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很忙

先生的书信，大致分两部分：与许广平间的通信，及其它。前者单独成集，名《两地书》，后者在人民社版《鲁迅书信》中，再未细分，仅依照时间排列。

书信本就是写给人的，来来往往，极少会只座谈论某一件事，除近况寒暄外，总是想到什么需要说的都会写进去，先生所想表达的思想，在各单行本著作中，均有专门论述，书信间无非略有提及，将它当作杂感来读，欠些意思，倒是用心去体会通信双方间的情感交流，更有些滋味，此时若能看到对方所写内容，应当会更加完满，可惜，可惜。

先说说感想。

一、在那个时代，鲁迅先生比我先前所想象，要忙得多。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先生是作家，也是斗士，更是被迫害者。作为作家，他不断产出作品，后期原创减少，但译介从未断过。作为斗士，他与官僚斗、与军阀斗、与文坛怪像斗、与社会黑暗斗、与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斗，甚至与自己斗。作为被迫害者，他四处奔波，东躲西藏，在夹缝中生存，在压迫中发声。

逐渐，我们又知道了他是文坛的“领袖”，是毋庸置疑的号召者与组织者。他创办刊物全心投入，撰文审稿，为质量忧心。他在文人间穿插联络，如长者提出真知灼见，向需要帮助者伸出援手。他组织文人翻译外国作品，与各社团书局沟通联络，行推荐之职。

从写给宫竹心的信中，可见一斑：“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sketch，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绍介到日报上去。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先生对具体的写作方法，也不吝指导：“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否则，能够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

而除此之外，先生的书信始终在告诉我们，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人……他讨要稿酬而不得，他被孩子烦扰无法写作，他日常应酬耽误时间，他生病无力自感命不久矣……他也想找地方躲个清净，也觉得时间精力不足没能用功做出什么大事……

先生谈及身体时说：“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的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就可停止了罢。”

他一边表示：“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一边又会烦恼：“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给我安静一下，所以我近来的译作，是几乎没有一篇不在焦躁中写成的，这情形大约一时也不能改善。……孩子的幼稚园中，一共只有十多个人，所以还不十分混杂，其实也不过每天去关他四个钟头，好给我清净一下。不过我在担心，怕将来会知道他是谁的孩子。他现在还不知我的名字，一知道，是也许说出去的。”

先生时常感叹：“琐事太多，客也多，工夫都耗去了，一无成绩，真是困苦。将来我想躲起来，每星期只定出日期见一两回客，以便有自己用功的时间，倘这样下去，将要毫无长进。”

又自认为：“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

这一部分，他展现给我们最真实最鲜活的一面，也是书信所独具有的魅力所在。

二、看先生的通信人群，正是文坛群像

书信集，与《集外集》有个共同点，作品年代由老及新，像是又将作者生平过了一遍。年轻时曾通过信的胡适、周作人，逐渐不见踪影。如徐懋庸这样，起初并肩战斗，中道意见相左者，也不在少数，先生的性子，看到朋友身上的问题是定会指出来的。再比如未名社其它五位发起者，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信间情感流露与随时间变化，也颇有意思。到中年专注美术刻本时，与同道中人郑振铎、刻工王冶秋之间的通信，又多了起来。

特别是说到徐懋庸时：“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他的变化，倒不足奇。前些时，是他自己大碰钉子的时候，所以觉得我的“人格好”，现在却已是文艺家协会理事，《文学界》编辑，还有“实际解决”之力，不但自己手里捏着钉子，而且也许是别人的棺材钉了，居移气，养移体，现在之觉得我“不对”，“可笑”，“助长恶劣的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为异的。”

闲时查查这些通信对象的资料，收获很是不少。而历史终究是历史，这其中绝大多数人，即使在互联网中，也已仅留下三言两语而已。

三、以萧军、萧红夫妇为代表的好友通信，最具温情

与他人通信，或激烈，或冷静，或说理，或言事，唯独与好友间，三言两语，可长可短，尽是温情。其中，尤以与萧军、萧红夫妇的信笺，最为朴实动人。

百度百科：1934年6月，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此间，两人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被称赞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1934年11月，萧红、萧军离开青岛抵达上海。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特意将两人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

选些语句，作专门摘录：

341206 致萧军、萧红：“两信均收到。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341210 致萧军、萧红：“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因为生活大抵是苦的），这于战斗是有妨碍的。但是，被压迫的时候，大抵有这现象，我看是不足悲观的。”

350129 致萧军、萧红：“自从弄笔以来，有一种坏习气，就是一样事情开手，不做完就不舒服，也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则必须做到没有力气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还要想到。生活就因此没有规则，而一有规则，即于译作有害，这是很难两全的。还有二层，一是琐事太多，忽而管家务，忽而陪同乡，忽而印书，忽而讨版税；二是著作太杂，忽而做序文，忽而作评论，忽而译外国文。脑子就永是乱七八糟，我恐怕不放笔，就无药可救。”

350209 致萧军、萧红：“来信说近来觉得落寞，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在上海还是一个陌生人，没有生下根去。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如果和较好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也正是落寞的人，被缚住了手脚的。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350412 致萧军：“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

350824 致萧军：“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351004 致萧军：“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

细读发现，直至1935年3月13日，先生仍给二萧同时写信，继以3月17日致信萧红，3月19日致信萧军，此后再也未将二人并列台头。虽说萧红1936年中才东渡日本，但这么看来，感情裂痕早已存在，并于35年3月便分居了吧。

八卦精神永生。

再分析内容。

虽然不好总结，但强行为之，也能有些结论。

一、论自己的创作

鲁迅先生对自己创作的分析和评论，主要反映在他为自己的作品集所作的"小引"、"题记"、"序言"、"后记"、"附记"、"前记"、"自序"以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阿Q正传的成因》等文章里。书信里也零星地散落了先生对自己创作过程和创作成就的许多见解，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类：

1．对作品成因和含义的剖析和诠释。如，因悟出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来阅读《通鉴》，有感于"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而创作出《狂人日记》。《过客》的含义在于，"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过客"之所以谢绝一切布施，是因为"绝望的反抗"，每每易于被"爱"或"感激"吞噬掉；富于感激的人，"容易受别人的牵连"而"不能超然独往";"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所以，"过客"为了避免"感激"的"束缚"，连"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断然谢绝。"。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篇》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2．对自己创作风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作刨根问底的追究。如，"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国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不是'冷'的时候多了"。"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激我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的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

3. 对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某些体会和经验的随意流露。如，"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

4．对自己的创作生涯遭到恶势力的压制和破坏表示愤怒。如，"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数"。"现在很少著作，且被剥夺了发表自由，前年，还曾通缉过我"。"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我连改名发表文章，也还受叭儿的告密"。"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但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现在文网密极，动招罪尤","至于别的稿件，现实无有，因为一者我实不愿贻害刊物，二者不敢与目下作家争衡，故不执笔也"。.

除上述诸方面的内容之外，先生还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所得的经验，指出"在重压之下","一面有人离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军进来，所以前进的还是前进"；主张"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一定有所成就，"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要求初涉文学园地的青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切实地努力下去，就一定会成长起来。

二、论现代文坛

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坛的解剖和批判的专论很多。例如，对林琴南、章士钊等人的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对现代评论派和新月社文人的批判，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在有关"革命文学"问题上的论争，与"左联"某些成员在"两个口号"等方面的意见分歧，等等，都反映出先生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现代文坛的独特见解和如炬目光。书信中并非每字每句均可作为对某些作家或流派的定评，但更多的是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园地里一草一木的真知灼见。

首先，先生对妨害现代文学进步和发展的复古逆流予以猛烈鞭挞。他指出，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文坛，"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出之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此等行径，无异于"还想吃人"。

其次，先生揭露和批判了或明或暗"替反动当局粉饰太平、麻痹群众、镇压革命的那些文艺流派和文学家们助纣为虐的行径。他指出："现代派诸公，是已经和北平诸公中之一部分结合起来了","《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一部分奴性十足的文人墨客接连炮制"嚎丧"诗和"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幽咽"散文之类的东西，企图磨灭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和不平。他对混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这类"诗人""作家"深恶痛绝，指斥他们是"一群蛆虫",在"挂着好看的招牌","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第三，先生通过某些文学社团和作家的变化，反映出黑暗的现实对中国现代文坛的摧残和侵蚀。关于语丝派，他不无痛惜地指出："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心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关于狂飙社和高长虹，他"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狂飙》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并对"狂飙社的人们，似乎都变了曾经最时髦的党了"极为不满。对于早已断交的周作人，他也有所关注，认为他的"五十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惊，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文化专制的重压下，现代文坛的寂寞和空虚。

第四，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左翼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一再出现的左倾幼稚病，鲁迅先生反复地给予批评和纠正。1928年，他严肃指评"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1929年，他再次指出，上海风靡一时的"革命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1933年，他指示在太原处于"开垦时代"的"新文艺"阵营，"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夭折，强调"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1934 年，他又一次指出了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宗派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但空谈之类，是谈不久的，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将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

除此之外，先生还对新诗歌、小品文等现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文学体裁有所分析和评价。主张"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强调"小品文本身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而"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认为国破民穷之际，林语堂等人"必欲作飘逸闲放语"，只能把小品文导入危机，以至灭亡。

三、论古典文学

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述，集中反映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和《古籍序跋集》等专著中。书信虽然只对很少几部古典作品作了一鳞半爪的点评，却已折射出作者睿智的目光。

关于《水浒后传》先生不赞成作者"托古事而改变之，以浇自己块垒"，关于《醒世姻缘》，鲁迅认为它"至多至烦","无非以报应因果之谈，写社会家庭之事"，然而描写"颇仔细"，讽刺"锋利矣"。

关于歌、诗、词、曲，他认为原本都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用，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并以《楚辞》为例，说明《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杨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这些见解，曲折也表达了鲁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思想。

四、论外国文学

先生关于外国文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译文序跋集》和《摩罗诗力说》等作品中。书信对外国文学谈得虽很零碎，却往往深中肯繁。

首先，他认为，要加强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积极地把它们引进到中国来，作为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准备之一。并且要求译介工作扎实，认真，有系统，分步骤，稳重而持久地进行；对于"每一作家，乱译几本之后，就完结了"和翻译工作中"太聪明，又大胆"，求顺而舍信的作法很不满。

其次，把外国文学的译介纳入民族解放，特别是思想启蒙的大洪流来看待，由此确定优先译介的对象。认为就当时中国国情而言，西欧的作家作品离我们相距甚远，"颇多无聊"，而"波兰的《火与剑》或《农民》"等东北欧被压迫民族的以揭露和反抗为主旨的作品可先译。

第三，对某些外国作家作品给予具体分析和评价。如认为果戈理是"老实的","他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等。

五、论美术

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对美术却有着持久的关注。早在 1913年，他就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把美育当作"可以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的利器加以宣传。对于美术，他不是一般的爱好和笼统的宣扬，而是有所选择和大力倡导。对于在中国现代美苑颇为流行的"欧洲十九世纪末的怪画"，他很不以为然；而对于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新兴美术，特别是现代木刻版画艺术，他积极倡导并大力支持，认为它们应该是"为革命所需要的"、表现"现代社会的魂魄"的、和"针砭社会的锢疾"的美术，应该成为"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对于广大民众起着"助成奋斗、向上"的精神的影响。他的美术观和他的文学观在"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这一根本目的上，是完全统一的。他的美术思想非常丰富，比较系统的反映在他为许多中外画册所作的序跋和三四十篇论美术的杂文里面。书信大体上只反映了鲁迅关于现代美术，主要是中国现代木刻艺术的部分意见；但一叶知秋，从中可以窥见先生美术思想的大致轮廓。

关于美术的目的和价值。先生反对孤芳自赏的唯美主义倾向，反对现代美术成为象牙塔里的供品，"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认为"这实在是自杀政策"。在木刻艺术刚刚起步阶段，他就主张"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力也就增大"。可见，在他看来，美术的目的和价值都存在于大众之中，离开了大众，美术也就失去了生命。

关于美术的创作方法。先生反对那些"装鬼脸"的"达达派"和"只是想以'奇'惊人"的"未来派"；认为人物画得"颜面软弱，拳头过大"，令人发生畸形之感"的木刻作品《五一纪念》是"失败之作"。主张师法自然，师法现实生活，在木刻艺术中 杂入静物，风景，各地的风俗，街头风景等。他分析有些青年木刻艺术家并未着力的风景画倒比刻意创作的人物画效果好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然风光容易"熟烂于胸"，而对所表现的人物缺乏全面细致的观察；建议他们多在社会上走动，观察各种各样的人们，从现实人生中发掘美术的表现对象。可见，他提倡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美术创作方法。

关于美术创作的取材问题。先生主张"少年学木刻，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连环图画的材料，"要取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是大众知道的人物，但事迹却不妨有所更改";"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虽然无力表现"太伟大的变动","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他反对某些青年木刻艺术工作者"开手即好大喜功，必欲作品中含有深意，于观者发生效力"而拿来一些自己还不十分熟悉的素材，"勉强制作，画不达意，徒存轮廓"的做法。

关于创作技巧。先生十分重视绘画基本功的训练，要求立志成为木刻艺术家的青年首先要画好素描，从"一花一叶"上下功夫，待"观察多，手法熟"之后，渐作大幅"。至于人物画创作，他还强调要学好人体解剖知识。

另外，先生还在这些写给青年木刻艺术家的书信中，提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并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对于艺术遗产，"不必问是西洋风或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就择其"合宜者"采用过来，但不能"为流行计，特别取了低级趣味之点"，而要选用那些"必须令人能懂，而又有益，也还是艺术"的东西才对。他还明确主张，中国的现代木刻，扩大来看，即中国的现代美术，也应该象中国的现代文学一样，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这样，才能在为本民族更好服务的同时，"为别国所注意"而"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共同财富。

最后，谨以先生一段话作为结束。

350629 致唐英伟：“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