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摘录存档
第一章 博物馆与晚期维多利亚时代
p.2 19世纪末博物馆理念：基于物品的认识论
在19世纪末，建立博物馆的思想理念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物品能够向“未经专业训练的参观者”讲述故事，而我则将这种假设称为“基于物品的认识论”。19世纪末的美国人认为，物品和文字一样，是智识和价值的源泉。
p.4展品的语言学分析：提喻、隐喻和转喻
p.5 美国博物馆的文明教化功能
美国的博物馆是随着美国城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1876到1926年间,大量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涌入这些城市,……一些历史学家发现，那时的公共机构，包括博物馆，都曾试图向移民们传授各种合乎礼仪的行为方式，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在上流人士看来难以列服的外国人变成举止得当的美国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馆曾经是，也一直是“文明教化仪式”的殿堂。……博物馆被设计成一种通过其展品向现代美国城市居民科学地传播智识的工具，而这种功能是其他任何机构都不具备的。
p.6玻璃展柜的作用
玻璃展箱在基于物品的认识论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通过这样的安排，博物馆的设计者们达成了他们的设计意图，即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免受任何文字或其他情况的干扰。玻璃展箱使得参观者的目光不得不紧盯着展品,心里考虑的首先也只可能是展品本身,进而是它与邻近的其他展品之间的关系。人们正是要通过博物馆的展品以及它们的布置格局向参观者传达故事。玻璃展箱可以保证这个传达过程不受任何干扰。如果说博物馆试图通过自己的展品以转喻的手法表现整个世界，那么这此玻璃展箱就是通往这个世界的窗口。
p.8 南北战争作为美国博物馆发展的转折点，此后强调理想、理性与秩序，智识源于物品
它们展现的不再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而是一个万物各居其所的世界。
p.11-12 福柯式博物馆研究，与本书作者的批评
他们似乎没有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智识本来就是通过博物馆传达的，创造智识正是博物馆的责任，是它们必须向前来参观的公众提供的内容。
在我看来，福柯式理论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它所探讨的仅仅是权力问题。如果仅将博物馆的历史看成是权力层层构成的一部分，那么史学家们就只能从历史阴谋论的一端（即认为一些人对参观博物馆的人采取了强迫行为）向几近灾难性的问答式权力观一侧倾斜（权力在哪里？权力无处不在）。
而且，认为智识分类与权力紧密相关相关无疑是忽视了这一分类所起到的重要智识作用。博物馆在创建智识分类并使其具体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无疑的的确确反映了权力的运作。借用保罗 ·迪·马吉奥(Paul Di Maggio)的话，博物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分类。”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要承认，如果没有这样的分类，人们就无从理解智识，也无法创建智识的含义。
博物馆所给出的分类方法并不能，也从未能真正地代表真理。这此分类所反映的智识可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重新安排、排序、体现，从而为人们所理解。但是，正如库布勒所提示的，智识只有置身于某种理解的框架之中才能存在。博物馆也必须与这一两难的处境博弈。福柯式理论的追随者们实际上在提出这个过分简化的等式时，仅仅考虑到了问题的一半：他们仅仅分析了权力问题，却没能理解产生权力和由权力而产生的智识。本书不会一味指责19世纪末期的博物馆建造者们有多么幼稚或是如何成为权力阶层的同谋，而是将试图更加全面地理解他们创建智识分类的方式，研究这些分类的内涵。
p.18 19-20世纪之交博物馆智识功能让位于大学
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都认为自己有义务承担教育责任，不过很显然，在这两个地方，教育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简言之，大多数博物馆都把自己的参观者划分为两类，普通参观者和专家或专业学生,就像有段时间的图书馆也把自己的读者分为“随意读者”和“严肃读者”一样。在 19 与20 世纪之交,博物馆深信自己能对这两种参观者都起到教育作用。到本书所关注的这个时期,大学已经承担了创造智识并向少数特别的学生/学者群体传播这些智识的责任。而博物馆的功能则只剩下教育，或者说更多的是娱乐更广意义的公众。履行这种功能可不一定需要最新的观点和理念。这样的劳动分工的另一个结果便是，博物馆的教育对象更多的是学校的孩子们。
在我所接受的公立学校教育中，去博物馆实地参观绝对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也是学生们热切盼望的。今天我想仍然如此。人们往往认为博物馆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三年级的孩子，而这种想法在智识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所强调的理念是,博物馆所能提供的智识是过时的、只适合孩子们。同时,这里的另一层意思便是——我们很满足于向我们的孩子提供成人己不再相信的智识。无论怎么说,将重点转移到培养儿童受众就意味着博物馆失去了在智识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p.21 乔治·布朗·古德
p.22 早期博物馆对智识的设计主要通过“分类”来实现
p.23-24
基于物品的认识论：物品本身和其代表的体系
展品价值的实现：博物馆展览设计，以及观众从中汲取到智识
第二章 “裸眼科学”：博物馆与自然史
p.32皮尔博物馆
博物馆门口皮尔的自画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高到低的自然世界，每一个物种都有着依自然顺序而定的固定位置，而人类则代表着造物的最高成就。幕布揭开，一个伟大的生物链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p.45 19世纪中后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这就是19 世纪中叶之后自然科学家所背负的智识重担：他们坚信人们可以通过博物馆的收藏，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博物馆对展品的分类和展出更好地了解世界;他们也坚信自己的工作能够在更高层次为上帝对世界的安排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作出解释。这一系列信念不仅为自然科学领域长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为这种进步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p.46 南北战争作为分水岭
p.48达尔文进化论作为分水岭
达尔文的自然历史理论其实从一开始就完全与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格调相吻合,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能够更好地为博物馆里所展示的生物链提供合理的解释。然而，最终，达尔文的理论动摇了这些博物馆建立的基础，也瓦解了这些博物馆所培育出的自然历史学说。这个全新的理论从此将自然历史带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们的研究重心从形态学转向了遗传学，从研究整体生命体的生物学转向了细胞生物学，而科学研究过去仅靠肉眼就能进行，如今却需要显微镜才能开展。同样重要的是,尽管起初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这个理论,但自然选择的观念深深地蚀解了这些博物馆一直表现出的信心和希望。更为严酷的是，达尔文式的世界似乎与维多利亚时代关于进步的观念毫不相干：因为它缺少一个安排的过程，也缺少一个作出安排的人。最终，在各个博物馆新建的大楼里，所有展览所传达出的对自然世界的传统理解将因达尔文理论的兴起而消亡。
p.66-67 博物馆与大学之争：增长知识？传播知识？
第三章 科学与艺术之间：博物馆与人类学的发展
人类学博物馆的开始：博物馆是否有将科学与艺术合二为一的可能？
美国人类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领域，逐渐从自然历史研究中剥离开，其中也伴随着粘连。博物馆在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人类学学科以博物馆为基础初步发展
首先，该博览会（1893年世界博览会，被认为是美国人类学领域的分水岭）与人类学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意味着人类学在其学科初创时，正是一个以物品为基础的领域。在这次博览会的人类学会议上，人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讨论并仔细地观察“正在展览的大量人类学研究素材”。其次，普特南之所以组织人类学部分的展览，其目的就是要以这些展览品为基础建立一个伟大的博物馆。在普特南看来，美国的人类学学科将以博物馆为根基不断发展壮大。（p.81）
乔治•斯托金斯和其他一些人都已意识到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根植于博物馆这样的机构。用斯托金斯的话来说，在19世纪的后半叶，正是博物馆成为了“人类学研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博物馆一手打造了“人类学”这一学科——正是它将19世纪人们在语言学、人种学和考古学方面的努力整合成为一个名词。而在进人20世纪之后，这些学科便被视为广义的人类学研究的分支学科了。（p.83）
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人类学的分道扬镳
随着人类学在19 世纪末逐渐形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费城人和他们的(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真正接受了乔治 • 布朗• 古德所提出的挑战的群体。这样，大学博物馆也成为了将“文化”作为科学研究的主题从自然历史研究中剥离开的始作俑者。（p.93）
两座重要大学博物馆：哈佛皮博迪美国考古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关键人物：
弗雷德里克·沃德·普特南：创立芝加哥的田野博物馆
弗兰兹·博厄斯：普特南在田野博物馆的下属，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被认为是人类学塑造为学科的最大功臣。
“博厄斯胜利的意义之一便在于，从此大学成了创造人类学智识的主要场所。而博物馆则从此失去了这个角色。”（p.109）
威廉·佩珀：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务长，主张博物馆与大学紧密联合
萨拉·史蒂文森：宾夕法尼亚大学埃及学家，佩珀在建立博物馆过程中的搭档
乔治·拜伦·戈顿：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人种学分馆馆长，努力加强博物馆与人类学学术研究界的联系。（p.113）
戈顿与博厄斯代表两种倾向：前者试图加强人类学研究与博物馆的联系，后者试图将人类学从博物馆中独立出来，不再相信以物品为中心的智识结构。
戈顿希望在大学里建立一份以大型博物馆为核心的人类学教学计划。在博厄斯将人类学从博物馆中分离出来的同时,戈顿一直努力将这门学科留在博物馆里，并试图在宾西法尼亚大学里成立与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密切相关的真正的人类学系。从一个层面上说,这二人所追求的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人类学机构发展的未来与过去之间的差异。但从更深层次看，博物馆人类学与大学人类学间的争斗是一场关于人类学物品之含义的斗争，是人们关于人类学智识的创造过程的争论。正如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所看到的,当20世纪前25年过去时，人类学领域中以物品为基础的认识论已经不复存在了。（p.114）
单纯的物品是无法代表整个文化的，这与以蛤壳代表某一物种是完全不同的，博厄斯认为：“任何一批物品都只能反映某一民族真实生活的部分片段⋯⋯•因此,要想通过对物品的系统分类来反映人种学方面的资料不仅仅是不真实的,而且也会造成误导。”最后,博厄斯告诉读者们说，“人类学的调查”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品只是“偶然的表达方式”。（p.115）
（基于物的认识论的消亡，否认了“19世纪末以来博物馆所依赖的根基：全面性、条理性、系统性以及物品本身所具有的提喻式价值”。）
博厄斯不仅仅提出了从偶然的表达方式到思维过程这样主题的转换，更是说明了物品已经不再是人类学智识创造的动力。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为之，“博物馆管理之原则”一文标志着博厄斯本人以及整个人类学学科从博物馆及以物品为基础的认识论中最终独立出来了。
早期人类学与自然历史科学的藕断丝连
(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也许在帮助人类文化研究从自然历史研究中脱离出来的过程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尽管从机构角度而言,大学博物馆的开放也确实意味着人类学从自然历史学中得到了解放，但是从智识角度看，这绝不是一种彻底的决裂。(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相关人士将自然科学的一些模式带到了对人类文化的理解中，这同时也证明了自然史学所造就的博物馆模式是极具影响力、普遍且持久的。（这种模式指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模式）（p.95）
就像戈顿在谈到阿拉斯加土著人口时所说的，人类学家们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借来了一个最终的概念：灭绝的概念。当西方大踏步前进时，其他的种族却可能正在走向灭亡。“种族灭绝”(这一提法在戈顿看来也等同于文化灭亡)对于土著人口而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类学家至少可以将与该文化相关的手工制品保存下来，让现代的西方人能够时时了解自己遥远的根。旧日世界的考古学家们从历史遗迹中拯救了过去，而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们的任务却要模糊得多——在当前这种无可改变的趋势面前，有些种族是没有未来的，而人类学家们正是要抵数他们这段将永远成为过去的历史。如果说博物馆楼下的那些展品所代表的群体与楼上的那些不同，并没有自己的历史，那么至少博物馆可以通过在展览中保存他们的制品来赋予其永恒。（p.105 ）
第四章 费城商业博物馆：以博物馆治天下
商业博物馆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尝试着为美利坚商业帝国构建一个智识体系。商业博物馆营造了一种帝国主义的认识论，是使美国帝国主义在 19 与20世纪之交成为可能的最为重要的文化和智识工具。（p.125）
费城商业博物馆的建立
关键人物：威廉·鲍威尔·威尔逊，宾夕法尼亚大学植物学家，参观完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后，萌生建立商业博物馆的想法。
p.125 商业博物馆展品的两项意义置换
p.131
从某一层面上讲，19 世纪末的美国博物馆全都是以进步为展览主题的——物种的进化过程、文明的进步发展过程。这些在博物馆展览中体现出的进步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将西方的人文主义推向顶点。不过威尔逊的博物馆更是别具说服力。正是商业领域不可否认且相当具体的成就成为了进步的根基，最终为西方赢得了胜利。
p.132两种展览类型
方案之一是一种类似于人类学的模式，展示的是某一特分区由某一特定民族制造的物品;而另一种方案则是一种自然历史的模将类似的物品归为一类，不论其产地是哪里。前一种方案遵循地理学上的方位，而后一种则将商品置于生物学的分类体系之中。
按地理位置安排的展览回答了商业在“哪里”开展的问题，而专题展览则回答了拿“什么”来进行贸易的问题。
p.135
他所给出的描述说明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基础，文化的进程完全可以成为博物馆展览的内容。当马达加斯加当地生产的纺织品与欧洲人仿制的织物摆在一起时，无论参观者们是否理解,这些展品都成为了异族文化随着欧洲商业的到来而受到侵蚀的一个证明。
（商业博物馆存在将帝国主义商业扩张、殖民主义合理化的嫌疑，将欧洲的商业入侵美化为正常的商业行为。）
信息局：两种智识的建立
从一开始，威尔逊就力争让自己的博物馆能够创造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智识。
信息局正处于博物馆宗旨及整体任务的中心地位。威尔逊对整个博物馆的策划从一开始就包括了信息局的建立,他认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智识——一种是以物品为基础的，另一种则是更为抽象的资料——能够互补。他希望自己创办的这家机构能够同时提供这两种智识。
信息局的组成：出版部、信息部和翻译部（p.137）
然而,这两种在威尔逊看来具有互补性质的两类智识最终却产生了矛盾。威尔逊也许认为商业智识也来源于物品，正如关于自然世界的智识来源于物品;但是他所管辖的信息局却最终证明了以物品为基础的认识论在商业世界中所面临的困境。由信息局所创造的那类智识将取代物品所创造的智识，并最终使商业博物馆失去“博物馆”功能。
p.155 一战后联邦政府商务部成立，成为商业博物馆的竞争对手，其在职能上对后者取而代之
商务部从职能上对商业博物馆取而代之，这也标志着现代世界对商业和贸易的理解中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威尔逊看到了人们对博物馆和信息局的需要。前者通过展品向人们传授了征服海外市场所需掌握的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对商品展览的需求不复存在。与自然科学和人类学一样，商业智识的创造成为了专业学者的任务，其场所也转移到了大学的经济学系。
p.157 1926年《年度报告》标志着博物馆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创始人威尔逊去世，失去带头人
威廉·P.威尔逊的死不仅使商业博物馆失去了自己的领头人,而且失去了自己旧有的理念——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收集、陈列和展示物品来促进和理解商业的理念。失去了这些，商业博物馆似乎开始满足于将工作重心从打造关于国际商业的自然科学转变到为贸易团体提供集会场地这样的简单事务。……威尔逊所发展出的一套收集手工制品及相关信息的体系以及它所代表的那种世界观如今都已降级成为了一个简单的展会中心。
第五章 物品与美国历史：亨利·默塞尔博物馆与亨利·福特博物馆
p.161-163 亨利·福特博物馆的建立：有钱人的怀旧行为
绿野村和它所力图表现出的历史无非是一位年长的工业巨子对过去份感的缅怀。……来这里参观的成千上万的人们所看到的绝非历史的精准再现，而只不过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对过去的独特怀念。
p.165 亨利·福特的收藏观：收藏人民的历史，人民用双手制造和使用的物品
福特认为以书本和记录为基础的历史与植根于物品的历史有着根术的差别。他说：“史学家门试图拼出一个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但是他所动用的语言和观点却并不能包括全部历史。”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真正历史并不是通过战争来表达的，而是通过这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美国的历史并非由华盛顿写成，而是由广大的草根来书写的。”对于福特来说，历史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物品来书写的。而他的博物馆正是为了呈现这一“草根”历史而建的：“我们的博物馆建成之后,将再现美国人的生活。我想，这是保留部分历史和传统的最佳方式。因为看了人们所使用的东西，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你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获得比读一个月的书更好更真切的印象。”福特还对为什么物品能够更加有效地传递历史智识作出了解释，这也是他自己对以物品为基础的认识论的一种理解：“在每一件物品中，你都可以读到它的制造者的想法——他想要做些什么的想法。如果你会读，其实每一件制造出来的机器和物品都仿佛是一本书。它们是制造者灵魂的记录。”
p.178-179 亨利·默塞尔的收藏观
p.184 以劳动为中心
p.194
在他的丰富收藏背后，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现代世界使得他所收藏的各种工具早已被人们遗忘和抛弃，同时也毁掉了它们原本具有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反现代”的冲动的确激励了默塞尔的行为。
p.199 默塞尔与福特历史观方面的异同
福特：强烈的民族性
默塞尔：藏品与来自其他文化的工具之间的关联
俩人都认为历史专家未能意识到过去与当今时代之间的必要联系。
p.200-201 默塞尔的失败
从普通物品中阅读历史，这在默塞尔看来似乎是件非常容易、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对其他人来说却是困难而晦涩的。
此外，当世界对与专业机构的联系越来越重视时，默塞尔却自毀了通往学术世界的桥梁。由专业历史学家组成的学术世界越来越重视对有效研究方法的探求，而这正是默塞尔从未提及的。学术的世界已经越来越不需要像他这样的业余通才了。
在这样一个时代，专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都在积极地为这些学科之间的差异作出分析，并试图找到自己在相关机构的立足点，而默塞尔却割断了自己与大学之间的联系，坚持让自己的工作范围涵盖所有这些领域。他的收藏无疑是为保存被现代社会毁掉的东西而做的一种尝试，同样，他的事业也与学术世界的大趋势背道而驰。默塞尔并没有为历史研究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以物品为基础、且能够与其他学科抗衡的方法，相反，他坚持认为自己所收藏的物品能够毫无困难、不受任何阻力地表达出自身所蕴含的含义。
p.202 -203 进化模式在博物馆中面临的问题
默塞尔的博物馆学方法：用一种进化模式来组织整个历史，并将劳动作为驱动这一模式的动力。
美国人将自己国家的历史看成是——也许今天仍然如此——一种同时包含进步和衰退、进化和起源的矛盾且似是而非的过程。美国的最佳时刻永远是已经过去的某个时刻，由传奇式的英雄们在危机时刻铸就；抑或是正从模糊的未来向我们招手。这样的时刻永远都不会是当前这个时刻——现实总是让人失望的。而如果让一个历史博物馆以进化的模式来安排所有的展品，这无疑意味着对光辉的过去的否定。而陶醉于过去的光辉又意味着承认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衰退过程。面对历史的美国人同时面临着自己失去和获得的东西，这是人们在面对灭绝的毛象和文明时从未有过的感受。
第六章 从南肯辛顿到卢浮宫：艺术博物馆与美术创作
p207 在美国，艺术博物馆比其他类型博物馆地位都更为重要的最主要原因，是艺术品本身在艺术博物馆中起到的作用
艺术博物馆为其中的物品提供了一种使之得以保有自身权威性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物品的真实性得到了裁定，人们所听到的是由物品讲述的历史过程。那些最终被归为美术作品的物品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得到它们后来在博物馆里所得到的关注，这是其他博物馆展品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品比人类学、史学或是商业物品都更能保有并且将继续保有自己在认识论方面的价值。因此，它们能够继续成为艺术智识创造的一部分绝非偶然。在大学里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也许不再需要 19世纪末博物馆里的各种展品，但是大多数艺术史学家在得出关于艺术史的智识时，主要依赖的依然是艺术品本身。
P.209 南肯辛顿模式：“展览聚集区”（Tony Bennett），将博物馆与大量公共区域聚集在一起，进一步使艺术和科学融合，提升制造商、消费者的品味。
p.214-216
大都会与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两种模式；
前者注重大型艺术殿堂的吸睛与敛财作用，后者重视艺术博物馆的工业教育与生产实用性。
受众不一，前者以有钱人为目标，后者以工人为主要对象
排列方式的不同：大都会博物馆展品安排的宗旨就是既要保持各个展品的完整性，又要强调其中的“代表作”，这正是艺术历史分类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大都会博物馆一直并依然是纪念艺术和艺术收藏家的一座丰碑。
而在费城展出的展品则肩负着教育和从认识论角度传播智识的职责。借鉴自然历史学科中的分类体系，创建了工艺与设计中的学科分类，具有实用功能的物品的设计特点成为了费城博物馆所要展示的主要内容。
p.226 费城的博物馆与学校间的关系
费城人试图建立一个无缝机构，博物馆和学校能够在其中和谐共处。学校所教授的内容能够通过博物馆的展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反之亦然。这里的展品与教育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他博物馆或大学所不具备的。将艺术品作为智识的源泉,对其进行仔细的观察和研究,正如其他博物馆对待自己的展品一样。这意味着学生们将所学到的智识转而灌输到他们将要生产出的产品之中。
而在纽约，艺术的领域是不包括工业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因此，大都会博物馆在自己的“技术学校”中曾讲授的智识与其博物馆里的乎完全没有关系。
p231 费城博物馆模式的转变：从南肯辛顿模式到卢浮宫模式
首当其冲的是展品地位的变化：愈来愈强调真实性和鉴赏；放弃工业艺术，转向推崇美术。
第七章 1926:关于博览会、博物馆与历史
和150 周年庆典博览会一样,1926年也是博物馆界一个时代的终结。150 周年庆典博览会标志着机构建设中重要的 50年的结束。而1876到1926 年之间所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则促进了这些机构的形成——这其中既包括博物馆，也包括大学和商店。150 周年庆典未能吸引美国人的热情也标志着博览会和博物馆所赖以为基础的智识和文化框架从此将被取代。
p.262 美国人不再需要博物馆提供智识的原因：对过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过去与当下产生了割裂。
19与20世纪之交的博物馆代表了以物品为基础的认识论在机构中的体现。它们今天依然是这种世界观最终也是最为辉煌的产物。然而，到1926 年时，在由电磁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统天下的世界中，这种以物品为基础的认识论再也无法流行下去了。
p.264 20世纪20年代博物馆转而将自己定位为娱乐场所
p.271
真理在19 世纪末的博物馆中以两种彼此强化的方式出现。展品所代表的观念因为身处博物馆中而成为了真理。同时，借助物品的能量，博物馆通过传达一种条理清晰的世界观而取得了权威的地位，这种世界观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有助于形成智识领域的秩序。……然而在进一步的智识发展压力下，博物馆所展示的真理开始坍塌，进而被其他更加实用却也同样脆弱的真理所取代。
p.281
也许，直到世界末日，物品依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