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学逐渐祛魅的过程

前言：

当代的民族志总不免地强调自己“作为研究者”、“作为他者”的事实。在论述某一文化现象、社会文化时，总先强调参杂着自己的主观性。这样首先承认了自己视角不足、可能存在偏颇的做法，仿佛成为了一张盾牌，可以免于其它研究者的讨伐。尤其是福柯的微观权力、主体性，萨伊德的东方学等学说影响逐渐扩大的时，民族志的方法论已不仅是介绍如何进入田野、如何收集材料、如何分析材料的文本，已经成为了一种忏悔。学者忏悔自己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主观性，忏悔自己言说的语言、表达的想象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权力关系，忏悔使用了学科内部使用的术语进行转译与阐释。本质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乌云般笼罩着当代民族志。在某种程度上，当代民族志呈现的反思已经成为了一种懦怯。

一、

传统的人类学者，他们以民族志理解与再现这些他者，努力构建一个由事实和个体组成的真实世界，这个双重他者的身份就像一面镜子，激烈地碰撞着自我的知识。《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正是描写着这种语境，而也从未有人类学者将这样的反思摆放在台面上供人讨论。

拉比诺所担任的人类学家并不是如同前人般的客观、冷峻、隐身，她的描写充满着叙事性，清楚地描写自己、摩洛哥人、报道者之间的互动，当中充满着自我反思与自我意识。不论是身为摩洛哥局外人的查理德、亦或是所谓周旋在不同社会圈层之间的易卜拉辛、还是经历更为紧密关系的阿里，他们在向一位人类学者传达关于自我、关于自我所身处文化的知识时，总是需要对自我的文化做出一种自我反思。人类学者顺着他们的提问时，他们又不断地自我反思，进而不断地还原到人类学者想要探寻的主题。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表现这一主题最为贴切的，是第七章——自我意识。这一章的内容是，拉比诺将关于标准伊斯兰教的讨论与村民讨论时，她遭遇的是闪烁其词、简单回复，从而感受到了人们对此类宗教领域的讳莫如深。[[[] Rabinow, P.,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2008: 商务印书馆,第126页.]]村民们不愿谈论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在有所保留或隐瞒，而是他们并不清除地了解这类型的传说。拉比诺的质询促使村民回溯这类传说，而在往后的访谈中以毫不设防的预期为拉比诺清楚地解释这一切。可见，当报道者向人类学者解释自己的知识系统时，他需要将自己的认识以一套可以理解的方式转译，而人类学者在询问、观察和体验的过程中，参与事实的制作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转译，跨文化的事实也随之生成。于是，田野工作中的对象不断在二者的自我反思、自我客体化、陈述下形成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 Rabinow, P.,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2008: 商务印书馆,第145页.]]

在传统的民族志中，民族志将亲属关系、政治结构、经济行为等文化作为本质化的实体，当社会被提取成不同的分支时，民族志展现的是最终的结果。而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中展现的能动性却无人在意。于是，拉比诺以充满电影感、探索感、沉浸式的写作方式，展现她的思考已经不聚焦于民族志的真实与否，而上升至自我认知、自我反思、主体客体等学术概念。

二、

沿着民族志的脉络回溯，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的科学的民族志，它背后的人类学者是注重整体性的学者、是作为权威叙述者在叙述着客观的知识；拉比诺反思民族志的思潮则告诉我们，人类学是非客观的观察者、是一个行动者，而所谓科学的民族志却对自己的科学性秘而不宣；后现代则批判一切能够批判的，作者权威、口头话语、权力与知识等理论跑在了民族志的前头，民族志则在游记、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中徘徊，社会科学、文化批评与人类学交织……可以说，拉比诺的“田野作业反思”说明，民族志并不存在着纯粹的客观描述者；而后现代人类学重新思考“民族志”的概念，是为了面对不断变化的知识景观，是打破学科边界的尝试。

诚然，这样的反思是极具有力量的。可是，它也让民族志的科学性不断地被推翻、重建、再推翻，被卷入权力、知识和话语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志与主体客体的关系浑然不清。回到我在引入部分写下的“在某种程度上，当代民族志呈现的反思已经成为了一种懦怯”。它们面对后现代性的猛烈批判，怯于承认自己的民族志足够科学。所以，批判之后是什么？当理论的大厦轰然倒塌，那么民族志又应该如何跳出本体论的窠臼、逃脱出后现代的乌云？或许，能不能换一种角度理解拉比诺的反思，即“反思”的重点并不在于考量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否，而是旨在说明民族志的知识本就是生产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民族志的主观性并不该表现为一种忏悔，因为这个过程早已预设在了田野调查中，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局部的理解是必然的结果，而人类学者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