇打造的是一个正常社会该有的正常人。之所以造成这样，因为阎的人物处在难以愈合的社会历史伤痕之中，而余华直接打掉了本应背负在个体身上的历史重负。 过去塑造未来，既然过去是不存在的，人物没有背负历史重负，那末未来就可以进行漫无目的地远行。 这样我们进入小说的第一幕，也就是小说的开头。 一个人正在路上走。他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不知道。读者只知道，一个人在路上走。 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发达的视觉，敏锐的嗅觉，灵敏的听觉。会造成他对路上所见的景，所见的事，异常敏感。 这个从日常经验可以得知。如果你有目的地走，那末路上的东西你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如果你漫无目的地走，你会获得海量的信息。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语重心长地说“慢慢走，欣赏啊！”就是这个意思。 这在小说中会造成什么？会造成小说家把人物的感官完全打开并制造出丰盈的细节。 在《平原上的摩西》中，双雪涛的人物的感官为什么被封闭，成为纯粹的符号。那是因为他的人物背着沉重的历史负担，需要急切地走到目的地。这种急切，使得人物不能获得从容，也就无暇欣赏路上的景观。 评论家批评阎连科的小说缺少细节，不是偶然的。 当然，你完全可以查找余华的访谈后告诉我， 小说家之所以能够打造出来丰盈的细节，因为他受益于川端康成。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他的人物不能获得从容，那把川端全集抄上几遍也不见得有用。 小说前三段反映了人物的从容。第一段我走了一天，第二段我要找一家旅店，第三段我要搭车。 请问我为什么要找一家旅店？因为我走了一天累了。身体的疲倦带来了找旅店这个行为。因为找旅店，我问了很多人，这些人也不知道，建议我往前走。因为我要往前走，所以我要搭车。 请问找旅店重要吗？丝毫不重要。我实际上是找一个休憩地，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把汽车当成了旅店。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幕。 在《炸裂志》中，阎连科打造了一个情节，为了发财致富，炸裂村村民去劫火车。 如果打掉成长类小说的框架，那这篇和阎所讲的故事没有任何不同。 小说的第二幕实际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某村为了发财，派遣一个村里人，抢了一辆运着水果的汽车。该村民把汽车开到了预定地点，广大村民开着拖拉机将水果洗劫一空，然后所有村民扔下汽车扬长而去。 对比阎连科和余华这篇的写作，可以发现前者的故事处于确定状态，后者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 阎的叙事框架常常是这样，一个人做出所能做的巨大努力，然后某种外界因素以不可质疑的力打掉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人物处于被动状态。只不过阎的人物，先主动做某些事，然后再被动获得结果。余华这篇，人物一开始就处在被动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这篇写作的起因是余华看到了一则村民抢夺汽车货物的新闻。凑巧的是，阎的部分写作也缘起于新闻。 通过阅读两人的作品，可以发现两者的不同。阎的写作方向是努力将奇异的新闻日常化，推导出社会的生态。而余华的写作方向，放弃了将新闻日常化的努力，将奇异的新闻奇异化，侧重于该事件对个体的塑造作用。 从此可以看出，阎对社会是做整体化理解，他的所有长篇会自动附带一个完整的意义结构。而余华对社会做碎片化理解，他的长篇小说，在结构上是无法和阎相提并论的。 通过观察两人的写作，可以隐隐约约看出，阎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可以被描绘的；余华认为世界神秘莫测，我们只能捡拾碎片。 写作者在第二幕所做的努力，就是将奇异的新闻奇异化。把整体的新闻拆成零碎的情节，小说家让人物进去，主要的目的是让正常人物的道德和神秘莫测的世界进行碰撞。 由于小说家放弃了人物的目的性。这使得人物没有拼合碎片的必要，也使得小说家没有拼合的必要，广大读者没有拼合的必要。 小说塑造的正常人物的道德和这个世界发生碰撞，这种冲击是极为猛烈。广大读者即使没有拼合出碎片，没有理解情节，也能感受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击力。 又由于，目的性的放弃。所以不难发现，人物没有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只是见机行事，见招拆招。而人物的行为动机就是身体本能的反映。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小说主人公阻挠村民抢苹果。难道这个人物看不出来阻挠一旦发生，自己将被群殴吗？ 答案是，他真的看不出来。阎连科的人物会把这点算的一清二楚，然后再做出相应的行动。但余华这篇人物是真看不出来，他只是觉得抢苹果是不道德，所以一个正常人本能的反应就是阻止。 由于人物深陷他无法理解的世界，他的身体本能又要求他做些符合道德的事情，所以人物在第二幕是深陷被动状态。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但脑袋没碎。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我跌坐在地上，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看着他们乱抢苹果。” 小说家在这一段落放弃了全景式描写，读者和人物处在同一角度，两者都看不清是谁的拳脚在击打，只能感受到无数拳脚踢了过来，而人物连发出声音的能力都没有。 这篇小说之所以难以解读，之所以无数读者看不懂。那是因为小说的第三幕没有起到它本应具有的作用。 小说的第三幕以及成长类型的叙述模式是， 人物通过经历一番事件之后，应该获得了一些东西，学习了一些东西。 不管所获是正面还是负面。第三幕都应该讲清人物学习了什么。 写作者使用了成长类型的叙述模式，却拒绝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写作者对既定模式的有意反动。 至于此点应该如何评价？如何理解？ 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