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冒死服侍观念”：克尔凯郭尔的分手自愈哲学

我对哲学了解不多，克尔凯郭尔的书我很大程度上是当文学作品来读的。尤其是因为他诗人般的语言、小说家式的心理分析、格言式的写法，加上喜欢用婚恋一类比较生活化的主题作为思考素材，很接地气，因此读起来并不困难。《重复》即是这样一个难以定义的文本，既像思想写作又像虚构作品，很难将它具体归入某一类文体。

书中有两位主角，一位是被评价具有诗人心性的“年轻人”，他和现实中的克尔凯郭尔一样，先狂热恋爱又主动分手，并因这场恋爱上的事故而陷入某种精神危机。另一位是对他进行观察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两人都可以被视为克尔凯郭尔的一部分人格，他们互相对话、互相剖析对方。克氏的深邃之处就在于他的“诗人”和“观察家”两个特性都发展得非常充分，因此整部作品呈现出复调的多重思想。

“年轻人”的诗人心性体现在他的爱中活动着观念、被观念主导。换句话说，他是个“爱抽象不爱具体”的人。“如果一个人不狂热地确信观念是爱的生命原则，必要之时，必须为之牺牲生活，是的，甚至牺牲色欲之爱本身，那么，这个人便与诗歌无缘，哪怕他的处境充满诗意。”“第一眼我就看出他是诗人，没有别的原因，单单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平常之人处之泰然的遭遇，在他那里却被放大为一个世界性事件。”一旦陷入爱情，他身上的诗性便被唤醒，更形而上的东西被寄托在爱情上。“她不过是可见的形式，而他的思想、他的心灵寻求的是他归之于她身上的其他东西。”

但这种被观念和内心戏主导的爱情很难有好结果。“他的激情越汹涌，他的歌声越狂喜，他的话语越温柔，他的镣铐就越紧。他想从这误解之中建立起真实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她会永久地被抛入欺骗的掌心中”。克尔凯郭尔与雷吉娜也是如此，克氏退婚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他的忧郁、“笼罩在我内心的永恒暗夜”永远无法在关系中分给另一个人来承担，因此退婚是出于对雷吉娜的尊重。

对此，观察家康斯坦丁的看法是这是因为年轻人“不懂重复的重要性”。这里他根据运动方向区分了三种爱的形式：回忆、希望、重复。年轻人起初狂热地陷入爱情，又在爱情结束后陷入持续地怀念和悲伤，是因为他的爱主要体现在希望和回忆，希望和回忆中蕴含着一种诗性，并且是安全的。“回忆拥有极大的优势，它以丧失开始，所以它自然是安全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可丧失的。”“年轻人成了普遍意义上的以回忆为唯一快乐之爱的悲伤骑士”。

康斯坦丁则提倡重复，认为重复中蕴含着永恒和超越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形式。这和《非此即彼》里那位为婚姻生活辩护、认为婚姻中蕴含着美学和超越性的法官观点相似。“重复之爱才确是唯一快乐之爱。跟回忆之爱一样，它不像希望那样欲壑难填，也不像发现那样总是蠢蠢欲动，不得安宁，然而它也没有回忆固有的那种悲哀，它拥有极乐的瞬间的确定性。”“假如上帝自己不欲重复，这世界就不会存在。”“重复——这是现实，是生存的严肃性。渴望重复的人就严肃性而言是成熟了”。观察家甚至反对恋爱中的“吸引人”，因为“吸引人的东西绝不会重复”，不渴求吸引人，意味着相信重复。

为了验证重复是否可能，康斯坦丁第二次前往柏林旅行（这取材于现实中的克尔凯郭尔第二次柏林之行），他想重复自己上一次在柏林的完美体验。然而却失败了，导致他对重复的信仰也出现了危机。康斯坦丁在柏林没遇到上次让他印象深刻的人，观看笑剧也没能再让他笑出来。他大为震动：“根本不存在重复！”他回到家之后发现家里也变了样，日常生活中的重复也不可能。他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和“年轻人”相似的境地，无法在生活中建立重复。“人终其一生也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得到绝对满足，哪怕半个小时也不允许。”并描述了自己从生活满足的巅峰突然跌入低谷的体验。

这里还穿插了一段关于笑剧的议论。作者认为笑剧与更加有艺术性的悲剧喜剧相比，吸引力在于“笑剧中找不到一致性，效果主要取决于观众的兴致。”康斯坦丁从笑剧中悟到“偶然是最接近理想的”。于是他的最终思想归宿，是一种否定了寻找重复的存在主义：“如果我不是怀着证实'重复是可能的'的目的去旅行，我可能会为同样的一切欢欣不已。”“他们岂不都赞成生命是一条河流！一个人怎会持有重复这等愚蠢的想法，而且更愚蠢的是，还要将它树立为一个原则？”“别了，森林，别了你的美妙！当我想一睹你的芳容，你却枯萎了！继续旅行吧，转瞬即逝的河流！只有你真的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你只想一往直前，把自己丢进海里，永远填不满的海！继续表演吧，你这生活之戏剧，不要叫什么喜剧，什么悲剧，因为没人看见结尾！继续表演吧，你这存在之戏剧，戏里不会多给一遍生命”。不过在生活中，他以务实态度继续过着一种有规律的生活，“虽然我已说服自己相信世上没有重复，可有一件事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一个人只要坚定不移，且削弱自身的观察力，就能获致一种千篇一律，其麻醉力远胜于最为奇异的乐事”。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结论还不够。因为他的诗人心性，“诗人的生活在于与生命的斗争中找到确信或正当性”。放弃追求重复，意味着放弃寻求一种与信仰、与永恒相连接的解释，这对于一个关心超越性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恋爱事故引发了年轻人的精神危机，使他“整个存在将经历某种变化…深藏在我心灵中的某样东西突然爆发”。加上姑娘对他看起来依然存在的深情使他陷入了某种“同情的焦虑”，他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之中：无论做什么，都注定有罪、注定是个骗子，注定会伤害那位姑娘。他因此“丧失了荣誉与骄傲”。

之后年轻人从《约伯记》中获得了安慰，将自己的恋爱事故视为一场来自命运的磨难。在他的解读里，约伯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超凡的沉着、爱的理解、欢欣的无畏的信心与信念。”他的沉默具有某种洞察了根本性悲哀的力量，“这沉默把全部的恐惧都藏在它里面，就像一个无人敢为之命名的秘密”。同时他对上帝的抗议使他富有人性，“你知道如何大声抱怨，使你的声音传入天堂。”年轻人欣赏约伯的地方在于，他以一种成熟而非幼稚的方式确信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和睦的，不管上帝带给了自己什么：他没有把上帝理解为一个暴君，认为自己受苦是因为有罪；也没有走火入魔式地“爱上帝”，为了展示爱上帝的激情而放弃自己的见解。他没有丧失理解，也没有在苦恼中无条件投降。于是年轻人决定像约伯一样“等待雷电”、在风暴消逝后重新得到之前的一切。

就在这时，巨大的转折发生了，年轻人突然得知自己从前的恋人结婚了（和现实中的克尔凯郭尔突然得知雷吉娜结婚一样）。年轻人由此从这段感情里解脱，“我又成为了我自己……我的骄傲所维系、所滋养的同情的焦虑，再也不来撕裂我、打扰我了。”（这里有点好笑，年轻人开始赞美“女性的慷慨”：“无论她选择了谁——我根本用不着'合适'一词，因为就做丈夫的能力而言，任何人都比我更合适——这无疑是她对我表示的一种慷慨”；“她的所作所为仍是慷慨的，只要把我彻底忘记就行。”）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精神上的重复，因为他又回到了自己恋爱前的状态。正如约伯在经历磨难后又重新得到了之前的一切，年轻人将这种重复视为人存在的根本形式，是一种真正永恒存在的重复。

这里也呼应了克尔凯郭尔后来的人生道路三阶段理论。克尔凯郭尔将人生分为审美的、伦理的、宗教的三种境界。具体到婚恋问题上，《诱惑者日记》中的约翰尼斯处于审美境界，希望不断追求新鲜恋爱来重复获得对情感的审美体验；《婚姻的审美效力》中的威廉法官追求伦理境界，希望通过投身于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来与永恒建立关系。而康斯坦丁的柏林之旅已经证明了审美和伦理境界中的重复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审美体验和享乐体验不会一成不变的重复发生；生活也是永远变化的，其完美形态不可能持久。唯有年轻人最后感悟到的精神历程上的重复是真正存在的，这种重复属于宗教境界，既是人存在的根本形式，也为生活提供了某种确信或正当性。对此康斯坦丁做出如下评论：

“诗人的生活始于斗争，与整个生命的斗争。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确信或正当性，因为他必定输掉这最初的斗争，如果他想即刻赢，他便失去了正当性。如今，我的诗人恰好在被生活赦免的时刻找到了正当性，那一刻，在某种意义上他正想毁掉自己。现在，他的灵魂获得了宗教的响应。这才是真正维系他的东西，尽管它绝不会实现突破，在最后那封信中，他那激情洋溢的快乐，便是这方面的例证，毫无疑问，这快乐源于一种宗教情绪，不管怎样，它始终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他把一种他无法解释的宗教情绪作为秘密隐藏起来，而与此同时，这个秘密帮助他诗意地解释现实”。

最终，年轻人也与自己的敏感心性取得了和解，作为一个爱抽象不爱具体的“矫情人”获得了自洽，尽管他在这场恋爱事故中展现出了过度的内心戏和观念运动：

“事情过去了。我的小帆船漂流着，不一会儿就会抵达心向往之的地方；那里，各种观念狂野地泛着泡沫，各种思绪喧嚣不绝，像众民族纷纷迁徙；那里，平时总是一片沉寂，像太平洋深深的静默，你甚至能听见自己的说话声，即使这行动只发生在你内部的存在中；那里，每一个瞬间都在以生命作赌注，每一个瞬间都在失去生命，而后又找回生命。

我属于这观念，它召唤我，我便跟随；它约好日期，我便日夜守候，没人叫我去赴宴，没人等我进午餐。每当它召唤我，我便放弃一切，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放弃。我不欺骗任何人，对它忠心耿耿不会伤着任何人的心；我的精神不会因为我不得不令别人难过而难过。我回到家里，没人审视我的脸，没人质问我的行为。没有人从我的存在中哄骗出某种解释，我本人也无法向别人提供，无论我欢天喜地，还是孤寂沮丧，无论是赢得生命还是失去生命。

陶醉的酒杯又递到我手中，我已吸到它的芳香，已感觉到它咕咕的音乐，但是，第一杯酒应该献给她，她挽救了一个绝望与孤独中的灵魂：我赞美你，女性的慷慨！为飞翔的思想，连干三杯，为生命冒死服侍观念，连干三杯，为战斗的艰辛，连干三杯，为欢庆胜利，连干三杯，为起舞于无限之旋涡，连干三杯，为汹涌的浪尖把我隐匿于深渊，连干三杯，再干三杯，为汹涌的浪尖把我抛入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