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记
“你为什么会想到写凉山彝族?”
2024年2月,我到凉山,聊起这部小说时(当时即将下印),第一次见面的一位彝族朋友这样问我。那几天里,一模一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几次。提问者和我并不熟悉,因此我通常会回答,我是学人类学的,过去许多年里一直对非汉语族群保持关注;或者,我会开始讲述 2017 年第一次进凉山时的见闻和感受。这些朋友——有彝族,有汉族,有的年长,有的是我的同代人——听完后,大多解除了好奇,然而我总对自己的回答感到隐隐的不满,无论我回答得多么真诚。这种不满还不仅仅由于我未从文学本身来谈作品的缘故。后来我想到(还算及时!),所有这些第一次认识我、听说了这部小说但没读过的朋友们,也许将是我的读者。我应该利用最后修订这篇后记的机会,更充分完整地说出我的想法。
我想,与我相遇的陌生人如此提问,大概是因为敏感于一种汉彝有别的距离。作为汉语写作者的我,或许也首先被看作一个外来者,需要缩小由诸种外部差异(语言、历史、文化风俗、族群认同,等等)构成的距离,才能真正获得对作为“他者”的彝族的处境的事实性理解,并且,只有越来越努力地深入这种理解,才能写得越“真”,越“准确”。这是任何一种跨出个人经验的实践行动通常会遵循的过程,所谓“理解他者”。但回想起来,我的创作并未全然依从这一规律。
早在2016年,我读了几本有关民主改革前的凉山的书,其中一本是林耀华的《凉山夷家》。书中有关一位考察团翻译员汉人王举嵩的生平文字吸引了我。民国八年(1919年),彝人攻陷边城山棱岗时,王举嵩父亲作为守城军人准备殉职,安排儿子一同自缢,王举嵩却被彝人救下,掳进山中,在彝地生活了二十年。两页之间,林耀华对王举嵩的经历仅仅做了简短而外在的概括。对他的遭遇的想象让我着迷。(不久后我了解到,在当时当地,此类遭遇并不罕见。)在两种彼此敌对的文化的夹缝中(且正值乱世),这个在“敌人”手下死而复生的少年,如何在被迫迈过界线后继续生存下去,如何理解他自身的矛盾? 这一切关乎存在,而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乎意义的自我叙事。我给这个彝地俘虏取名“铁哈”,他成为《大地中心的人》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围绕这个迷途的人,想象的工作开始启动,有些部分,甚至是铁哈在领着我往下写。
为了使铁哈,也使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成为活生生的人,需要一整个活生生的世界,因此我开始做相关阅读,参阅大量的资料(能找到的汉语的彝族相关书籍),2017年也在凉山走了一个月。这些当然是为了理解过去那段历史,但也是为了跳出故事编织它自身的方式,寻找我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摆脱现实的重力,轻捷进出于所掌握的事实,“用了解到的因果去撒谎”(略萨谈《世界末日之战》)。
创作如果不能以独有的目光再造现实,便一文不值。小说的说服力靠的不是再现现实(那通常只能带来最平庸的作品),而是靠作者施展以假乱真的戏法 , 并借此挑战贫瘠僵硬的现实逻辑要求人作出的种种妥协。即使参照了某段真实的历史时空,这部小说也是由生活在今天的我,向着今天的读者而写;小说中诸多人物的追问与行动,也决不是今天的读者无法理解的。
书中的“凉山”是我的虚构,是人的存在及困境展开其命运的实验地,也是语言展开其命运的所在。我创造出的所有角色都在接近我自身——他们的灵魂与我的并不相异,同样的复杂,犹豫,矛盾重重;和我一样,局限性镌刻在几乎每个人物的身上,其绝望和希望都如此。
因此,这本书不该被当作一份彝族说明书来读。我也并未试图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像一个彝族人,来消除向我提问的人指出的那段“距离”。这一理解同样来自我受过的人文学教育。我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不相信任何居于某种他者文化核心处的,纯粹恒定、不可被理解的本质性差异。我警惕对他者的还原,既然我自己无法接受一种还原论视角下的自我。
“你为什么会想到写凉山彝族?”现在是我在继续问自己。我担心一味强调艺术的自主权,仍不是回答的全部。我记得,2016年我开始读有关凉山的史料时,并非一时兴起,我选择了接纳当时那个时空的真实存在,寻觅其中蕴藏的催生创作的线索。想象的起飞姿势,仍然接受了大地重力对它的最初校准。所以准确地说,这部小说呈现的是一次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想象力工作。
这种双重性质的工作也并非文学和艺术独有。凉山彝族送灵仪式上的《指路经》中,有一条引导亡者灵魂出山、回归祖地的漫长路线,从每一位死者生前居住的村寨出发,亡灵将在重重山地中跋涉,直到跨过美姑河,经雷波出凉山,最后抵达云南昭通。如同文学创作,《指路经》也是一种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想象力工作。世世代代的毕摩都在仪式上借助这份文本, 一遍遍地从头开始创建神灵鬼怪的世界,借此扭转整个山地的现实——疾病得以治愈,亡灵获得安抚。赋予这类实践奇迹般的效果的那种技艺,是我努力学习着的。
现在,告别这部作品已经三年(我于2018年至2021年写完了它),其中的人物更真实了。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如同一切活过又死去的人,曾在世界的一角存在过,与我亲近,并有着值得被留存的记忆。为了他们,我正在写第二部,作为《大地中心的人》的续篇。
最后,我想致谢为我2017年冬天的凉山之行提供便利和帮助的朋友,拉玛伊佐、孙阿木、马吉石子。感谢阿牛史日先生和吉郎伍野先生,他们与我分享了尚未正式出版的彝族经文的汉译文本。也感谢雷波县苏杰兵先生分享彝族歌谣《吙罗夺》的汉译抄本,给《“没有什么希望”之歌》的歌词提供了参考,这份奇特的文本当时以油印本的形式存于雷波彝学会档案室,未署汉译者姓名。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丈夫王炜,承担了许多具体琐碎的家务和带娃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难以想象我在怀孕及成为母亲的第一年中, 可以写完最后四章。不过,孕育生命的过程与写作有相似之处,却又绝然不同,希望更多人能理解这一点,这样,也许他们就不会一再重复“生孩子是女性能做出的最好创造”之类的判词。
写于 2021 年 10 月 修改于 2024 年 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