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抄

传统儒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决无独立的价值可言。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xx挂帅”、“先红后专”之类口号并不全是新货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过是“士先器识”、“先立其大”的现代变形而已。当然，变形也必然涵蕴着一定程度的歪曲。儒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极端的德性论和功利论往往会走上一个共同的方向，即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因此陆、王的末流和清代的顾、李学派都把知识看作毒药。反智识主义又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反书本知识、反理论知识，或谓其无用，或谓其适成求“道”的障碍；另一个方面则是由于轻视或敌视知识遂进而反知识分子，所谓“书生无用”、“书生不晓事”等等话头即由此而起。陆象山虽有反知识的倾向，但尚不反知识分子，颜习斋则反知识而兼反知识分子。不用说，这两个方面的反智识主义今天都正在以崭新的现代面貌支配着中国的知识界。 （自序P7）

“东原之学，以训诂为始点，故持论如此。简言之，即所谓“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P14）

东原则不然，他是有破有立的，且破即所以为立。在《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中，东原在“破”的一方面指出程、朱言“理”是取自释、老两家而又稍变其指，因而不合六经、孔、孟的原意。而在“立”的一方面，他则重据经传古训，赋予“理”字以新的涵义，建立自己的义理系统。他的最终目的是要用他自得之义理来取代程、朱理学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 （P123）

我们把东原本人的学问观与当时的考证学风这样配合起来看，便可知两者之间出入甚大：东原极重义理，而义理之学则适为一般考证学家所鄙弃不屑道；当时学风以考证足以尽学问之全体，而考证在东原的学术系统中则居于从属的地位，其意义仅限于方法论的层次。惟东原既被尊奉为经学考证的大师，不能不时时周旋甚至依违于考证派之间，以致其正面的议论与其内心之所持守遂不尽能一一吻合无间。 （P148）

宋明理学之折入清代经学考证，其内在线索之一即是程、朱与陆、王两派因义理互争不下，最后遂不得不回到经典原文，以求真是所在。（P228）

现代社会学的始祖孔德(Auguste Comte)便是“实证论”的最重要的倡导人。实证论者相信科学的普遍性：一切知识，除了数学和逻辑以外，如果要具有科学性的话，都必须经过完全相同的基本程序——观察(observation)、概念思考(conceptual reflection)和实证(verification)。观察是搜集大量的事实，概念思考即是用归纳的方法建立通则(general laws)，而实证则是再根据事实来检证所建立的法则的有效性。这其中，自然以观察和概念思考为最基本的两个步骤；因为实证这一步如果发生了问题，其结果仍不过是根据新的事实来修订通则而已。（P274）

所以，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我们不能把明、清之际考据学的兴起解释为一种孤立的方法论的运动，它实与儒学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有着内在的相应性。（P321）

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传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怀特海曾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看作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其真实涵义便在于此。你要专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撇开政治、经济及外面因素不问，也可以讲出一套思想史。从宋明理学到清代经学这一阶段的儒学发展史也可以这样来处理。（P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