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代女真文字的兴衰
女真文从金朝天辅三年（1119）创制，至1234年随着金朝灭亡迅速衰落，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记录女真族的政治、历史、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价值。
女真族起源于三千多年前的肃慎，其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称呼也在不断变化。汉朝称挹娄，隋唐称靺鞨，宋朝以后称女真。虽然女真族的发展历史较长，但是直到金国成立以前，一直处于有语言、无文字的状态。即便是在重要的军事情报交流中，也是采用“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的原始记事方式。
宋辽时期，女真族逐渐壮大，为了加强控制，契丹对女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措施。将女真族中人数较多的宗族，迁移到辽东半岛，并纳入契丹族，称为“熟女真”。他们开始学习和使用契丹文;而其他留居原地的则被称为“生女真”。辽国后期，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崛起，其首领完颜阿骨打已经能够精通契丹文。1115年灭辽之后，完颜阿骨打从被俘的契丹人中，选出学士向宗族子弟教授契丹文。金国建立后，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创制属于女真族自己的文字也被提上日程。
金国前期，仿照汉人楷字创制女真文字。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天辅三年（1119），两人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展示了《女真字书》。根据考古学者的考证复原，推测《女真字书》中约有女真文字1300个。
随后，《女真字书》在金国推行，是为女真大字。从形成历史来看，女真大字虽然是仿照当时宋朝流行的楷字，但是由于女真族和契丹族的联系密切，契丹文对女真人的影响颇为深远。因此女真文字与契丹文字也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这一点也得到了现代专家的考证，例如从现存的女真文碑刻中，发现女真文字和锦西契丹字、庆陵契丹字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女真大字创制后，由于笔画烦琐，学习难度较大，因此在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阻力。金熙宗召耶鲁进京对女真大字进行简化，并在1138年颁布新的女真小字，在金国全面推广。
金熙宗在位期间，不仅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同时存在，而且由于女真文字的创制时间较短，全面推行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此时的金朝内部，女真文字、契丹文字和汉字均有使用。直至金世宗在位期间，金国国内女真文字的使用人数才接近汉字、契丹文字的使用人数。金章宗即位以后，在明昌二年（1191），规定朝廷公务文书一律使用女真文字，废除契丹文字。在金国的国史院中，罢免契丹编修人员，只保留了女真人、汉人。至此，女真文字正式取代契丹文字，成为金国的官方文字，女真文字进入鼎盛时期。
女真文字的推广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也是女真文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可以自上而下在金国之内，甚至是在中原地区、朝鲜半岛得以使用的根本原因。金国立国以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太宗完颜晟以及金熙宗完颜亶、金章宗完颜璟等，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推广女真文字。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最终实现了女真文字在金国统治范围内的推广使用。
1 兴办女真学校
金太祖时期女真文字创制，但是由于金辽之间仍有战事，女真文字只供皇族子弟学习和使用。金太宗时期，国内政权稳定，宋金之间相对和平，金太宗将工作重心放在女真文字的推广上。其中，学士纥石烈良弼学习宋朝太学制度，在中都（今北京）开班授徒，规模一度达到两三百人。除了皇族子弟外，达官贵人甚至是普通百姓的孩子，也都有机会学习女真文字。金章宗完颜璟在年少时，就已经能够做到“女真人诉事，以女真语问之，汉人诉事，以汉语问之”。可见金朝王室对子女学习女真语的重视。为了让女真文字尽快地推广，金朝还通过兴办女真学校的方式，让更多的女真人有机会学习女真文字。在大定十三年（1173），于京师设女真“六学”，最多可容纳300余人;另外在金朝统治范围内，设置官方学府共22座，最多容纳上千名学员。到金章宗时期，新增节镇学府39处，防御州学府21处，最多可容纳学员2600余人。除了上述官方设立的学府外，在各地还有若干私塾。在官学与私学的共同努力下，较短时间内培养出了大量精通女真文字的青年才俊，一方面促进了女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女真族的历史文化。
2 设立翻译机构
金国与宋朝虽频繁交战，但也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为了学习文化、技术，金世宗于1165年在中都设立“译经所”，主要职责就是将汉字书籍翻译成女真文字。除了“五经”外，还有《史记》《贞观政要》《孟子》《庄子》等中原地区流传较广、知名度较高的书籍。为了保证翻译质量，金世宗选拔了一大批精通女真文字和汉字的学士，例如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著作左郎迪罕缔达、尚书省译史阿鲁等。在金章宗时期，对译经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除了扩大译经所的规模外，还增设了“置弘文院”，侧重于对中原地区农业相关的书籍进行译著，更加追求实用性。
将汉字书籍、文献翻译成为女真文字，在促进汉族与女真族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還带来了其他多方面的影响。从翻译机构的功能上来看，译经所主要译著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其中又以儒家名著居多，例如《论语》《孟子》等。这是因为在金国成立后，历代帝王需要通过宣扬儒家的“忠孝思想”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一推论在《金史》中可以得到印证。《金史》卷八《世宗纪》中记载：“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章宗在位前期，金国的国力达到鼎盛，此时新设的置弘文院侧重于翻译中原地区的农业书籍，旨在促进本国的农业和经济发展。
3 实行女真策选
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金国在仿照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推行了策选制，每年一次。在考试内容上，摒弃了科举制中难度较大的“词赋”和“经义”两科，替换成为实用性较强的“策论”。参与考试的学子，需要对当下的时势、政局等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评选方面，采用了“二审”制度。试卷先由女真族的考官点评，随后由译经所的学士将女真文字翻译成为汉字，让汉族官员审阅，防止出现考核不公正的情况。第一届策论选举于1174年举行，金世宗亲自召见策选进士，以示重视。之后几年，因为生源较少导致策论选举时有中断。金世宗遂令之前选拔的进士到中都及各府教学，考生数量逐年增加，策论选举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完整的策论选举共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乡试、府试、会试和御试。契丹人、汉人等均需依次参加上述四轮考试。女真人可以不参加乡试，直接进入府试。金章宗在位时，太傅徒单克宁谏言“今之猛安谋克其才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谁可御之？”于是金章宗将“骑射”加入策论选举中，所有进士及第者，还需要参加骑射，合格者方可担任官职。
4 推广女真碑刻
女真文字在各类器物上也十分常见，铜镜、铜印、符牌、碑碣等，均有女真文字出现。从现存的女真族文物来看，碑刻是女真文字的一个重要使用领域。在吉林省扶余市出土的《大金得胜陀颂碑》上，石碑正面为女真文字，背面为汉字，共33行627字;在蒙古国出土的《完颜襄记功摩崖碑》上，也采用了女真文字与汉字对译的方式，共9行140字;在山东省蓬莱市出土的《山东蓬莱刻石》上，碑文为七言律诗，共10行170字。现阶段发现的女真文字中，除了书籍外，碑刻是记录女真文字最多的一种载体。但是由于日晒雨淋和风沙侵蚀，很多碑文已经模糊不清，为女真文的识别与留存增加了一定难度。
女真文的渐次衰落
1 女真文在中原地区迅速衰落
女真文字的推广使用是基于金国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采用国家强制、政府引导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在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随着金政权的消亡，女真文字在中原地区迅速衰落。面对源远流长的汉族传统文化，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很快融入其中，女真人改汉姓的情况十分常见。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大多数女真人开始接触并学习儒学。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规定“女真生汉地，同汉人。”进一步消除了中原地区女真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别。同时，忽必烈重视儒学、重用汉官，如董文炳、刘秉忠等，在这一背景下，女真文化逐渐被中原文化同化，女真文字也逐渐在中原地区消失。但是在女真人分布较广、人数较多的东北地区，女真文字仍然有着较为广泛的使用。
2 女真文在东北地区逐渐消亡
元朝初期，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仍然保留着使用女真文字的习惯。为了加强对女真族的管理，元朝在辽阳设中书省，负责管辖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统治范围内推广使用新制蒙古字。重点推广区域为中原地区，并规定“诸番蛮夷峒官，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虽然位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可以按照该规定继续使用女真文字，但是随着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文化、经济交流的不断深入，女真文字的使用人数也在渐渐减少。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成立了遼东都司，并且按照明朝官制，对女真各部的首领进行重新授官，例如部落酋长可授予都督、都指挥，部属可授予千户、百户等官职。同时，尊重女真族的文化习惯，出现了女真文字和汉字并用的情形。设置“女真馆”，除了翻译女真文书外，还负责进行女真文字的教学。因此在明朝前期，女真文字在东北地区的使用仍然较为活跃。明朝中叶，女真族和蒙古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女真人学习蒙古文字，蒙古人学习女真文字的情况比较常见。在汉字、蒙古字的影响下，女真文字虽然没有完全被取代，但是也使得东北地区学习和精通女真文字的人数比例不断下降。清朝建立后，顺治废除女真馆，改四夷馆为四译馆，仅有的女真文字教学机构被撤销。康熙时期，大力推行满语、满文，女真文字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3 女真文在朝鲜半岛的兴与衰
金国建立之初，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互有来往，但是为了交流方便，所用文书均为汉字。金国灭亡以后，女真人蒲鲜万奴在辽东地区建立东真国，女真文字开始传入高丽。元朝后期，辽东地区女真部落与朝鲜王朝之间的经济往来密切;元末至明初，由于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真人迁移至朝鲜半岛。朝鲜王朝顺应形势，专设负责翻译女真文字的“司译院”，除了翻译女真文书外，还负责进行女真学的教学。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中记载：“（在京）女真学为二十人;外方四十人。”司译院选拔译官时，重点考察两方面的能力，分别是“写字”和“译语”。前者是使用女真文字默写文章，后者则是在女真文字和朝鲜文字之间进行互译。随着明朝政权逐渐稳定，朝鲜王朝向明政府纳贡，司译院除了负责女真文字的翻译外，还增加了对汉字、蒙古文字的翻译。在清朝中叶，随着中原地区满文代替女真文字，朝鲜半岛的女真学也逐渐演变为清学，至此女真文字在朝鲜半岛也逐渐消亡，真正成为“死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