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知识分子要不要关心政治？我想这是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而且中西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古典政治时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将知识分子（准确的说是智慧的人）与政治的结合当作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甚至唯一途径，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柏拉图三赴叙拉古。不过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学说要么被统治者弃如敝屣，严加限制，要么则被思想阉割，化为政治宗教。

在西方，随着古希腊城邦的衰落，以及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神学的兴起，西方的知识分子逐渐从政治领域退出了，他们放弃了从现实中追求理想的抱负，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进入现实生活反而不能到达真理，于是转而进入一种不受现实干扰的“沉思”活动中去了，于是便有了“行动的人生”与“沉思的人生”的分野，这种分野影响深远，一方面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在西方得以产生和发展跟这一传统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使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界限相对明确，学术被认为自有其价值所在，这种价值不因其成果与祖国的大地产生多少关联为转移。

在中国则很不一样。中国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及隋唐科举制兴起以后，知识分子就和政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以一种高度道德化的政治伦理为归宿，以具有一定理性色彩的选拔机制为保障，从而使得知识分子关心、参与政治不仅成为了一种权利，也成为了一种义务——虽然这种义务不是硬性的，其实践方式也多种多样，甚至可能是反现政权的，如清代的顾炎武、曾静，但在古代中国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知识分子应该参与政治。

不过中国的问题在于，一元论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便是在晚明和清初那些极为激进政治异见分子，其政治改革方案也依然是一元论和整体主义的。这种传统在“道出于多”的近代知识转型中一度受到了挑战，于是我们看到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无论就学术创新还是政治改革方面都存在着激烈的论争。这在西方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却违背了应与知识分子与政治结合的规范性传统。在代议制未成熟、旧知识分子消亡、新知识分子超然于社会或投身于政府的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教化责任几乎消失了，而这种政治和文化的真空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沃土，后者正是利用一种新的整体主义理论唤醒和动员了民众，并最终夺取了政权。

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一波接一波，在又红又专的口号声中，独立于政治的自由知识分子一度消失殆尽。不过历史证明，红和专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他们的存在和发展逻辑常常冲突，在强行整合的过程中必然牺牲力量较弱的一方，即知识和专业——我之所以没用真理这个词，恰恰是因为知识和专业就是被以真理的名义牺牲或消灭的，现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就是告别独断论的过程。而对于政治忠诚的强调和对专业知识的漠视也导致了可怕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借助各种政治整合机制，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是“有机知识分子”，内嵌于国家的各种机构和职能之中，但这种知识分子与政治结合的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灵活和有效，在稳固了知识分子地位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家的政治绩效和代表功能，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应该予以高度肯定。

另一方面，物质上或精神上不依附于自由知识分子也开始出现，虽然其行动空间很有限，但却极为必要。在一个庞大的国家和复杂的社会，一定是问题多多的。由于既得利益或体制约束的原因，有机知识分子往往不能完全代表不同领域的知识或民意，自由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对这些遗漏的必要补充。因此近些年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打击和压制无疑是错误的，历史会有公断。

事实上，有机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门户开放、自由竞争无论对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对统治当局都是最为有利的和最为理想的。鉴于人类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民主化趋势不可阻挡，曲学阿世无论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是不道德的，因此我们还是要让思想的自由逐渐回归社会，适时改革甚至放弃制造有机知识分子的体制机制也就是应有之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