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中的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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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崩溃之际诞生,但德国从帝制向议会共和制的转变最终失败,不过十余年就让位于第三帝国的极权统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魏玛时代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探寻纳粹上台的原因,争论从魏玛共和国向纳粹政权的转向是偶然亦或是“德意志特殊性”造成的必然。但后来,学者们逐渐对魏玛社会危机产生了更多兴趣。德国史学泰斗汉斯·蒙森的《魏玛共和国的兴亡》一书即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不能仅仅被理解成第三帝国史的前奏”,并试图全面展现这个短命的共和国的生命历程。
本书侧重内政外交方面,以政治史优先,主要聚焦《凡尔赛和约》这一国际关系背景下的魏玛共和国政党政治,描写相关行动者的政治行为,同时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当时德国政治光谱中的各党派数目繁多,在联邦制下还涉及诸邦政府,因此内容繁杂,阅读颇有难度。此外,如同许多德文作品的翻译一样,本书读着多少有些晦涩。
魏玛共和国往往被称为“临时创造的民主”,它并非长期社会转型的水到渠成,而是第二帝国军事溃败的意外结果。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彼时德国军事失败已成定局,前线士气低落,后方民众在协约国封锁下也苦不堪言。但军方和保守派仍试图维护旧的体制和特权地位,拒绝社会改革,并争取自认为合适的和平谈判条件。当年11月,帝国海军司令部试图出动公海舰队进行“最后的战斗”,这引发了基尔港水兵起义,革命随即蔓延开来。长久压抑的社会矛盾迅速释放。
多数派政党坚持在帝国议会和帝国参议院议会化的基础上保留霍亨索伦君主制系统,但威廉二世拒绝合作,并试图率兵重夺控制权,这导致形势急转直下。11月9日,仓促之间,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径行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整个11月,工人和士兵自发发起的革命席卷全国,各邦君主纷纷退位。
尽管君主制垮台,但德国应往何处去并不清晰。艾伯特领导的新政府努力促成政权平稳过渡,并结束战争。而左翼激进派受俄国革命影响,尽管丝毫没有做好准备,却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发起暴动。艾伯特政府选择了和军方合作,对抗革命,右翼组成的志愿军以暴力手段镇压了暴动,也就此深度介入了共和国的权力结构。
书中描述的这一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魏玛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是由工农群众推动成立的,他们希望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争取更多民主和自由。但社会民主党基于秩序观念选择了与骨子里敌视共和国的右翼及军方合作,这导致其疏远了支持自身的群体,而血腥的镇压也导致作为温和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和左翼激进派(以后来的德国共产党为代表)之间的对立,从而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选票。这使得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无法获得绝对多数,成为了跛脚鸭,因此必须与其他资产阶级党派结盟来联合执政。因此,从建立之初,魏玛共和国的国内政治版图就处于不可调和的分裂状态。社会民主党未能充分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保守官僚和军方以维护所谓秩序。但1920年,右翼发动卡普政变时,军方却拒绝为政府提供保护,这也充分反映出德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共和势力,最终是工人罢工挽救了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不成熟也体现在制宪过程中,其对宪法的理解停留在形式层面,未能认识到宪法的本质是权力问题,以致将主导权拱手让出。尤其是其中第48条总统紧急权力的规定使总统获得专制的权力,这在魏玛共和国后期将造成严重后果。
而《凡尔赛和约》加剧了新政府的困境。协约国制定了苛刻的停战条款,法国也以强硬方式试图一劳永逸地压制德国,以追求自身安全。魏玛共和国成立后,数年中一直在与协约国就赔款问题交涉谈判,这严重损害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并造成了对凡尔赛体系的广泛仇恨。右翼则有意让社会民主党为此承担责任,以此为攻击共和国的口实。另一方面,受战时过度透支财政的影响,德国发生通货膨胀,但广大民众认为这与德国承担的高额赔偿义务有关。这加剧了德国国内的社会冲突,特别是劳资冲突,也造成了国内政治动荡。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魏玛共和国在外交舞台上赢得了若干突破。尤其是加入国际联盟,意味着德国被国际社会重新接纳,也为德国赢得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但德国国内政局依然不稳,政府频繁更迭。右翼政党支持的兴登堡担任总统后,德国进一步右转。国内事务也与外交事务深度勾连,1929年,民族主义右翼坚决反对事关德国赔款的“杨格计划”,并以此为契机,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反议会组织。而在政府内部,右翼同样占据了优势。1930年,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内阁由于得不到兴登堡支持而倒台。中央党的布吕宁要求组建“一个不受政党约束的内阁”,并拥有48条的授权。议会实际被架空。布吕宁试图重整德国经济,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造成德国银行业危机,德国财政几乎崩溃,这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右翼宣传甚嚣尘上,在中产阶级中赢得了大批支持者。德国政治由此加速极化,希特勒与更多大资产阶级以及军方结盟。到1932年总统大选时,尽管兴登堡再次当选,但极右翼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温和右翼阵营中分走了大量选票,声势大振。
不过,汉斯·蒙森并不认为纳粹上台是必然的 。在他看来,由于德国内部存在强大的反共和势力,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制政府始终面临巨大挑战,危机重重,即便如此,共和制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影响了局势发展。汉斯·蒙森认为是资产阶级右翼对议会制复兴的担忧使得他们认为希特勒上台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自信能够控制这个政治暴发户,由他消灭社会民主党以及反对过渡到威权主义体系的自由基督教工会,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威权政府。一定程度上,是德国所有右翼反议会制力量的合谋摧毁了魏玛共和国,希特勒只是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换而言之,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纳粹上台虽然前后相继,但后者并非前者的必然结果。德国资产阶级右翼政党青睐的是类似弗朗哥之类的威权专制政府,其中一些人甚至怀有帝制复辟的梦想,但德国并非必然拥抱纳粹主义。在此意义上,汉斯·蒙森也否定了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认为这只是德国在追求民主共和历程中的一次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