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国画》
以前总是好奇，为什么西洋画往往是在画布上，厚厚地打了一层底子，再厚厚地层层抹上去，而中国的画却大都是淡淡地，喏大的一张宣白，稀稀拉拉地扫上几枝，空余出许多地方。便心里想这真是浪费纸张。更主要的，西画满满当当的一板油彩，实惠啊！哪有花了许多银子只买得一大半的空白纸，还回家去象宝一样供起来，真是头壳坏掉。
如此愚见，直到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先生教授国画才得教正，原来这不是国人偷懒，也不是老祖宗画技不如人，而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你看这小桥流水，何必要画得砖石班驳，水草靡遗？只要一片皎白，便自然野旷天低；你看那江边寒士，何须衬那乌云密布、四面悲歌？只须留一片苍茫，便自然意境孤远。国画的意境不在于着着落实，而在于观者的想象神追，要去细细地体味。所以花费许多笔墨，还不如一笔不著，尽得风流，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所谓画由心生，有什么样的艺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一个民族的传统艺术，也就往往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思想。这样留白的智慧，就不仅是国画独有，也是我们身边不少人的为人之道。近日读王跃文的《国画》一书，就让我突生此感。这官场上的交际，就正象国画中的这些手段。觥筹之间的你来我往，笑面相迎的口蜜腹剑，谈笑风生的遮遮掩掩，哪一个不是深得这虚实三味？一瞥一瞪，一言一嗔，都是玄机暗藏。这说不说，怎么说，对谁说，都是大学问。读完之后，只觉得许多的暧昧的眼色和表情在眼前飞来飞去，充满了奥妙的含义，却是如此耐人寻味。想来这些东西都是要人细细去体味的，要怎么说我们的成语里有“察言观色”之说呢？对于这里面的人情世故，《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说得最清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此皆世有所承也。
谈到这里面的学问，阎真的《沧浪之水》也颇谙此道。同是写社会精英阶层，同是对现实背面的剖析和展示，又同是出自湖南作家之手，两者的笔法、言语、构思乃至背景都有神似之处。池大为和朱怀镜，都是作者所描写的各自环境中的一个小小标本，他们都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有着知识分子的对社会的一种抱负和关怀，有一种文艺复兴式的自觉的人文精神。池大为古直热肠且爱憎分明，朱怀镜胸怀悲悯但善假颜色。所不同的是，《沧浪之水》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质，而《国画》写的是官场里的腐烂。
朱怀镜本来是荆都市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处长，宦途不甚得意，而由于上司无意间的一次索画，而揭开了他飞黄腾达的序幕。在这蜘蛛网一般关系错杂的前途上，他小心应付，谨慎从事。于是在酒桌上、办公室内、会议场里，处处都是高深的眼神、琢磨不透的话语和变幻莫测的脸色。这种人际政治，几乎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特色。你看大凡有些中国人的地方，上至机关政府，下至公司大院，甚至朋友之间，只有有利益所在，哪里不见它的踪影？早自千年以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有“二桃杀三士”、“金刀间枭雄”这样的杰作，可谓“办公室政治”的典范，诛杀异己于弹指间，不费吹灰之力，死了也让你做无头鬼！所以古今以来，中国人最难的都不是做事，而是做人！一不小心得罪了人，也许就象那可怜的邓才刚和池大为一样，柳秘书长和马厅长们轻轻的一句话，就让你不老不死地在那个板凳上坐下去，坐得你郁闷到头发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国画》里有一段朱怀镜和柳秘书长的谈话，看得我心里这个寒啊，这么一个业务、资历都不错的人，就因为领导的个人之见，就因为他可能反映了一点机关里的问题，就把他摁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让他象戴了铁面具一样，喊也喊不得，动也不敢动，年复一年地石像般蹲下去，以儆效尤！看到这里我不由得也感觉到了池大为们和朱怀镜们的那深沉的不可分说的由衷。
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也是个中央集权历史悠久的国家。实现集权的方式，就是由大集权把权力分发给许多的小集权，也就是大多数的权力和利益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哪怕是在书中反应的现代，这种人治的痕迹也无法抹去。某些领导的一句话，比所有的制度都管用，他们身边的一切，都因为傍依了权力系统的中心而带上了“权”的意味。小说里皮市长的秘书方明远，就借着市长公子出国的名头，索取企业主裴大年的礼金据为己有；他的公子皮杰，更是仗着老子的名义，对国有土地巧取豪夺，明目张胆地在上面搞起了色情场所，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身边的人尚且如此，位于权力中心的自己就更不必说。记得看过一个笑话，一位在外国的国人在公车上与人起了口角，在一旁的该市市长前来劝解，这位国人笑道：“你TM可真能扯，市长能坐这破车吗？！”国人眼中的“公仆”竟然是特权阶层根深蒂固的代名词，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人治之重，在现代中国日益呼唤民主、科学的今天显得是如此格格不入，但在我们的现实中却如此默契地存在着，成为现代社会规范化的重大障碍。不仅如此，在这种体制下的许多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领导的一个赞许，足以使身边的同僚对自己肃然起敬；领导的一个皱眉，也足以让一个人满腹才华郁郁终生！精神上的奴役与被奴役，这就是现实中，中国很多政府机关里的活生生的现实。你看那朱怀镜，只因为一次陪同皮市长打麻将，竟然成了同僚们啧啧羡慕的资本，这样的事情到了他嘴里也变成了“连夜辛苦工作”，由于皮市长亲自过问了他的升迁，他对皮市长感激涕零，连心理上也认为这个又嫖又贿的皮市长是个“勤勤恳恳的好领导”，视其斑斑劣迹于不顾，这不是在权力逻辑和官僚体系下产生的精神奴隶么？再看《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只是马厅长从他身边迈着官步踱过去，就让他噤若寒蝉心惊胆战，事后才发现竟然“汗流浃背而不自知了”，真是笔力透骨！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精英，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理想，竟然全系于一两个大人物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让决定他们的荣辱沉浮！而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会成为这个权力制度下的一分子，或者抛弃良知成为跻身其中的分食者，或者坚守原则成为掌权者手中儆猴的牺牲品。在这样的体系里，还谈什么民主？不过是掌权者手中的一件玩物罢了。这就是国画，这个国家的体制沉疴之画。
《国画》也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围绕在这种权力体系下的人们。象黄达洪这样的皮条客、警察败类，因为沾上了袁小奇的钞票，不但鸟枪换炮重新获得了警衔，而且还逼得昔日的对头地委书记坐下来和他称兄道弟讲和；象袁小奇这样的江湖骗子，以骗术起家，到所谓“大慈善家”的漂亮收场，周旋各方而面面俱到；象裴大年这样的暴发户，他本来是靠劳动致富的一个典型，可是他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不惜整日出丑卖乖攀上皮市长这棵大树。这些人被集中在一个权钱交易的圈子里，用他们的钞票换取各自所需。但是很明显的，这种关系的维护利益倾向要明显许多，因此一旦时候到了，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对昔日靠山翻脸。袁小奇一登上政协委员的宝座，就立刻对当年的狗腿文人鲁夫翻脸；黄达洪一朝得势，就对当年的上司张天奇翻脸，这名利场上，还真是小人无常！我们常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谁是小人，可我们不知道谁不是啊！
《国画》也是本很有湖南气息的书。我喜欢湖湘作家的书，因为里面有一种男人的“俗气”。正是这“俗气”，倒显出了现实的一些本色。不过说到底，《国画》也只是一个作家本人对这种体制，这种现实的一种小吏式的嘲讽，一种秘书的世故。这不过是他在官场中的所见所闻，却未必是他本人愤怒的根源。为了衬托这官场的腐臭，他煞费苦心创作了两个人物——放浪不羁的画家李溪明，和几乎出污泥而不染的梅玉琴。单从命名上来说，这两个人就是下了些心思的（《国画》的人物名字都有些意思），也寄托了作者渴望在精神世界上的超脱理想。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解析，这两个人物显然是塑造得不成功的。李溪明是个画家，用他的几幅画来折射名利场上的纠葛，本来很新颖，而且又切题，但是既名为《国画》，却还未能将这题目写到老，不过是说这画如何值钱，许多人怎样昧着良心私藏等等，成了生硬的道具。后来的李莫名其妙地发疯、失踪，也是几类怪力乱神的生硬，全没逻辑可言。显然是作者对绘画所知有限，这方面的见识和思考不能深入浅出地驾驭自如。于这书里腐败体制的本质反映相去甚远。同样是由艺入书，就远不及胡燕怀的《白板》，难有余香。
如果说李溪明只是不当，那梅玉琴的塑造便堪说失败。且不说一个近三十的老处女怎么可能一瞬间爱上一个人，还登时就“心里怦怦地跳”，而她还偏偏是个见多识广、阅人无数、熟谙世故的女强人！整日都是和权贵打交道，见了一个处长竟然就芳心暗许，一边眉眼秋波好似风尘女子，一边却说句话也脸红；既处世圆滑滴水不漏，又守身如玉纯洁痴情，简直不是正常人可以想象。更重要的是，这女人竟然为了爱情，连名分也不争！不但不争，而且是想也不曾去想！不过想来这情妇也是不好做，安徽省萧县交通局长李志强、呼市公安局局长梁冠中就因为情妇逼着离婚，下手害死了昔日的枕边人的嘛。这梅玉琴也许是知道其中的规矩，所以不敢犯险？这样的女人，即使三流剧本里也难得一见，偏在这本现实题材的书里堂皇登场，不能不说是作者本人古旧价值观的一种曲射。
《国画》和《沧浪之水》都是九九年左右红起来的“官场小说”，也都是我很喜欢的小说，由于两本书有所共同之处，所以不免拿在一起说一说。另外一点，这两本书的人名是有些含义的，联系起来一看也有些意思：池大为这个名字，既有池中世界的暗示，又有着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意气；而到了朱怀镜，则更多的只是心知肚明，怀镜而自鉴了。我一直觉得池大为和朱怀镜几乎就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在时而已。当然其他的人名也多有讲究，有些甚至暗射某些现实人物，这就有待读者自己去对号入座了。
写到此，突然想到，这《沧浪之水》的名字，终究还是带着些象牙塔的书香，而这《国画》，却犹如那丹青上大幅的留白，一眼望去，那回味不尽的留白。
如此愚见，直到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先生教授国画才得教正，原来这不是国人偷懒，也不是老祖宗画技不如人，而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你看这小桥流水，何必要画得砖石班驳，水草靡遗？只要一片皎白，便自然野旷天低；你看那江边寒士，何须衬那乌云密布、四面悲歌？只须留一片苍茫，便自然意境孤远。国画的意境不在于着着落实，而在于观者的想象神追，要去细细地体味。所以花费许多笔墨，还不如一笔不著，尽得风流，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所谓画由心生，有什么样的艺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一个民族的传统艺术，也就往往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思想。这样留白的智慧，就不仅是国画独有，也是我们身边不少人的为人之道。近日读王跃文的《国画》一书，就让我突生此感。这官场上的交际，就正象国画中的这些手段。觥筹之间的你来我往，笑面相迎的口蜜腹剑，谈笑风生的遮遮掩掩，哪一个不是深得这虚实三味？一瞥一瞪，一言一嗔，都是玄机暗藏。这说不说，怎么说，对谁说，都是大学问。读完之后，只觉得许多的暧昧的眼色和表情在眼前飞来飞去，充满了奥妙的含义，却是如此耐人寻味。想来这些东西都是要人细细去体味的，要怎么说我们的成语里有“察言观色”之说呢？对于这里面的人情世故，《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说得最清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此皆世有所承也。
谈到这里面的学问，阎真的《沧浪之水》也颇谙此道。同是写社会精英阶层，同是对现实背面的剖析和展示，又同是出自湖南作家之手，两者的笔法、言语、构思乃至背景都有神似之处。池大为和朱怀镜，都是作者所描写的各自环境中的一个小小标本，他们都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有着知识分子的对社会的一种抱负和关怀，有一种文艺复兴式的自觉的人文精神。池大为古直热肠且爱憎分明，朱怀镜胸怀悲悯但善假颜色。所不同的是，《沧浪之水》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质，而《国画》写的是官场里的腐烂。
朱怀镜本来是荆都市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处长，宦途不甚得意，而由于上司无意间的一次索画，而揭开了他飞黄腾达的序幕。在这蜘蛛网一般关系错杂的前途上，他小心应付，谨慎从事。于是在酒桌上、办公室内、会议场里，处处都是高深的眼神、琢磨不透的话语和变幻莫测的脸色。这种人际政治，几乎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特色。你看大凡有些中国人的地方，上至机关政府，下至公司大院，甚至朋友之间，只有有利益所在，哪里不见它的踪影？早自千年以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有“二桃杀三士”、“金刀间枭雄”这样的杰作，可谓“办公室政治”的典范，诛杀异己于弹指间，不费吹灰之力，死了也让你做无头鬼！所以古今以来，中国人最难的都不是做事，而是做人！一不小心得罪了人，也许就象那可怜的邓才刚和池大为一样，柳秘书长和马厅长们轻轻的一句话，就让你不老不死地在那个板凳上坐下去，坐得你郁闷到头发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国画》里有一段朱怀镜和柳秘书长的谈话，看得我心里这个寒啊，这么一个业务、资历都不错的人，就因为领导的个人之见，就因为他可能反映了一点机关里的问题，就把他摁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让他象戴了铁面具一样，喊也喊不得，动也不敢动，年复一年地石像般蹲下去，以儆效尤！看到这里我不由得也感觉到了池大为们和朱怀镜们的那深沉的不可分说的由衷。
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也是个中央集权历史悠久的国家。实现集权的方式，就是由大集权把权力分发给许多的小集权，也就是大多数的权力和利益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哪怕是在书中反应的现代，这种人治的痕迹也无法抹去。某些领导的一句话，比所有的制度都管用，他们身边的一切，都因为傍依了权力系统的中心而带上了“权”的意味。小说里皮市长的秘书方明远，就借着市长公子出国的名头，索取企业主裴大年的礼金据为己有；他的公子皮杰，更是仗着老子的名义，对国有土地巧取豪夺，明目张胆地在上面搞起了色情场所，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身边的人尚且如此，位于权力中心的自己就更不必说。记得看过一个笑话，一位在外国的国人在公车上与人起了口角，在一旁的该市市长前来劝解，这位国人笑道：“你TM可真能扯，市长能坐这破车吗？！”国人眼中的“公仆”竟然是特权阶层根深蒂固的代名词，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人治之重，在现代中国日益呼唤民主、科学的今天显得是如此格格不入，但在我们的现实中却如此默契地存在着，成为现代社会规范化的重大障碍。不仅如此，在这种体制下的许多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领导的一个赞许，足以使身边的同僚对自己肃然起敬；领导的一个皱眉，也足以让一个人满腹才华郁郁终生！精神上的奴役与被奴役，这就是现实中，中国很多政府机关里的活生生的现实。你看那朱怀镜，只因为一次陪同皮市长打麻将，竟然成了同僚们啧啧羡慕的资本，这样的事情到了他嘴里也变成了“连夜辛苦工作”，由于皮市长亲自过问了他的升迁，他对皮市长感激涕零，连心理上也认为这个又嫖又贿的皮市长是个“勤勤恳恳的好领导”，视其斑斑劣迹于不顾，这不是在权力逻辑和官僚体系下产生的精神奴隶么？再看《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只是马厅长从他身边迈着官步踱过去，就让他噤若寒蝉心惊胆战，事后才发现竟然“汗流浃背而不自知了”，真是笔力透骨！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精英，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理想，竟然全系于一两个大人物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让决定他们的荣辱沉浮！而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会成为这个权力制度下的一分子，或者抛弃良知成为跻身其中的分食者，或者坚守原则成为掌权者手中儆猴的牺牲品。在这样的体系里，还谈什么民主？不过是掌权者手中的一件玩物罢了。这就是国画，这个国家的体制沉疴之画。
《国画》也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围绕在这种权力体系下的人们。象黄达洪这样的皮条客、警察败类，因为沾上了袁小奇的钞票，不但鸟枪换炮重新获得了警衔，而且还逼得昔日的对头地委书记坐下来和他称兄道弟讲和；象袁小奇这样的江湖骗子，以骗术起家，到所谓“大慈善家”的漂亮收场，周旋各方而面面俱到；象裴大年这样的暴发户，他本来是靠劳动致富的一个典型，可是他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不惜整日出丑卖乖攀上皮市长这棵大树。这些人被集中在一个权钱交易的圈子里，用他们的钞票换取各自所需。但是很明显的，这种关系的维护利益倾向要明显许多，因此一旦时候到了，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对昔日靠山翻脸。袁小奇一登上政协委员的宝座，就立刻对当年的狗腿文人鲁夫翻脸；黄达洪一朝得势，就对当年的上司张天奇翻脸，这名利场上，还真是小人无常！我们常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谁是小人，可我们不知道谁不是啊！
《国画》也是本很有湖南气息的书。我喜欢湖湘作家的书，因为里面有一种男人的“俗气”。正是这“俗气”，倒显出了现实的一些本色。不过说到底，《国画》也只是一个作家本人对这种体制，这种现实的一种小吏式的嘲讽，一种秘书的世故。这不过是他在官场中的所见所闻，却未必是他本人愤怒的根源。为了衬托这官场的腐臭，他煞费苦心创作了两个人物——放浪不羁的画家李溪明，和几乎出污泥而不染的梅玉琴。单从命名上来说，这两个人就是下了些心思的（《国画》的人物名字都有些意思），也寄托了作者渴望在精神世界上的超脱理想。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解析，这两个人物显然是塑造得不成功的。李溪明是个画家，用他的几幅画来折射名利场上的纠葛，本来很新颖，而且又切题，但是既名为《国画》，却还未能将这题目写到老，不过是说这画如何值钱，许多人怎样昧着良心私藏等等，成了生硬的道具。后来的李莫名其妙地发疯、失踪，也是几类怪力乱神的生硬，全没逻辑可言。显然是作者对绘画所知有限，这方面的见识和思考不能深入浅出地驾驭自如。于这书里腐败体制的本质反映相去甚远。同样是由艺入书，就远不及胡燕怀的《白板》，难有余香。
如果说李溪明只是不当，那梅玉琴的塑造便堪说失败。且不说一个近三十的老处女怎么可能一瞬间爱上一个人，还登时就“心里怦怦地跳”，而她还偏偏是个见多识广、阅人无数、熟谙世故的女强人！整日都是和权贵打交道，见了一个处长竟然就芳心暗许，一边眉眼秋波好似风尘女子，一边却说句话也脸红；既处世圆滑滴水不漏，又守身如玉纯洁痴情，简直不是正常人可以想象。更重要的是，这女人竟然为了爱情，连名分也不争！不但不争，而且是想也不曾去想！不过想来这情妇也是不好做，安徽省萧县交通局长李志强、呼市公安局局长梁冠中就因为情妇逼着离婚，下手害死了昔日的枕边人的嘛。这梅玉琴也许是知道其中的规矩，所以不敢犯险？这样的女人，即使三流剧本里也难得一见，偏在这本现实题材的书里堂皇登场，不能不说是作者本人古旧价值观的一种曲射。
《国画》和《沧浪之水》都是九九年左右红起来的“官场小说”，也都是我很喜欢的小说，由于两本书有所共同之处，所以不免拿在一起说一说。另外一点，这两本书的人名是有些含义的，联系起来一看也有些意思：池大为这个名字，既有池中世界的暗示，又有着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意气；而到了朱怀镜，则更多的只是心知肚明，怀镜而自鉴了。我一直觉得池大为和朱怀镜几乎就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在时而已。当然其他的人名也多有讲究，有些甚至暗射某些现实人物，这就有待读者自己去对号入座了。
写到此，突然想到，这《沧浪之水》的名字，终究还是带着些象牙塔的书香，而这《国画》，却犹如那丹青上大幅的留白，一眼望去，那回味不尽的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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