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公路和它的文化碎片
所有气球飞升都是为了破灭——《林肯公路》和它的文化碎片 多令 这是一个写作于当代的五十年代故事。关于五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海明威以一声枪响定论了这就是“迷惘的一代”，尽管无数美国人穿着夏威夷衬衫，喝着杰克·丹尼，听着电音吉他，在高速公路和海滩上享受着物质的红利，但二战的创痛和阶层的迅速分化是不可愈合的，迷惘借助酒精和药物深深地麻痹着一代人的心灵。当作者埃默·托尔斯带领我们重返那个时代，无疑也是在提醒着美国的文化麻痹究竟从何而来，何以在强权和财富中不能诞生精神的明灯。 借助四个走出少管所的少年经历，伍利、汤豪斯和埃米特、达奇斯，作者在故事开始就引出了爱默生的金句。爱默生这位“美国孔子”先被竖起来，像是要做一群半大孩子的精神导师，毕竟他说过一些颇具蛊惑的金句，“世界上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我们也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生存，而是对生命深层意义的追寻。”这些话放在任何时代都挺像那么回事。但这个高昂的伏笔无非是为了聚集以后下坠的势能——这帮孩子无一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各自都带着一些善良的顽劣，被无辜地关进了少管所。他们之所以向往林肯公路，更多的是哈克贝利·费恩式的好奇心，至于爱默生和福音书，当一个个怪人和奇遇接踵而至的时候，谁还会记得这些既不能当武器又不能变钞票的玩意？ 反而是托尔斯泰的话更适用于这群少年的经历，“在我们考察的每一个行动中，我们看到的自由越多，我们感受到的必然性就越少。反之必然性越多，自由就越少。”爱默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必然，成长是由经历所构成，绝非是金句所能左右的。埃米特想沿着明信片寻找出走的母亲，伍利想要回到有着大游泳池和镀金水龙头的房子，达豪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他们在朝向林肯公路的迂回中从未收获任何必然性——没有神圣只有邪恶的牧师，没有荣耀只有潦倒的军人，还有黑帮分子和沉溺幻觉的酒鬼。这一切都借助故事开始建立起的坠落势能，不断实现反差与反转，他们只是一些不知何时在水中打转又不知何时能够顺流而下的漂浮物而已，是一群被少管所杀死了英雄梦之后的反英雄，“可惜呀，我的朋友，水不在桥下，也没有漫过堤坝，而是包围着我们啊。说真的，它就在这个地方弥漫着。” 这就像一面倒立的镜像，不但里面的人物是反向的，而且全部朝着真实的期待倒立，支撑他们走下去的不是汽车也不是信念，而是再走两步，那又如何。 少年们的人生碎片在故事中不断散开又不断聚拢的同时，五十年代美国文化的碎片，也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不断浮出漩涡。郊县人在享受约翰·韦恩和乡村音乐，城里人要讲究希区柯克和爵士钢琴。托尔斯的叙事里还带着一些凯鲁亚克和金斯堡式的节奏，以隐性的方式构成了五十年代美国文化的全景，不断掠过的文化意象和少年形象若即若离，始终不离这个复杂时代的文化特征：当“迷惘的一代”的深沉终归无望之后，“愤怒与垮掉”的另一代正在崛起，用诗歌和民谣表达控诉和新生。 这便是少年历险中所呈现的宏大文化背景，当林肯公路的起点纽约终于拔地而起的时候，反差也终于来到了顶峰。纽约从来不是精神的颂歌，摩天大楼的高度本质就是仇恨的高度，那光洁的大理石墙壁和中世纪修道院的围墙是一样的本质，分开财富与身份，分开肤色与文化，宣告着财富之庄严，只是更加锋利和高耸罢了。在宛如乡下的内布拉斯加，尽管少年们门第不一，却能时时感受到彼此都在同一副车轮之上，而纽约就像一个判官，要细究所有人的底牌，给出判词。 行文至此，我们就明白了托尔斯何以要不断呈现的另一套和弦，《荷马史诗》与《圣经》，何以要在残酷之前给予适度的安慰。托尔斯不是用絮絮叨叨的尤利西斯故事来做叙事之桥，那实在太老套，已经被无数作家用过。他是在考量来自欧陆的文明之源，究竟多大程度能左右一代少年？它们不时出现，如同梦境，又如同警示，像是要给这混沌世界一点航海者的蔚蓝，还有白帆在彼岸。然而在纽约，这里既没有白帆，也没有黑帆，只有资本的力量闪耀出的金色。如果说内心还有白帆，那早就在种满玉米的内布拉斯加升起了，托斯斯只是将尤利西斯、基督、约翰·韦恩、希区柯克统统汇总到了纽约，他们在故事里起到的真正作用，是让荒诞显得更真实，传说显得更虚妄而已。 既然有人拿回了别墅和信托基金，那就一定有人眼睁睁地看着支票本逐波而去。纽约是一个结论之地，所有的气球都是为了破碎而生。 这是一个不给人希望的故事，是因为它在否认时代之生存，唯有彻底的否认才能让希望诞生。 这又是一个略带希望的故事，虽然一代人的青春抵达林肯公路就已经锈迹斑斑，另一代人的新车却光可鉴人。这是六十年代的洪流滚滚而来。是甲壳虫和披头士的竞速，是反战与爱情的合奏，在另一声枪响之前，他们看起来更像未来。
（此文亦刊发《出版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