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牵绊的母亲

指导手册、育儿杂志和综合性的文化趣味已汇聚到一起，把养育孩子的期望值提得如此之高，即使是全职家庭主妇也很难满足这样的期望。

不仅是美国家庭，对我们来说，从迭代的育儿博主，到海量的育儿书籍，铺天盖地的育儿咨询与知识所带来的“知识爆炸”之境遇，是相似的。

某种意义上，书中家庭在育儿时遇到的困境，保姆/换工的择选标准及顾虑，“母职”界限的维护与定义等等，都极易让人感同身受。

比如，书中雇主母亲对母亲工作所感受的责任感，及因为既不能打破职业天花板又不能在育儿中全方位投入，所陷入的困境，“她们被夹在密集母职意识形态的文化压力和男性模式职业的刚性结构之间”。

比如，母亲通过选择保姆的特征、类型（和种族）来把保姆工具化为育儿素质的同时，也在确保孩子能够通过这种或者与自己母亲相似、或者经过严选的看护素质及文化资本，而获得母亲和代理母亲的无缝衔接的育儿。

......

同时，作者也关注到保姆和换工一方的说法及述求，包括并不仅限于她们对劳动分工要求而产生的判断与压力，她们的情感价值、技能价值被认可和重视与否的意义......

最后，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们能够意识到育儿现状对“母亲”、“代理母亲”、“密集母职”的要求竟然如此之高，但是访谈中的父亲通常是缺位的，无论是父亲的出场还是参与，都仅出现在极其少的场合中（并与当下讨论的议题发生极弱关联），而这个议题本身无论是大标题“Shadow Mothers（影子母亲）”还是副标题“Mothering（育儿）”亦同样不能脱离对母亲本身的着重关注。

作者也写道，

我的研究表明，除非上班族妈妈能够接受密集母职的文化逻辑及其所带来的焦虑，否则即使大大提升男性的育儿参与度，也不太可能成为一种解决方案。毕竟，当保姆为雇主减少了许多育儿时间并在情感上与孩子亲近时，母亲们往往会感到威胁更大、更不快乐。她们没有感到解脱和放松，而是变得控制欲过强、不切实际。父亲们可能也发现，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并没有为自己与配偶的关系带来期待中的直接回报。和许多保姆一样，这些男人可能会退出，也可能会争夺控制权。我的研究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它确实表明了这类研究的价值。就家庭中的性别平等问题而言，我的研究结果不只是暗示性的，它毫无疑问地表明，要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需要广泛的文化变革，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谈判。

毫无疑问，只要地位再生产工作依然处于育儿的核心，密集母职意识形态就将始终牵绊着更多的母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