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技艺

作为忠实的图书历史研究者，作者记录下了利兰德走进格拉斯顿堡图书馆时的感觉“我还没跨进门口，大量映入眼帘的、不同寻常的古书就令我满怀敬畏，或者说几乎有些慌张地喊出：那一瞬间，我一步都挪不动了。”利兰德所遭遇到的震撼某种意思上可以代表着整个人类面对书籍时的感情。当你某日走进一座教堂图书馆，看到周围的架子上摆满了手稿——很多都是13世纪到15世纪时先哲们的著作，由虔诚的修士呕心沥血缮写而成。装帧精美，保存完善，你被它们包围其中，不由得生出一种神秘而巨大的崇拜之情。

这就是爱书之人内心朴素的情结。它完全出自赤诚，不掺杂一点虚伪。在爱书之人眼中，书籍可代表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包含着一切值得赞美的高尚品德。所以研究保存书籍的历史，为书籍本身写下一本著作，便成为了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本《藏书的艺术》所囊括的图书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700年的尼尼微王国，那里不但有宏伟的空中花园，也有保留在亚述巴尼帕尔的图书馆遗迹（在当时也被称为档案馆）。近期的图书历史叙述到18世纪末，在雷恩爵士的影响下，图书馆的窗户被改在高处，走廊也由拱顶变成了平顶。

当书籍被人类发明出来，它也就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图书馆的发展与书籍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巧妙地同时安排了两条叙事线索，着费更多笔墨的是书籍与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历程，从简陋抄写到精美装帧，从城市点缀到重要学术建筑。偶尔提到的则是人类对书籍与图书馆的态度，这是一种在缮写室莎草纸上若隐若现的尊重，一种在教规中对借书不还之人愤恨的诅咒，一种对公共读者定期开放读物的慷慨，一种取消书链，设计书挡和转椅，增加光线来源，对阅读之人的爱护。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弥漫着关于爱的情感，与那些几百年前的人毫无差别，并不以岁月久远而褪色。

从最早的遗迹来看，几乎所有的书籍贮藏室都与庙宇或宫殿有关。书籍要么作为档案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官方收藏，要么带有某种宗教狂热的感召，演变为教士阶层手中的武器。在亚述人的档案馆里，图书与历代帝王颁布过的法令享有同样地位，由专门的官员负责照看，字版按照系列进行整理以备查询。到了希腊时期，雅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落成，雅典人觉得图书是送给神灵的礼物。这个想法得到了马其顿人的赞同，他们也把坐落在亚历山大港的帕加玛图书馆作为对雅典娜崇高的供奉。

在奥古斯都以前，罗马没有修建过自己的公共图书馆。到了波利奥时期，他把自己的战利品投入图书馆，还发明了“用已逝作家的石膏半身像”作为装饰的传统。他的慷慨引发皇帝本人的浓厚兴趣，奥古斯都为自己一连兴建了两座图书馆——阿波罗图书馆与战神广场图书馆。这里不但供人们阅读，查询，也是文人聚会的好去处。当日习俗新书一经出版就会被送到这里，所以彼时罗马作家也以图书馆收集自己的多少种著作为荣。

如今考古证据证明，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前，罗马可能已经存在许多私人图书馆，但论及规模与容量，公共图书馆显然更胜一筹。罗马的公共图书馆主要存放希腊语和拉丁语著作，它们要么使用莎草纸，要么使用羊皮纸，大多采用“卷”的方式标注。如果书籍格外珍贵，还会有配套“封套”，在需要运输时放进专用盒子里，精心涂抹上雪松油以防止纸张变脆。

那个时代人们对图书的观念很多也随着时间流传到后世。像塞内加就认为书不宜买的太多，在一定的限制之内才是合理的。理由是如果书的主人连书名都没时间看上一眼，坐拥无尽藏书又有何意义？在图书馆的建设上，贴心的建筑师拒绝采用镀金天花板，因为金子的光辉会伤害眼睛，换成云母大理石，这样绿色石板就会安抚读者因阅读劳累的视力。

在读者群体的构成当中，修士永远处于最显眼的那一类，他们也可算作社会各阶级中最早接触知识的一群人。修士们总是习惯把书籍存放在他们聚会做礼拜的地方，与法衣，圣器的待遇一视同仁。如果用于教诲，劝谕的著作越来越多，那么事实上修道院总是会渐渐形成一个专门存放书籍的内部图书馆。这并非人类智识的刻意为之，倒像是上帝暗中给人类的某种指引。从圣本尼迪克特到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会先贤们总是鼓励并力劝人们读书。

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圣本尼迪克特清规》便得以公布，在那个时代考虑到搜集图书，制作图书，管理图书的难度很大，清规在如何借阅图书，如何爱护图书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书籍管理员通常也被人尊称为“书籍的保管人”。在方济各看来，拥有书籍的一大目的就是要拿出来分享，修士把收藏的图书分为两类：给弟兄们的书（可以借阅）和收藏起来的书（禁止借阅），前一类书教会鼓励普通信众前来借阅，当然你要有足够的抵押品，而且承诺给予书籍足够的爱护，如果胆敢借书不还或者污浊损毁，那么之前积攒的善行就会消失不见，随之而来的是教会对你的诅咒。

按照惯例，修道院的年收入会定期分拨一部分给内部图书馆，用于修补，制作图书和购买羊皮纸。捐书者会受到热烈欢迎，修士们要专门举行特殊仪式来颂扬这种善举。但这仅限于经济条件比较充裕的修道院，并非所有修道院都配备有图书馆，有些缺乏资金，有些缺乏土地，更有的只是因为院长本人不爱研读。考古证据证明，在英国如果一间修道院公元9世纪时藏书能够达到500-700卷的规模，那么最迟到15世纪就要加盖专门的图书馆，这类工程最低耗费都在1200英镑以上，而且只要形成藏书的爱好，速度就会不断增长。从遗留下来的图纸能够看出，当时建筑师会把修道院回廊分割成一排小隔间，这里也被称为“缮写室”。是抄写，制作图书的主要地方，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这里总是挤满了辛勤劳动的修士。

在修道院藏书体系持续了700年以后，学院体系开始蓬勃发展，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但相互之间联系很深。大学里的图书馆管理规章随处可见对修道院体系的致敬。比如学院图书馆出借时也需要读者提供高价的抵押品，在一份留下来的古老规定中显示，如果故意借书不还，就会失去社团成员资格，甚至会被剥夺当年选择书籍的所有权利。看书的地方（也叫阅览台装置）通常会人为隔开，形成隔间装置，这种方式据说也借鉴于更古老的修道院内部陈设。

如果说学院派图书馆还有什么自己的创新，窗户尺寸应该算作一项改进。整体而言，学院图书馆的窗户更密，间距更小，这似乎是为了光线更加畅通无阻地进入房间。另外可以说的便是书链设计，有据可查的书链最早发明于15世纪，万灵学院创始人亨利·齐契利明确规定特定主题的书籍必须“用铁链拴住”，这种动机有可能来自于捐献者的意愿，也有可能是院长，副院长的指令。书链长约12英寸，由细长的锻铁环连接而成，其中一端套在铁链杆上，另一侧则用铆钉固定在书本结实的封面上。

如果书籍平时直立在架子上，管理者就会改用一片长条形的扁平铜片钉在书籍左侧封面上，并在铜片的前端留有一个精巧的铁环连接铁链，如果书架过宽，最多时会配有三根铁链杆用来滑动铁环。每个横杆上的书链长度都会有细微差别，最常见的大致为3英尺4英寸，或者3英尺6英寸。这种连接方法持续数百年，它的弊端在于铁环和铆钉的制作通常粗糙，会划伤封面书页，另外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生锈，弄脏图书。

在作者看来，修道院图书馆就是中世纪的公共图书馆，更大规模的修道院还是这个地区文化与教育的中心，更兼有学校的功能，甚至还是科学技术产生萌芽的地方。教皇图书馆中留有一张绘制于1478年，被精心安装了框架的世界地图，此外还保留有一个天球仪，一个地球仪。很容易想象当时一定会有热爱阅读的人站在这里，一手持书，眼睛盯住这些仪器，企图更加理解这个世界。

哪怕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浪潮在欧洲愈演愈烈，“破坏圣像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修道院与教堂的图书馆也没有被完全摧毁。保留下来的图书馆适时进行改革，他们尝试着取消书链，鼓励自由阅读。之所以如此改变，或许也是因为印刷术的流行，制作一本书的成本降低了许多。书籍被更加容易的制作出来，这造成了图书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由此倒逼图书馆领导者考虑重新布置陈设，改进他们的书柜。风靡一时的新方法叫“墙面装置”，这是一种创新，将改变样式的书柜靠墙摆放。虽然之前书柜也会靠墙，但这次的变化是以墙面长度限定书柜数量。隔间与书桌也相应的做着改变，用书柜延展出来的空间保持了一定的私密感，书桌被设计成圆形和多边形，有些可以旋转，另外有些还配备有书挡，读者暂时离开也不会担心忘记页数。

在本书的一开始，作者花费诸多笔墨介绍了古代藏书家们是如何保护自己图书的，事实上一直到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都是十分罕见又珍贵的物品，私人藏书通常会被存放在书箱内秘不示人，有旅行需要的藏书家甚至会带着自己的书箱一起上路。这并非单纯出于保护私财的目的，更多时候则出于热爱之情，令人嫉妒关怀之心。

图书的书写，制作成本高昂，犹如艺术品令人珍视。更重要的是在这其中融入了整个人类的意识与感觉，体现着人类的智慧与仁慈。当一个平凡的人手握一本来自古代的书，他马上会体会到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似乎感受到自己与那些同样阅读过这本书的伟大学者们近在咫尺，这种感触只会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愈加浓烈。

同样当一个人走入一间图书馆，他发现现代作者的著作与昔日作者的著作摆在一起，20世纪的书架与中世纪的书架并肩而立，他也会由此看到过去，看到现在，看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