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俄)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翻译:刘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在《译者前言——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述评》中,刘宁介绍道,(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 )维谢洛夫斯基活跃在19世纪下半页到20世纪初,在俄国文艺史中属于俄国学院派,或者文化历史学派,他受西方泰纳等人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美学观点影响较深,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诗学,也反对资产阶级以及贵族阶级的文艺,认为历史文化学的研究的重心,应该转向人民群众的生活,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揭示历史进程的隐秘动因,并且要求在评价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时,要看他们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要求和进步运动的态度,以及他们身上在多大程度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进步的愿望。此外,维谢洛夫斯基还强调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面向实际,兼容东西方。反对把地域性同世界性、人类性割裂开来。强调比较研究的总体性关照。第7页。
译者前言还指出,西方的诗学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主要是由古典文学范本推导出一系列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规则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模式,而并不对文学样式的起源和演变作历史的考察和评价。但是维谢洛夫斯基构想的历史诗学却要考察多民族文学样式的起源,以及在历史之中的演变,总结出一些共同的现象和规律,提出在人类历史上形成过一些比较稳定的诗歌的格式,比如史诗,抒情诗,戏剧等,此外还有情节、修饰语、韵律等艺术手段。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艺术形式的演变不是简单地随着新思想内容而不断创造新的艺术样式,而是后人在新的思想内容和社会生活面前,不断对传统的艺术手法和艺术样式加以利用和改造,是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第10页。指出诗歌起源于原始社会中的混合艺术,这种混合艺术是一种集体行为,包括舞蹈,唱歌,语言念诵等,起初歌词的创作属于偶尔为之的即兴活动,在混合艺术实践活动中并不突出,任何个人的悲欢都消融在集体艺术的合唱之中。但随着礼仪和祭祀等活动的出现,歌词和语言变得重要起来,即兴的念诵开始被赋予更多的意义,因此古代诗歌从这里开始萌芽。“关键性的进步是随之出现的领唱……主题和故事由领唱者吟诵和演唱,而合唱队则进行伴唱,轮唱,形成某种对话,于是相互补充的诗节交替编织成一种抒情叙事诗歌。在此基础上逐步演化出专门的叙事诗。由于后代对神话传说和祖辈英雄业绩的兴趣日益增长,代代相传的各种抒情叙事歌曲按照传说的年代顺序或根据故事的内在结构而编织在一起,形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比较稳定的叙事格式和风格。这样就出现了叙事诗体裁”。第11-12页。至于抒情诗的胚芽,同样源自原始社会的混合艺术,主要来自合唱歌曲中情感激昂的因素,如合唱中的呼喊,作为“集体情绪”的表达的欢呼和悲叹等。抒情诗的最简单形式是即兴的两句诗或四句诗。随着原始氏族,村社组织的瓦解,阶层、集团的分化,个人意识逐渐苏醒和发展,在这一基础上表达个人主观情感的抒情诗开始形成。因此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抒情诗是在叙事诗后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因为抒情诗要求个人意识和社会关系更深刻的分化。第12页。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戏剧体的起源最为复杂,他反对黑格尔认为的戏剧是史诗的客观性与抒情诗的主观性相互渗透的产物,经过研究,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戏剧体裁可以从很多面来探讨起起源。有的戏剧从礼仪合唱中演化出来,那这类戏剧要受神话传说的限制,形成对白与歌舞交织的形式,像印度的歌舞戏剧。如果戏剧是在祭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便同祭祀分开,由神话的人化与人道的内容滋生出各种精神兴趣,提出道德秩序、内部斗争、命运和责任等问题,从而形成富有悲剧意味的戏剧冲突,像古希腊悲剧。但是古希腊喜剧则来自农村祭祀酒神时所唱的生殖器崇拜歌曲,模仿礼仪的合唱形式,其中既没有神话的情节,也没有理想化了的形象,只有来自世俗生活中人物的性格和情势,随后被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某种主题串联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富于喜剧性的戏剧冲突,带有一种狂欢化的风格特征。第12页。古希腊的戏剧由于脱胎于祭祀环节,因此戏剧在古希腊观众的心目中往往比较神圣严肃,但中国和印度古代的戏剧,往往脱胎于民间的说唱和歌舞表演,带有世俗气难入大雅之堂,因此戏班子地位较低。
此外,维谢洛夫斯基还注重研究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母题和情节,他把“母题”理解为最简单的叙事单位,里面投射出原始思维模式或日常生活观察所提的各种不同问题。在人类发展最初阶段,在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心理的条件相似或相同时候,一些母题会自主地产生,并表现出相似的特点。至于更复杂的母题组合,就形成了“情节”。情节是一些较为复杂的模式,其透露出人们生活中某些共有的经历、思维活动和感情通路。因此在文学作品的起源这里,母题是第一性的,它直接源于原始的混合艺术,而情节则是对母题进行加工组合变形拓展的产物,因此情节属于创作活动,通过情节,追溯母题的做法,在维谢洛夫斯基这里被称作“情节诗学”,对后来的俄苏形式主义的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等人的散文理论,叙事学中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叙事结构分析,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第13-14页。
在此外,历史诗学还注重研究诗歌的语言风格。传统诗学理论认为,诗歌和散文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诗歌更富于形象性、韵律感和表现力。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每个词在它被启用的初期都带有比喻性和新奇性,只不过随着文化的积累,许多词变成常识,变得平常和稳固,因此诗歌中的语言为了保持自身的形式感和陌生化,就要创造修饰语,并且不断对这些修饰语进行翻新,因此会造成同义反复。其中一些修饰语代表着产生它的那个年代的社会习俗,现实感知虽然后世产生了变化,修饰语不再像当初那么有效,但是由此正好反映出诗歌在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修饰语的历史就是一部缩写版的诗歌风格史”,历史诗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研究比较各民族文学中修饰语演变的历史,提出诗歌风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第14-15页。
维谢洛夫斯基这种较为客观,从事实出发,以人民大众的文化取向为重心的诗学研究,被后来俄苏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评论有过显著贡献的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高尔基等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批判性地吸收和改造了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普列汉诺夫首次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深入探讨和揭示劳动在审美和艺术起源中的作用,论证了艺术和社会生活、社会实践,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的辩证关系,解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形成、发展和更迭中的地位与作用。第18页。
此外,刘宁的译者前言中还提到,在1920年代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界一度盛行起来的所谓“庸俗社会学”倾向,所谓庸俗社会学,是一种在文学和史学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庸俗解释现象的观点。像俄苏文艺评论家弗·马·弗里契主要根据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观点,着力揭示文学艺术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发展过程的“社会经济的决定因素”,但又一味把文艺的风格形式与社会的、阶级的风格简单地等同起来,强调“每一种风格都可以从更迭、阶级统治的兴衰直接相联系,因而在方法论上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观念之中”。第23页。此外,彼·瓦·彼列威尔泽夫同样主张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来探讨文艺发展的规律性,并据以建立一种能够用社会存在直接阐明体裁、结构、人物肖像、风景描写、艺术语言等风格因素的诗学体系。他反对形式主义学派和传记研究的方法,又简单地主张直接用作者的阶级地位、生活方式来解释文艺作品及其风格特征,从而陷入庸俗社会学观点。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狭隘、片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和列宁反映论的基本原理,也违背了俄国文化历史学派,尤其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优良传统。第23页。
在1930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界形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家独大的局面,只有巴赫金、普罗普等少数文艺研究者坚持维谢洛夫斯基开创的历史诗学研究路线,1920年代,巴赫金就批评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两种文艺思潮,反对割裂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强调文学不是“社会存在”“阶级意识”的“等价物”,而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样式的社会审美特性和历史演变规律。
在本书收录的维谢洛夫斯基所写的《历史诗学导论(问题与答案)》这篇文章中,维谢洛夫斯基指出,欧洲古代的长篇叙事诗,由当时一些比较鲜明的事件,氏族或部族的战斗业绩引起,歌颂英雄们,歌颂全族荣誉的体现者。于是史诗开始流传,里面既有集体民间歌谣、叙事诗的性质,也能显示出个人构思的结构的完整性,同时也具有一种匿名性,非个人的风格,比如荷马史诗还有法国古代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两者都具有历史传说的内容。因此像荷马史诗和法国古代英雄史诗诞生流传的这一时期,已经有了个人的创作活动,但创作者没有自己的个人创作意识,也就是说,创作史诗的个人,是在被集体而创作,而不是为自己,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能动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身上的诗歌才能并非来自本人,而是外来的赏赐,诗在酒精、药物等作用下,缪斯女神的魔力所致,作诗的诗人是被神鬼附体的人,因此荷马史诗和法国古代英雄史诗基本是匿名的,不是个人创作的,“民间史诗就像中世纪的寺院一样,都是匿名的”。第28页。关于史诗或者长篇英雄叙事诗中的历史,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所谓历史的,其含义并不在于其中描写了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在于它通过过去的形式表达了现今人民的情绪”。第29页。因此,维谢洛夫斯基总结出现大型人民史诗的条件是:“缺乏个人创作意识的个人诗歌活动,要求在诗歌中得到表现的民间诗意的自我意识的高昂;以往诗歌传统以及类型形象的延续性,这些类型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在内容上发生变化。无论什么原因,这要这些条件不相符,民间史诗的产生就是不可思议的。”第29页。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如果诗人的个性过早地发展起来,那么他对于祖国与民族的历史就会有个性的评价,对历史往事的回忆也会因人而异,诗人的个性不可能和整个民族的鉴赏力、价值观调和一致,不会有“热情与理想的共同土壤”。第29页。总结起来就是,史诗虽然是具有诗歌创作天才的个人收集创作,但他是在代笔,自我没有觉醒,呈现的是民族自我意识,而不是个人自我意识。参见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