骥村

读了关于骥村的几篇论文。

书名副标题“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可从“诉苦”一文中提出的以下问题切入：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是如何与几乎全文盲的农民建立联系的？农民的国家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认为，将农民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提炼，使其穿越日常生活层面，与阶级的框架并进，从而与国家的框架建立起联系，即将“生活苦”提升为“阶级苦”。在农民的内心世界中，这就是自己与国家关系的基础，这个过程是植根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

个人比较认同这个看法。

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文中，作者关注仪式的重要性。

对于务实和虔诚的中国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实践，而最有效的权力实践方式可能是仪式化的行动。

在作者调查的骥村，49年以前，国家的礼治（仪式）秩序通过马氏地主集团在普通农家的生活中发生作用。一个例子是，该村普通人家大多围绕着地主的生活谋取生计，所以该村大多数村民很爱干净，即使相当匮乏的家庭也收拾得桌明几净。

当革命权力深入到村落之后，仪式并非不复存在，只是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被作为权力技术的仪式所替代，“运动”即包含大量的仪式性表演和象征形式，可对比改开后恢复的骥村祈雨仪式中的抬龙王（已越来越成为当地生活中的大事）。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仅仅限于乡土社会，在这一点上，国家与社会的划分界限发生了模糊，统治意识形态与地方性知识的边界也不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