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导言——理性的历史与个别思想家

人物传记有着比个人生活更丰富的内容。一个人生活的历史不仅仅是一块“建筑物之砖”，不仅仅是无限数量的、累积为历史的专题著作之一。一个只考虑堆砌材料的历史学家，将永远不会理解历史。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不恰好是历史的一个片断，那也不会是历史的比例尺。例如我们不应认为梁启超的思想是一部中国近代思想的缩影。许多中国人在他生活的某个阶段或整整一生都反对他，然而，他的故手，象他的追随者一样，也能够被综合在梁启超的历史中。因为，一个历史学家不仅仅能记载敌对的观点，还能够把这些敌对的观点联系起来。历史能够由个人传记中推论出来，社会来自个人。

概要地讲，传记将表明：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义务，并且每个人都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一个稳定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他们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然而，在十九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心灵中被撕裂。梁启超（1873—1929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一个感到这种精神压力的人会希望减轻这种压力，因此梁启超试图缓和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他的方法是重新思考中国的传统事物，以便使作为他自己的社会历史产物的新儒教包括他认为有价值的西方事物。作为康有为的门徒，特别是汉学大师们（十七、十八世纪）的继承者，他使自己确信，孔夫子的微言大义已经被经书的伪作者们及无知的或不忠实的训诂家们歪曲了。如果儒家经典被恰如其分地解释，以便孔夫子的真实意图被理解（事实上每个中国传统主义者都必须尊重圣人的意图），那么儒家经典曾经预言并强调的科学、民主、繁荣与和平会最终胜利，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现在，欧洲乐观主义者们宣称，这些是西方文明期待的果实。梁启超是一个西方化者，他呼吁中国人赶上西方的成就。使人惊讶的是，他始终用经典权威遮掩他的呼吁。他认为，一个忠实的儒教徒应渴望见到穿过高山的铁路、议会政府及受过教育不缠足的妇女。

总之，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声望，甚至当他赞颂西方的成就时也是这样；他在十九世纪的争论中做了这样的事情：力图证明西方与中国的理想实际是相同的。这是一种既使中国西方化而又维护中国与西方平等地位的方法。还有其他方法，梁启超也连续地试用了其中两种。

首先，大约在1899—1919年，他脱下儒教的伪装，用一种新的非文化主义的中国国家主义掩盖其亲西方的倾向。传统能够被戏弄性地用于使国家振奋起来，因为国家——不是文化——是平等的单位；问题不在于中国与西方文明程度如何，而在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地位如何。这种辨护的复杂性妨碍我们在这里讨论它。简略地说，它历史性地包括了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这些矛盾来自他的国家主义的需要，即：既要轻视又要褒奖中国的过去，既要赞美又要嫉恨西方。这些矛盾预示着未来将产生的问题。它们使他注定要移到一个新的他随时能够宣称西方文明信誉扫地的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即在他思想变化的第三阶段，梁启超激烈争辩说：西方与中国理想是相对的；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此前，象任何一个十九世纪实利主义的欧洲乐观者一样，梁启超相信进步的必然性，并因西方的进步成就而崇拜它。现在他则认为，进歩的欧洲人已使自己弱入困境，科学的发展、物质资料的获得已成为欧洲仅有的进步，而科学留给他们的是精神崩溃。中国没有科学的传统曾使梁启超这样的中国人感到沮丧。但现在他们“不发达”文明的名声能够被矫正了，现在轮到欧洲转向衰败了。

然而，梁启超毕竟不是甘地。在重精神的中国，物质也有它的地位。科学成果能够被应用。当西方崇拜科学并公开宣称物质就是一切时，西方也就选择了死亡。中国人则始终认为物质并非能代替一切；抱定这种信念的中国是髙昂而富有活力的。由于活着的人能够有效地操纵事物，中国也就可以从西方引入事物。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是抱着屈尊俯就的态度的。

梁启超在第三阶段的信仰同其第一阶段的信仰比较发生了变化。在第一阶段他认为，事实上“科学是有益的，由于我们的传统滋养了它，我们能够接受它。”现在他则说：“科学是有害的，除非用我们所有而西方没有的精神改造它。”崇拜中国的过去得到认可，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过去对机器工业的漫不经心。现在中国自豪地宣布，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精神，但也没有象西方那样被它污染。

让我们先停下来，在这里扼要地重述一下梁启超的各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试图将西方的价值偷运进中国历史。第二阶段，他否认把“西方”与“中国”作比较有实际意义。忠实归于民族而不是文化。此外，他所描述的文化变革的结果，是在“新”和“旧”之间，而不是在“西方”和“中”之间。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并非“西方化”而是现代化，中国同样能够实现现代化并摆脱债务的幽灵。第三阶段，他重新将“西方”与“中国”作为有比较意义的措词，并将它们纳入“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中。

在这全部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是怎样改变着自己的思想。但是事实上有一种思想贯穿其全部变化的过程，它使我们确信，有一种一致性保持在其变化的观念中。发展了柏拉图思想的爱弗瑞德•诺斯•韦特海认为，有一种“个人同一性”或称“个人一致性”的东西渗透在我们的生命线之中。韦特海写道：“个人同一性”是始终不变的，是尽管有各种经历也坚持不渝的立场。

对梁启超和他的传记作者们来讲，这意味着：梁启超改变其思想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改变外在观念以适应内在需要的过程。这个需要就是要圆满地解答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当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尽可能地接近于瞥见梁启超的“个人同一性”，接近于认识那个持续不变的梁启超——正是这个梁启超通过他自己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将外表上互相分离的观念揉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就是，他在作为其精神食粮的所有外在观念上强加了一个“同一性”。

问题必须通过假说来考察。我们要问：什么是梁启超用来解释自己思想每一个环节的问题呢？当我们发现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在梁启超思想中起作用的统一原则。这个由个人传记中推论出来的原则，是一把打开个人在其中起作用的理性历史的钥匙。

在历史上，至少有两种对繁杂的观念施加作用的“同一性”。认识了其中一种也就意味着认识了另一种。首先，象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个别人的“个人同一性”将一个统一性加在以往的被“交错”思考的众多观念上。其次，同时代性将一个统一性加在处于同一个社会但被不同个体思考的众多观念上。如果这两种线索交织在一起，如果第一例中的个别人就是第二例中的许多个体之一，那么他的统一原则就和其他人的统一原则是相同的。如果有一个向题，并存于社会上的每一种思想都可以被视为是它的答案，那么它就是隐藏在个别人的连续的观念背后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由个人观察到社会。当我们认识到梁启超的问题时，我们也就抓住了反对梁启超的观点的要害。因为，梁启超敌对者们的思想同梁启超的思想一样，是那个隐藏在个别人思想背后的问题的答案。

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共产主义，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得到传播，激烈地批判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这是在梁启超视精神文明重于物质文明的时期。梁启超在这个最后时期所回答的问题，我们已在对其理性历史的概述中论及到。问题是，一个中国人怎样才能适应其文化遗传的显著消失——或者说中国在西方化的进程中怎样才能感觉到自己与西方有平等的地位？这个问题是梁启超同共产主义者的内在联系，这个联系具有同时代性，共产主义者同梁启超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脱离了自己传统的知识分子从来未曾安于西方化，尽管这种西方化将谦卑精神强加给中国。对他们来说，西方革命的存在，既批判了冲击中国的西方文明，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中国既不再抱住濒临死亡的制度不放，也不再有礼貌地屈从西方的无可置疑的权威。同苏联在共产主义方面的结盟，似乎将中国推到时代的前列，甚至当中国否定了自己的传统文明时也如此。比之曾将这种否定强加给自己的一度遥遥领先的西方，中国现在似乎有了可以骄傲的资本。

这样，我们看到梁启超的经历如何为其自身之外的历史提供了一条线索。从他持续变化的答案中抽出的问题，也是他同代人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然而，这样的结论仅仅带我们走了从个人传记到历史的一半路程。因为，历史囊括了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对梁启超个人的研究，为我们开辟了研究他那个社会的道路。注意，我们将这条道路视为在一定社会阶段整个同代人所走的道路。我们怎样才能把握时间的流逝在这里的意义呢？

是的，时间的流逝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梁启超的思想终其一生束缚在一个单一的问题上，并且他的同代人，年长的或年幼的，也与他一起束缚在这个单一的问题上；然后，“他们的”同代人，年长的或年幼的，如此不已地推下去，似乎都沉溺于同样的问题之中，那么人类思想将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过去的时代曾坚持的问题，也在过去的时代有所变化，只有历史才能造成这种变化。这种变更的益处在于，面对时代的错误，在持续的生活中避免毁灭。同代人被同样的问题束缚着，但这个问题向时代谬误的变更，却从单调的工作重挽救了他们。

这个变更是怎样的呢？正如个别思想家能够引导我们发现问题一样，他们也能引导我们理解这个变更。让我们再来考察梁启超的最后阶段的思想，即“西方物质——中国精神”的二分法。

在十九世纪，张之洞总督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仍然忠实于传统的前提下，他发起了革新运动。几十年以后，当梁启超认为中国重精神而西方重物质时，如果否认时间在这里的价值，就可以说他在坚持同样的观点。但每一个观点都在随时间变化，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确切内容变化了，而是因为它未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一种观点仅仅当它针对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对象时，才能被确切把握。每一肯定的内部又包含了某些其他事物可能性的否定。一个人的信念是对众多选择对象的一个抉择，而选择对象是随时间变化的。

由于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否定因素，“物质—精神”的观点也就发生了变化。处于儒教占绝对统治地位时代的张之洞的思想是不同于处于已有共产主义思想时代的梁启超的思想的。张之洞希望知识分子的嗅觉探到儒家经典之外，并盼望西方物质被应用；梁启超则希望青年学生回到儒家经典中去，并盼望中国精神永存。这样，一个最初向保守主义挑战的观点，成了向激进改革者挑战的观点。历史已赋予它新的选择对象，将它从光明带向黑暗，从充满生气带向精疲力竭，使它从张之洞试图为中国开辟新天地的地方过渡到梁启超试图维护中国旧世界的地方；张氏的努力是某些人一定会做的，而梁氏的努力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西方的冲击无情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且还在继续改变着它，从而影响到张之洞和梁启超的各自主张。梁启超关于西方和中国文化间物质与精神差别的观点，无论当它被提出时正确与否，已经不适于现实的舞台；随着中国工业化，任何中国与西方间文化差别，“物质—精神”的差别，或无论什么其他可能的差别，必然变得越来越模糊。从张之洞的观点到梁启超逐渐认识到它这一段时间，是它向时代谬误迈进的历程。

一个不合时代的观点，是对没有任何生命力的问题的答案，当我们在这个答案中认识到时代的谬误吋，我们也就认识了这个问题自身的演变。这种演变逐渐将旧有的问题抛在现实之外，使它失去生命力，这种演変就是理性历史的进程。个别思想家一个又一个的不同观点，产生了和他同代人相联系的问题，个别思想家和他前辈的一个又一个“相同”的观点，则揭示出这些问题演变的秘密。

由于观念的历史决不会停滞于一个时代的谬误面前，由于观念的后面总是要有某种问题，这种问题的演变，这种枝节问题的组合，就有了一个必然的结果：不断地产生出一个新的与时代相吻合的问题。这就是同一时代的思想联盟始终处于分解状态的原因。当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日益失去时代意义时，仅仅回答这个问题的观点被抛弃，而同新问题也有联系的观点却保留下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对一个正在失去时代意义的问题做了问答；但是，与他同时代的并在同样的问题上与他连在一起的共产主义者们，还力求解答新的富有时代意义的问题。梁启超只注意到把工业化引入中国所造成的文化难题，共产主义者则在注意文化难题的同时，还注意到经济难题。

有一个答案，既回答了逐渐被时代抛弃的问題，也回答了新出现的具有时代新意的问题。谁将掌握这个通用的答案呢？他们绝大部份是年轻一代（永远在更新着），是与老一辈思想家同代的年轻人，他们与这些老思想家一起生活，并在老思想家去世后仍然生活着。个别思想家既然向我们揭示了他同代人面临的问题与它的演变的实质，他也能向我们指明他这一代人是怎样被取代的。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观念必然同与其并存的人们构成一定关系，象张之洞和梁启超这样前后相继的人们，就可以持有表面上相同而实际上不同的观念。同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们也可以同时持有表面上相同而实际上不同的观念。梁启超在他反孔的第二阶段，即1899—1919年，为青年学生反对偶像崇拜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同时期象梁启超一样鼓吹新文化的著名《新青年》杂志（1915—1919年出版于北京）实际对梁不予理睬。而且总的来说，青年们在梁启超战后“物质—精神”阶段抛弃了他。上述冲突也表明，对同一问题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结论。

正如在空间绝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自我限定的孤立的观念一样，在时间中同样也没有这样一种观念。绝对没有这样的独立观念，只有潜在可能性在进程中使自己发生作用。直接的事实远不是感官所能综合的，正象与观念并存的选择对象可以反映于观念之中一样，过去的与将来的选择对象也可以反映于观念之中。年轻一代的非文化主义与梁启超的非文化主义有一个不同的过去，并且他们现在的潜力正指向不同的将来。

梁启超生活于中国的传统中，如果他能不加怀疑地附从它，那么传统将维护他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这样的话，他的任何一个新信条都不会超越过去的藩篱，并要理智地对传统表示更大的崇敬（不然的话，他何必要改呢？)。然而，他在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抛弃了中国的传统，当时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厌恶它而是对它感到失望。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失望的心情得到缓和时，他重新认识中国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

但是，当梁启超长途跋涉向家返回时，在中途遇见青年人。他曾经忍痛到达的反传统思想境地，现在被青年人从他那里作为自然的境地、自由的礼物和迈向未来的出发点接收了过去。那种对于他来讲是一座冰山仪见尖顶的观念——在它下面埋藏着他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成了青年们的基石。青年们追随他走了一段路程，但他们没有被迫永远追随他。这就是为什么《新青年》的“新青年”们，似乎与梁启超有着共伺语言，然而却很少和他讲这种语言。因为，他们的语言并不真正相同，同一观念也不真正同一。当第一次大战改变了思考原有观点的环境时，他被自己深藏的思想带入时代谬误中。而他们，作为梁启超的后来者，有可能做更符合时代的选择，他们大部分人选择了既能解答梁启超所要解答的问题又能解答更新的问题的共产主义。

至此，从对梁启超整个思想的分析重，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梁启超是怎样的同代人。而且从对他的思想分析中，我们看到为什么他和他的文化继承者未能长久地与共产主义者相处。因为，在问题的主要方面，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在对富有时代活力的问题作出答案方面，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