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蒋鹏翔：《王阳明全集》“编校说明”中的版本问题
摘 要：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王阳明全集》的“编校说明”中，存在重要版本失载、版本性质误判、校本选择不当等问题，本文对其版本方面的疏误进行了补正，并进而总结了今后古籍整理工作应该注意的三个问题：正确认识古籍的体例和性质；对整理对象的版本源流及现状做好调查；慎重选择底本、校本并拟定合理的编校凡例。 作者简介：蒋鹏翔，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经学、礼学文献研究，曾在《文献》《历史文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图书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项、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1项，整理出版古籍若干。 文章来源：图书馆杂志. 2012,31(11)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自1992年面世以来,一直深受学界重视,被视为研治“王学”的基础典籍,但其“编校说明”中关于版本的内容不无可商榷之处,今撰文论之,以供同好参考。 《王阳明全集》,全二册,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卷端“编校说明”出自吴光先生手,文曰: 隆庆六年,御史谢廷杰巡按浙江,乃汇集钱德洪等编订的《传习录》、《文录》、《别录》、《外集》、《续编》、《年谱》、《世德纪》以及阳明门人、友人、朝廷官员撰写的《论年谱书》、奏疏、祭文、行状、墓志铭等,整合成为《王文成公全书》。……是即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刻本。以后刊印的各种全书、全集三十八卷本,大都依据该本翻刻或排印。 自隆庆本行世以来,题名《王文成公全书》或《阳明全书》、《王阳明全集》的三十八卷木刻本、铅印本约计二十余种,各种选本、节要本、单行本则有数十种之多。举其重要者,全本有:
清乾隆间编《四库全书》所收《王文成全书》,系据浙江巡抚采进本(即隆庆刻本)誊录。 清光绪间浙江书局刻印《王文成公全书》本。 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所收《王文成公全书》本。 民国十三年上海中华图书馆铅印《王阳明全集》新式标点本,分六册。 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万有文库》排印的《国学基本丛书》所收《王文成公全书》本,分上下二册。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据明刻本校刊之《阳明全书》排印本,分十册。 一九七八年台湾古新书局出版吕何均据隆庆本重编之《王阳明全集》铅印本,一册,三十九卷。 一九八六年日本东京明德出版社版安冈正笃监修、冈田武彦、福田殖、难波正男等译注的《王阳明全集》中日文对照本,十册。 ……
本书以浙江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本为底本标点,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部备要》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图书馆本及台湾、日本出版的《王阳明全集》本为参校本,原本有误漏或与诸本有异者,酌出校勘记。 编校说明在介绍全本的重要版本时居然只列出明隆庆本这一种刻本(《四部丛刊》本的底本也是明隆庆刻本),其余全是排印本,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思想家,其全集不应被明清时期的出版界冷落到如此地步。为了验证这一点,当然应该首先查查《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是如何著录的。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4页: 《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 明嘉靖中刊本。隆庆二年新建谢廷杰刊本。康熙癸丑俞氏刊本二十二卷,入《存目》。叶绍容编《阳明要书》八卷,《附录》五卷,入《存目》。 又康熙初王贻乐刊十六卷本,亦入《存目》。康熙己巳张问达编《阳明文钞》二十卷,入《存目》。 【附录】隆庆两刊(星诒) 今覆核其中属于全本者于下: 一、明嘉靖中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别集类”第617页著录了两种嘉靖本,一为《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明嘉靖十四年(1535)闻人诠刻本;一为《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宪刻本。这两个本子虽无全书之名,却是当时搜辑王守仁著述汇而刊之的总集,“编校说明”将之归入选本类,不妥。 二、周星诒称隆庆两刊,可知所谓隆庆本有先刻后刻之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别集类”第618、619页分别著录了《王文成公全书》的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本和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万历三十五年左宗郢等重修本,足证周氏所言不虚。而“编校说明”只介绍依据的底本是浙江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刻本,并未提及隆庆本系统内部的异同情况。 三、所谓康熙癸丑俞氏刊本即《王阳明先生全集二十二卷年谱一卷》,清康熙中余姚俞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50、51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此本影印,但《存目丛书》题之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而此本卷端有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邬景从序,自相矛盾,则应刻于康熙十九年后。“编校说明”介绍版本时未提及此本。 四、王贻乐刊本据《四库存目标注》卷五十二“王阳明集十六卷”条(第2684页)著录,有河南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十六卷(题《阳明先生文集》,存十五卷)、南京大学藏清湖南王文德刻本十六卷(题《阳明先生文集》)、苏州图书馆藏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十六卷(改题《王阳明文集》)。“编校说明”著录此本书名为《王阳明先生全集》,此不妥之一;将此本归入选本类,此不妥之二;介绍此本时只著录道光刻本,不及他刻,尤其是最早的康熙刻本,此不妥之三;所言道光刻本实刻于道光五年,而误题六年,此不妥之四。 除上述各本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别集类”还著录了九种王阳明文集。 一、《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明刻本。 二、《河东重刻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宋仪望刻本。 三、《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四卷》,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闾东刻本。 四、《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集三卷传习录三卷传习续录二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效刻本。 五、《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传习续录二卷》,明刻本。 六、《阳明先生正录五卷外录九卷别录十四卷》,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董聪刻本。 七、《阳明先生正录五卷外录九卷别录十四卷》,明崇祯七年(1634)陆问礼刻本。 八、《阳明先生文录十七卷语录三卷》,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范庆刻本。 九、《王阳明遗书七卷》,明刻本。 其中三种见载于“编校说明”的选本类版本中。 “编校说明”著录“《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集十四卷传习录三卷续录二卷遗言录二卷稽山承语一卷》,明嘉靖间刻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检史语所馆网上馆藏书目,此本有明嘉靖二十九年闾东重刻序,因知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明嘉靖二十九年闾东刻本。 “编校说明”著录“《阳明先生全录二十七卷》,明嘉靖三十六年赣州董氏刻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检《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别集类”著录“《阳明先生全录二十七卷》,二十册,钱德洪编,明嘉靖三十六年赣州董氏刻本”1,当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之明嘉靖三十五年董聪刻本,而一曰三十五,一曰三十六,未知孰是。 “编校说明”著录“《阳明先生文录十七卷语录三卷》,明嘉靖二十六年范庆刻本”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相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这九种本子都属于全本性质,“编校说明”既漏载了其中的六种,又将其余三种定为选本,可见整理者的文献调查工作进行得不够仔细。 全本类的晚近刻本,“编校说明”只著录了清光绪间浙江书局刻印的《王文成公全书》(王贻乐编道光刻本被归为选本类,见上文),而《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王文成公全书》的版本时另有所谓同治光绪本2,那么这个同治光绪本与浙江书局本是何关系,整理者也未作解释3。 王阳明全集类刻本尤其是清中期以前的刻本如此之多,整理者曾不一顾,却在校勘底本时选择《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部备要》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图书馆本及台湾、日本出版的《王阳明全集》本为参校本。众所周知,《四库全书》的编校官和抄手多有敷衍了事的毛病,其存世钞本衍脱误倒、改窜底本的现象十分严重,以文本质量而论可算是著名的“劣本”,所以只要有清乾隆以前的刻本或古人的钞校本流传下来,有经验的古籍整理者都不会选用《四库全书》的本子。另外五种排印本皆为民国以后的排印本,更是毫无版本校勘的价值。根据这几个本子判断底本是否误漏,甚至还将其与底本的异同,“酌出校勘记”4,恐怕难免徒劳无功之讥。 “编校说明”版本部份的不当之处已略陈于上,但重要的不是这篇“说明”本身存在多少问题,而是其暴露出的问题对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有怎样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教训是必须注意的。
一、 整理者应对古籍的体例、性质有正确的认识。
《全集》据为底本的明隆庆谢廷杰刻本,分《语录》三卷、《文录》五卷、《别录》十卷、《外集》七卷、《续编》六卷、《附录》七卷。 明嘉靖闻人诠刻本,分《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明嘉靖胡宗宪刻本,分《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 从书名即可看出闻、胡二刻皆以求全为尚,虽然所辑不如谢刻完备,也不能因此否认其“全本”的性质,尤其考虑到这两个本子的年代都在谢刻之前,其版本价值、校勘价值更不应被忽视。 上文列出的明嘉靖宋仪望刻本、明嘉靖闾东刻本、明嘉靖董聪刻本、清王贻乐辑本等版本的情况与此相仿,都属于事实上的王阳明著述“全本”,而且是重要的“全本”,《编校说明》却将其中大部份归入“选本”类,似乎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全书”之名。如果《全集》整理者对古籍的体例、性质有正确的认识,或者了解明清刻书的风气习惯,应当不至于发生此类疏失。 上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先生有感于时人不解古书体例,作《古书通例》申发其旨,所论以唐前之书为多,“编校说明”中的版本问题则证明不仅唐以前的古籍体例宜加辩说,即使晚近如明清古籍,在判定其性质前也有仔细斟酌的必要。
二、 开始整理前应对古籍的版本源流与存世状况作扎实的调查。
对于古籍整理工作来说,版本的重要性是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要整理出一个可靠的本子,应该先对该书的版本源流和存世状况做扎实的调查。版本源流指流传的历史,即该书曾经有过哪些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之间存在怎样的递嬗关系;存世状况则是流传的现状,即该书现在还有哪些版本被保存下来,其中有多少全本、残本,多少刻本、钞本。从宏观上掌握了这两方面的情况,才能选择出较合适的本子作为底本或校本。此项工作不仅是古籍整理的质量保证,也能加深读者对该书的认识。 术业有专攻,古籍整理者未必个个都是版本学家,调查的成果不免有高下之别,但无论如何,在开始整理前,至少应查查几种最常见的古籍书目。具体而言,就是《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丛书综录》(清乾隆以后的古籍应查阅《贩书偶记》)。在此基础上,再参考《四库存目标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等大型丛书书目和《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著名公私书目。了解了其中的相关著录后,对某书的版本源流、现状才谈得上有一个较为完整可靠的印象,否则整理成果的可靠程度就很成问题。事实上,本文对“编校说明”所作的补正就是利用这几部常见书目完成的。 日益完善的网上书目数据库也为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过去在大陆找不到的古籍,现在可能在海外的书目数据库中找到;过去知道海外有某书,但具体版本信息语焉不详,难以推测其与大陆藏本的关系,现在也可能通过海外的书目数据库补充相关信息。上文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书数据库考索所谓明嘉靖刻本《阳明先生文录》刊刻者的信息,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在调查古籍版本情况时,除传统的纸本目录和大陆地区的网上书目外,台湾(如台湾地区善本古籍联合目录)、日本(如全国汉籍数据库)的网上书目数据库也应同时调查。
三、整理古籍应慎重选择底本和校本,要拟定合理的编校凡例。
校勘是古籍整理中的必要步骤,但不能为校勘而校勘,应对此项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有清楚的认识。校勘古籍要做到两点,一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使整理出的文本接近最初定稿时的原貌,二是要能通过校勘体现出该书各个重要版本之间的异同。“编校说明”中最让人遗憾的就是校本选择不当,上文举出的清中期以前的全集类刻本都未校过,却选择《四库全书》本和五种晚近的排印本进行参校。吴光先生当然知道上述刻本与晚近排印本的版本价值高下之分,却还是用后者参校,也许是由于当时缺乏遍校诸本的条件,却又不得不进行一些校勘,以求合乎古籍整理的体例,才会出此下策吧。但这种用《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图书馆铅印新式标点本所作的校勘,既不足以取信学界,又不能藉之窥见众本的流变异同,徒具形式,劳而无功,真是“虽不作可也”。遗憾的是,此类版本选择草率甚至略过不提的现象在新近整理出版的古籍中并不少见。 中华书局2007年版《周易述》(郑万耕点校),底本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校本用《皇清经解》本。按《周易述》今有清乾隆庚辰卢氏雅雨堂刻本,不应用《四库全书》本作底本。 中华书局1994年版《白虎通疏证》(吴则虞、沈啸寰点校,中华书局编辑部修订定稿)卷端“出版说明”称“这次点校以光绪元年淮南书局刊本为底本,正文和疏证文字分别参校了有关版本和资料”。按有关版本和资料语焉不详,并没有提及《白虎通疏证》另有《皇清经解续编》本,正文校记中也未见参校《皇清经解续编》本者。 中华书局1988年版《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卷端“点校说明”称“《荀子集解》只有光绪十七年辛卯刻本,尽管另有《诸子集成》本及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实际上只是同一个本子。今以光绪辛卯刻本为底本,以《诸子集成》本与《万有文库》本对校,因为这三个本子既然只是一本,所以凡误字皆径改,不出校记”。按既然《荀子集解》只有光绪辛卯刻本,就可省去对校的工作,再用本来出自光绪辛卯刻本的两个民国时期排印本来校勘并无意义。 中华书局1998年版《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卷端“点校说明”居然对《韩非子集解》的版本不置一词,只称“这次整理,除重新标点外,正文以《四部丛刊》影宋乾道本进行校勘,注文按所引之书加以核对”。 这四种书分别收录于中华书局的《易学典籍选刊》和《新编诸子集成》,都可算是古籍整理成果中的名社名著,尚且在版本选择、编校凡例上出现各种问题,足见今后的古籍整理实践中,版本方面的工作实在还有继续强调的必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依据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阳明全集》的“编校说明”。2010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阳明全集(新编本)》(责任者为整理1992年版的原班人马),在旧版《全集》的基础上增补了语录、诗文、传记、序跋等内容,而《新编本》“编校说明”的版本部份的内容却沿袭旧版,一字未改。因此本文所作的批评,不仅是针对旧版而发,也同样适用于新版。笔者固然窃幸所言尚有用于今日,但对《王阳明全集》的整理工作来说,十八年后,问题依旧,就并不值得庆幸了。
注释
1《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册第123页,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版。 2《中国丛书综录》中册第1336-13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三部《王文成公全书》清刻本,均无牌记,序跋中也未透露刻书者的信息,馆方即著录为“同治光绪本”。 4“编校说明”第4页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