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都柏林人

书的英文原名Four Dubliners（四个都柏林人）或许更符合本书的气质，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所讲述的那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幻象和局部的坚实存在，就是容纳这四个都柏林人的精神建筑，它或许不是一个可以在通用的地图上被外来者轻易找到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开放边际的、不断自我复制的城市。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极尽精微地核实了这个城市的全部细节，

“埃克尔斯街7号那幢房子前的区域到底有多少英尺？莱西家露台上种的是什么树？乔伊斯的某些特质正是对这种热情的报偿。比如在《青年艺术家画像》中，斯蒂芬·代达勒斯向教导主任抗议自己被冤枉打了手心，然后离开教导主任的办公室，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尽头，他的胳膊肘重重撞到门上。有人告诉我说，克郎高士森林公学的几代学生都将胳膊肘撞这一扇门。乔伊斯就是这样留心细节，甚至声称如果都柏林被毁，依旧可以照他书中的描述重建。”

这种无需兼顾任何外在限定的可重建性，因都柏林人与这座城市的碰撞和对峙便可重建的城市，怎么会被局限于某种囿于地缘和族裔的民族共同体之中？ 作者试图写出这四个都柏林作家身上共通的爱尔兰基因。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艾尔曼没有从一些更庸常的角度来进入这种识别过程，没有进行历史和社会因素与文学性表达的刻板对应。

艾尔曼所找寻的显然无关乎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他避开了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明确看法，而是在这些作家的人生轨迹和附着于其上的文学创造中剥离出基因的显在表达，就像是父辈和子辈的面容之间视觉上无法识别的细节和布局的相似性。爱尔兰identity对于作者来讲更像是一种精神王国里的权力传承，行使着虚无的统治权，只为了到达那个模糊的城市。

他们通过文学与彼此松散地、缺乏必然性地联系在一起。作者将王尔德在牛津求学时期看作他文学风格和思想症结形成的关键时机。他在那里所遭遇了多方信仰和精神势力的影响，然而他没有义无反顾地倒向任何一方，因为他要到达，引用，构成了他文学创作中最甜蜜、也是最苦涩的自反性境况；叶芝执着于克服衰老带给他诗歌创作上的黯淡和无力，他接受切除输精管的手术、感受不忠的爱情以加强自己的性快感，他也自知青春的逝去无可挽回，但他需要径直进入其中的并不是全然复活的青春世界而是在那世界之外痛苦喘息的灵魂状态。他最终想要达到的真实只能从逝者如斯夫的相对性停滞中求得。

乔伊斯的文学极尽繁杂造作之能事，在乔伊斯之前，人们难以想象遵循传统是一个需要犹豫再三、权衡利弊的决定。和王尔德、叶芝相比，艾尔曼对乔伊斯的美学民族主义呈现得更为直接，他试图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令人费解的艺术家，彻底独立、开天辟地的艺术家，他在语言的异国里流亡，只有这样，在孤绝状态里他才能带领别人进入他的领地，他的故乡，那一座他永远不会泯然无痕的坚固城市之中。

贝克特是书中最后一位都柏林人，在最后一节里，艾尔曼穿插着回顾了之前三位作家的文学遗脉。贝克特在什么意义上继承了他的同乡和前辈呢？是那些已经消失的品质，比如王尔德的背德，叶芝的死亡，乔伊斯的语言变革倾向，对于贝克特来说，它们都是过于沉重的使命，背叛反而意味着传承。“他身上镣铐摩擦的微弱声音将是他能获得的最大自由”，在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普遍削弱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贝克特并没有放弃爱尔兰、放弃都柏林，他用最粗线条的语言和简短的故事将已经明显不合时宜的民族性抽象化、泛化了。在旷日持久的孤独和衰朽中，都柏林就在每一个都柏林人抬头望向天空的一瞥之间全部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