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适应：莫言《鳄鱼》的社会学解读

在初读莫言的话剧《鳄鱼》的前三分之一时，观众可能会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失望，误以为作者陷入了创作的停滞。剧中对一位贪官、其妻子、马仔及情妇逃亡至美国后的生活描绘，初看似乎满载刻板印象。莫言的语言风格，粗犷而直接，尽管呈现了他的标志性表达，似乎并未触及更深层次的主题。然而，随着一条鳄鱼的引入，故事逐渐脱离预测的轨迹，呈现出丰富的象征意义。2005年单无惮55岁生日时，做观赏鱼生意的华人老黑送他一条三十厘米长的小鳄鱼作为寿礼，之后他个人心理史的细节及家庭关系的紊乱征象开始披露。他不仅是在描述官场上的贪腐，更是在揭示人性的复杂面。《鳄鱼》的出现，不仅是莫言创作生涯的又一里程碑，也证明了即便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创作热情和能力依然旺盛，继续探索人类欲望的极限及其后果。

莫言向来超越个人欲望的界限进行创作，探索对食物和性的欲望，并将这些欲望置于更宏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之中。例如，在《檀香刑》中，通过对戊戌变法失败者的命运以及中国古代残酷的刑罚制度的描述，莫言将个人欲望的追求放置于国家和社会变迁的广阔背景下。同样，在《酒国》中，他对80至90年代初中国官场腐败和民间重男轻女现象的描绘，不仅展示了社会的暗面，也揭示了贪官污吏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莫言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社会反映论，他以心理学家的敏锐触觉，探讨了个人和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鳄鱼》中，莫言不仅讲述了一个贪官的故事，还借鳄鱼这一象征，探索了官员与其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这种处理方式让人联想到美国剧作家如尤金·奥尼尔、爱德华·阿尔比和亚瑟·米勒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技巧。莫言通过鳄鱼这一在中国当代小说中较为罕见的元素，寓言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商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人类欲望释放后的影响。这又反映了他自己的一种特色。莫言把自己感知到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复杂的阴暗面，放到中国社会变迁的远景上来处理，从而使它既具有个体的微观视点的真实感，同时又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描绘了中国这艘大船在世纪旅程之中的种种波折与反复。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的，现在有一些贪腐、反腐败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小说，已经把腐败官员、落马官员描述成了一种人格类型，仿佛他们在顶风作案和低头认罪的过程之中，没有任何人性的层面可言，仅仅是被一种抽象的贪欲和妄念所主导，没有人性化的色彩，但是莫言却讲述了这些贪官污吏进行令人瞠目结舌的腐败的制度原因和欲望动机。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莫言是一个超出了社会反映论和伦理承诺的心理学家，他不是在为中国的腐败问题对症下药，而是在描述这个过程形成的心理动机。就像他小说中已经被命名的“幻觉现实主义”一样，莫言在这里讲述了一个贪官的故事，但是同时又对单无惮这个角色进行了一种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处理，让人想到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等作品中的象征和表现主义色彩，而“鳄鱼”这种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比较少见的动物在莫言小说中的登场，让人不期然间想到了奥尼尔的毛猿和麦尔维尔小说中的“白鲸”。莫言的这种创作策略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中国拉伯雷”的独特风格和意图。如果读者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看看我摘录的下面这样的话就明白了：“你已经跃出了大鱼缸。因为这鱼缸还不够大，它限制了你的生长，你膨胀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你想到游泳池里去，那也不够大。你应该到湖泊里去，到江河里去到荒草连天的沼泽里去。那里有足够宽敞的空间供你膨胀;那里有丰富的食物，可以满足你野蛮生长的身体的营养需求，蛋白质、维生素、脂肪……”这种关于急速生长和不断自我扩张的描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初几十年近乎肆无忌惮、毫无边界地野蛮扩张的资本主义。这是单无惮在“鳄鱼”面前的对白，也展现了一种只有巴尔扎克在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期才有能力也有机会刻画的资本主义的人格。抛开这种政治经济学背景，他在小说中所树立的这种庞然大物的形象，和他本人既有作品的风格和意象典型是前后一致的。如果说中国是一头巨轮的话，那么成千上万、前赴后继的贪污腐败的官员，可以说是这头巨轮上的成群结队的鳄鱼。莫言没有点明，但是我们应该能够通过这些官员的形象，感知到鳄鱼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急遽商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人类欲望被释放出来之后所产生的影响的寓言。当然，类似的现象在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初期也是始终存在的，而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变得更加昭然若揭。由此，莫言其实描述了一种官场上经常会出现的屡禁不止的人格类型，那就是超出了欲望的笼子、把自己养成一头庞然大物的“鳄鱼们”，在中国共产党官方的政治修辞学中，它们被视为“老虎”（区别于那些仅仅是小贪小腐的“苍蝇”），所以他在剧本中非常魔幻地描述了单无惮这个官员和自己所豢养的鳄鱼之间的相似之处，甚至被他的瓜蔓亲戚“牛布”写成了小说，在小说中后者虚构了单无惮和鳄鱼之间的交配。这种人和动物的交配，似乎也暗示着社会伦理的瓦解和人性的腐烂。我们在阿尔比的《山羊》中看到了另一个剧作家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探讨，在那里，他撕开了中产阶级婚姻的假面具，以自然主义的视角描画了一个中年男人对于情欲的绝望。而在《鳄鱼》中，尽管这种悖反人伦的情节仅仅在牛布的虚构小说中被暗示，但是却也极具张力。牛布的写作，甚至是单无惮的“墨斗鱼”等笔名的调侃，都表明莫言对官场人物的附庸风雅的辛辣讽刺，暗示了他们缺乏真实文人的风骨。在剧本之中，莫言也讲了鳄鱼是一种与自身环境相适应的动物，它所处的鱼缸如果仅仅是一尺见方的地方，那么它就长得很慢。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更大的玻璃柜中，它就会长成庞然大物；如果把它放到了自然的池塘和游泳池，它可能甚至会吃人，会杀死鱼类和其他的动物。正是在这种带有生物学色彩的描述中，莫言讲述了贪官污吏作为一种特定的生物学类型的驱动力，以及他们在权力和制度的角力与约束之间的彼此适应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尽管剧本的前面三分之一部分看上去比较平淡，但是在后面的累积效应之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滔滔不绝、能言善辩的莫言。而这种从最初的平淡到后来的情感和象征性的积聚过程，也让我们想到了爱德华·阿尔比、阿瑟·米勒等美国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作家的写作方式。尽管莫言必将以他小说家的身份被记住，但是《鳄鱼》和《我们的荆轲》这样的作品也毫无疑问表明了他是一个多面手。如果他仅仅创作了这两部话剧，可能不会引起那么多人关注，但是至少也足以被称为剧作家。当然，与莫言在其他的更大体量的长篇小说中构造的那些多声部的人物形象相比，在《鳄鱼》这部作品中，因为核心隐喻的树立，我们能够更加丰富地感知到鳄鱼所对应的官僚单无惮的个性，但是对于其他的角色，情妇、原配夫人、马仔们的生活，却感到形象单薄一点。即使如此，《鳄鱼》这部剧的诞生也将表明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创作之路上，仍然并未放弃自己的写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