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飞评《着陆何处》︱通往“在地”的万里归途
注：本文作者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陈雪飞，原文发表于澎湃·上海书评，也人授权转发。
2017年6月1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直接激发了拉图尔的“着陆何处？”之问。特朗普的退群行为只是呼应了1992年老布什在联合国里约会议上的傲慢：“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谈判”。在2017年出版的《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Où atterrir?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中，拉图尔嘲讽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仿佛处在地球之外的飞地，但实质上却是在让全球为美国人的高排放行为买单。毕竟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上，所有签署国都已经意识到：如果各国依旧按照各自的现代化计划发展，那么需要若干个地球才能承载得起，可地球只有一个。但特朗普却认为气候变暖是一场骗局，甚至发推文称气候变暖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理论，旨在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拉图尔指出，这种对气候变暖的否认可能是精英们的一种“共谋”，肇始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的号角：精英们意识到了气候变暖的严峻后果，让所有人共赴美式全球化的“彼岸”已无可能，于是决定尽快摆脱团结的负担，只为少数人打造镀金堡垒，这加剧了贫富分化的裂痕，而为了隐藏这种逃离共同世界的粗鲁自私，就要否认引发这种绝望逃离的威胁，于是否认气候变化。也许这只是一种设想，但在气候危机面前人们光怪陆离的表现，至少表明了我们已不可能达致共享的“全球现代化”。
拉图尔就此进一步反思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从“本土”走向“全球”就是从落后、守旧走向进步、开放，但全球化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带来了发展、繁荣、进步，也带来了不平等、不公正、不平衡。换言之，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分布严重不均衡，发达国家及其精英阶层高高在上，“坐上太空舱，离地生活”，发达国家的大众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损方，而且很难再找回原来那片自给自足、自治自律的本土。芸芸众生，何去何从？这就是《着陆何处？》之问的由来。拉图尔因此建构了“在地者（Terrestrial）”的概念，希望借助它来构筑新的集体机制，勾勒新的生存空间。
在地（Terrestre），是拉图尔针对“人类”的命运在全球化、本土化、离地生活之外提出的第四个可能的解困方案，而“在地者”则是新气候政治的行动者，在这一方案之下，人类只是在地者之中的在地者，不再是自然界中的人类。如果只有人类，或许可以筑墙盖堡，用民族主义武装自己，将移民挡在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ies）之外。但现实是，并非只有人类，人们已经建造不了边界长城抵御“入侵者”了，因为有些“移民”不仅没有国家还没有形式，譬如气候、风蚀、污染、资源枯竭以及栖息地破坏等的迁移。所以即便在边境阻挡了两只脚的移民，也无法阻挡其他形式的过境。
届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失去家园。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开放的，人们必须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生活于外部，风餐露宿，大家都混在一起，为一切奔波，不再有任何保障，不断迁徙，失去所有身份和所有安逸，就像《流浪地球》中大家都将被迫躲进掩体。因此，新的行动者必须是在地者。这个在地者是身处生成系统（the system of engendering）中相互依赖的存在者，是土壤细菌、是森林飞鸟、是工厂里的工人……这个清单很长很长，重要的是理清楚有多少其他的存在在维持自己的生存。在这一背景下，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可以握手言和，因为中心可以很多，但每个中心都不再拥有一个互斥的圆边界。
《着陆何处？》很大程度上是《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法文原版，2015年出版）的续章。《面对盖娅》的底本是拉图尔2013年的爱丁堡吉佛系列讲座。他在第一讲提出了与“吉登斯悖论”类似的问题：从工业文明时代开始，生态灾难警报就像“狼来了”，反复拉响，但从未真正被认真对待。当下的“碳战争”早在1980年代就该打响，但人们一直在逃避。所有人都是气候问题的局内人，但精英们在忙着掩盖，普通人却止步于这个问题的庞大，庞大到大多数人都有意无意地感觉自己是这个事件的旁观者，生出一种袖手旁观的心态，即对他人的心理期待和责任分担的心态：自己做什么起不了多大作用，总是期待着别人多作贡献；而即便出现了严重的结果，也是大家合力产生的后果，不是某个个体的责任。所以拉图尔希望借助《着陆何处？》之问，掀起一场认知革命，从认识论和道德论层面警醒人们。
自诩为现代人的人类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科学来征服自然、不断开疆拓土以成就自己的发展史的。拉图尔把这一过程称为“现代人消解这个世界的痴迷”。现代人把除人类以外的万物都视为安静待在“地球这个舞台”后台的东西，只有人类是积极在前台表演的行动者，但是现在，“曾经的布景和道具都已经跑到舞台中央参与表演”，“连石头都在哭泣”。万物和人类都成为影响生态问题发展的积极行动者，人类社会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气候体制”时代。显然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法文原版1991年）与《自然的政治：将科学带入民主》（法文原版1999年）中已经开始了对这个新气候体制的探讨。那这个新体制始于何时呢？拉图尔并未明言，或许可以追溯到“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起点。
“人类世”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等人于2000年提出的分期概念，指的是地球最近的历史时期，在全新世之后，用以表示人类活动对气候和地球造成剧烈影响的时代。人类世具体起于何时，众说纷纭，拉图尔倾向于定在1610年。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对外殖民进程，直接导致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在一百年中减少了五千六百万，在这个美洲原住民的“大死亡”时期，退耕还林成了一个“自然过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大幅降低，引发了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初的“小冰期”。拉图尔把这个时期作为人类世的起点，或许最直观地展现了“盖娅（Gaia）”的样貌。
1960年代末，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借用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娅”之名提出“盖娅假说”，把地球当做一个生命有机体，地球上的生命及其物质环境，包括大气、海洋和地表岩石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进化。换言之，生命体并不像达尔文主义所言只是在适应环境，他/她/它们还调整并生产着环境，就像“小冰期”的出现一样。由于盖娅的自调适功能，人类原本可以相安无事，但从工业革命开始，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大开发，盖娅的构成大幅改变，其调适速度开始跟不上人类改变她的速度，她对人类的作为越来越敏感。“面对盖娅”，就是希望人类重新定义自己与万物的关系。不过，拉图尔对盖娅概念的使用一直非常谨慎，他认为盖娅的确是一个地球万物相互联系的生命有机体，但盖娅并不具有进化功能，他仍然使用其行动者网络理论来重构盖娅概念，认为所有构成这一有机体的行动者都具有偶然性，所塑造出来的盖娅星球也是耦合的结果，盖娅星球也并不像地球母亲那样会眷顾人类，所以应该放弃依靠盖娅来拯救地球的希望，人们必须有所行动。
拉图尔并不将盖娅视为整个地球，她不包括地心也不伸向银河，总之她不是从天狼星上看到的那个蓝色星球，她仅限于大气层和母岩层之间几公里厚的一小块区域，这里就像一层薄膜、一层漆面、一层皮肤、几个无限折叠的层次。这里是临界区，也正是人类即将“着陆之处”，这个区域内的所有存在都是“在地者”。因此，生态问题不是自然保护主义，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直指人类的生存处境。这块区域与国界不同，国界之间不重叠，但这块区域可在国界之内也可能超越国界。
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各国制定的长远计划必须延伸到国界之外，如果不考虑邻国，这些计划就无法孵化。“在地”将全球与本土两个对立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与房地产项目抢到的土地不同，“在地”继承的是物质性、异质性、厚度、尘埃、腐殖质、地层以及人类对它们的悉心照料。“在地”无法被侵占，人属于它，它却不属于任何人，它不与任何典型的法律、行政、空间或地理实体重合，它的组合将跨越时空边界。只有这片区域上的“在地者”能确定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全球的，以及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正如非洲当地民众希望保护多样的生态农业，抵抗盖茨基金会发起的单一模式的“绿色革命”，他们所呼吁的正是：赋予当地人决定符合本地文化习惯的粮食生产制度的权利。
对于这块临界区，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列出区域内“在地者”的所指清单，标明他/她/它们的所需，以及必要时值得用生命捍卫的东西。有人也许会质疑开列这个清单的可能性。拉图尔并不这么看，他认为，1789年为了征税，法王路易十六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事无巨细地调查记录了法国所有村庄、城市、公司的每一块地皮及其生存环境。尽管人类当下的生存网络远比当时错综复杂，但是，当代人应该比前人更有能力界定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并改进人类社会的生态体制，拉图尔就此希冀欧盟这个超国家的政治空间能够开启“盖娅生态政治实验”。当然，拉图尔这个愿望不落空的前提是欧盟不被当下的重重危机压垮。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到对现代性的批判，再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生态观，从盖娅假说到“在地者”的构想，拉图尔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思考“现代”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它运行不良所产生的后果？拉图尔秉持科技与社会的交叉研究思路，将“物的政治（Dingpolitik）”作为核心，强调“事物”与人都是政治生活的积极“行动者”，所以生态危机的解决思路在于，不单纯以人为中心，也不简单地“封存”自然，而应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生体系，他甚至将人与非人类统称为“在地者”，就是寄望于通过激发认知与伦理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在资本扩张中不断强化的，“人类的命运就是要征服和利用自然”这种将人类与自然截然二分的流行观念，构建起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拉图尔“在地者”的蓝图颇具想象力，当然乌托邦色彩也比较明显，尤其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现实的巨大阻力及其所带来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拜登政府一上任即宣布美国将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计划推行宽松的移民政策，这导致他上任当天就有来自哥斯达黎加等“困苦之地”的上万移民冲破防线，打算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即便美国真的放弃“气候民族主义”，整个人类离“着陆点”恐怕还是很远。毕竟，在当今世界，只有少数国家真正把气候政策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真正从生态与生命一体化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引以为傲的少数几个欧洲国家也在减排与发展之间摇摆不定。自2018年11月起持续近一年的法国“黄背心”运动，起因就是法国政府要加征燃油税。
2023年12月13日，全球约两百个国家在COP28气候峰会加时一天的情况下达成共识，开始减少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由此发出了终结石油时代的首个信号。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大家向着拉图尔倡导的“在地者”迈进了一步。
COP28被称为“最难”的气候峰会，因为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强烈反对，会议的最终协议草案删去了上百个国家支持的“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措辞，只是呼吁各国“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减少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这关键十年加快行动，以便在2050年实现与科学相符的净零排放”。这也引发了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强烈反弹。但无论如何，“阿联酋共识”表达了全世界与化石燃料决裂的决心，COP28的主席苏尔坦·贾比尔称其是“历史性的”，不过贾比尔也坦言，难的并不在于签订协议，而在于能否采取必要的步骤实施这个协议，这或许是最难以预期的。COP28峰会后不久，因为消费者对电动车热情的减退，奥迪踩下了生产电动车的刹车，英国将汽油车的销售禁令从2030年推迟到2035年；而为了因应预算缺口，德国也提前取消了电动汽车补贴计划。当然，减排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仍然是贫穷国家的发展权问题。虽然哥斯达黎加是“碳战争”的急先锋，曾承诺2021年实现碳中和，但成千上万绝望的哥斯达黎加人却试图冲破多国阻拦逃向“美式天堂”。可实际上又会有多少美国人愿意接收这批“登陆者”呢？美墨边境的“难民困境”显然并非只是美国的问题。只要人们还在一门心思地向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发，任何人都不会有一个可靠的“家园”。
就此而言，尽管拉图尔的政治生态观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仍然颇具启发。在政治层面，生态问题的解决思路必然是“超国家化”的。在个体层面，生态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政治生态学意义上的认知革命。毕竟，全球碳排放的三分之二来自家庭消费，个体需要自愿担负起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的责任，人们需要历史自觉、自然自觉来主动调整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现代意识形态只会导致人们面向“全球”背离“本土”，现代中国有必要激发传统文化中重视人与自然有机交融的东方生态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名言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既有达观的生活态度，也有包容的认知方式，更有生态危机的解困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