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记

“你为什么会想到写凉山彝族？”

2024年2月，我到凉山，聊起这部小说时（当时即将下印），第一次见面的一位彝族朋友这样问我。那几天里，一模一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几次。提问者和我并不熟悉，因此我通常会回答，我是学人类学的，过去许多年里一直对非汉语族群保持关注；或者，我会开始讲述 2017 年第一次进凉山时的见闻和感受。这些朋友——有彝族，有汉族，有的年长，有的是我的同代人——听完后，大多解除了好奇，然而我总对自己的回答感到隐隐的不满，无论我回答得多么真诚。这种不满还不仅仅由于我未从文学本身来谈作品的缘故。后来我想到（还算及时！），所有这些第一次认识我、听说了这部小说但没读过的朋友们，也许将是我的读者。我应该利用最后修订这篇后记的机会，更充分完整地说出我的想法。

我想，与我相遇的陌生人如此提问，大概是因为敏感于一种汉彝有别的距离。作为汉语写作者的我，或许也首先被看作一个外来者，需要缩小由诸种外部差异（语言、历史、文化风俗、族群认同，等等）构成的距离，才能真正获得对作为“他者”的彝族的处境的事实性理解，并且，只有越来越努力地深入这种理解，才能写得越“真”，越“准确”。这是任何一种跨出个人经验的实践行动通常会遵循的过程，所谓“理解他者”。但回想起来，我的创作并未全然依从这一规律。

早在2016年，我读了几本有关民主改革前的凉山的书，其中一本是林耀华的《凉山夷家》。书中有关一位考察团翻译员汉人王举嵩的生平文字吸引了我。民国八年（1919年），彝人攻陷边城山棱岗时，王举嵩父亲作为守城军人准备殉职，安排儿子一同自缢，王举嵩却被彝人救下，掳进山中，在彝地生活了二十年。两页之间，林耀华对王举嵩的经历仅仅做了简短而外在的概括。对他的遭遇的想象让我着迷。（不久后我了解到，在当时当地，此类遭遇并不罕见。）在两种彼此敌对的文化的夹缝中（且正值乱世），这个在“敌人”手下死而复生的少年，如何在被迫迈过界线后继续生存下去，如何理解他自身的矛盾？ 这一切关乎存在，而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乎意义的自我叙事。我给这个彝地俘虏取名“铁哈”，他成为《大地中心的人》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围绕这个迷途的人，想象的工作开始启动，有些部分，甚至是铁哈在领着我往下写。

为了使铁哈，也使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成为活生生的人，需要一整个活生生的世界，因此我开始做相关阅读，参阅大量的资料（能找到的汉语的彝族相关书籍），2017年也在凉山走了一个月。这些当然是为了理解过去那段历史，但也是为了跳出故事编织它自身的方式，寻找我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摆脱现实的重力，轻捷进出于所掌握的事实，“用了解到的因果去撒谎”（略萨谈《世界末日之战》）。

创作如果不能以独有的目光再造现实，便一文不值。小说的说服力靠的不是再现现实（那通常只能带来最平庸的作品），而是靠作者施展以假乱真的戏法 , 并借此挑战贫瘠僵硬的现实逻辑要求人作出的种种妥协。即使参照了某段真实的历史时空，这部小说也是由生活在今天的我，向着今天的读者而写；小说中诸多人物的追问与行动，也决不是今天的读者无法理解的。

书中的“凉山”是我的虚构，是人的存在及困境展开其命运的实验地，也是语言展开其命运的所在。我创造出的所有角色都在接近我自身——他们的灵魂与我的并不相异，同样的复杂，犹豫，矛盾重重；和我一样，局限性镌刻在几乎每个人物的身上，其绝望和希望都如此。

因此，这本书不该被当作一份彝族说明书来读。我也并未试图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像一个彝族人，来消除向我提问的人指出的那段“距离”。这一理解同样来自我受过的人文学教育。我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不相信任何居于某种他者文化核心处的，纯粹恒定、不可被理解的本质性差异。我警惕对他者的还原，既然我自己无法接受一种还原论视角下的自我。

“你为什么会想到写凉山彝族？”现在是我在继续问自己。我担心一味强调艺术的自主权，仍不是回答的全部。我记得，2016年我开始读有关凉山的史料时，并非一时兴起，我选择了接纳当时那个时空的真实存在，寻觅其中蕴藏的催生创作的线索。想象的起飞姿势，仍然接受了大地重力对它的最初校准。所以准确地说，这部小说呈现的是一次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想象力工作。

这种双重性质的工作也并非文学和艺术独有。凉山彝族送灵仪式上的《指路经》中，有一条引导亡者灵魂出山、回归祖地的漫长路线，从每一位死者生前居住的村寨出发，亡灵将在重重山地中跋涉，直到跨过美姑河，经雷波出凉山，最后抵达云南昭通。如同文学创作，《指路经》也是一种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想象力工作。世世代代的毕摩都在仪式上借助这份文本， 一遍遍地从头开始创建神灵鬼怪的世界，借此扭转整个山地的现实——疾病得以治愈，亡灵获得安抚。赋予这类实践奇迹般的效果的那种技艺，是我努力学习着的。

现在，告别这部作品已经三年（我于2018年至2021年写完了它），其中的人物更真实了。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如同一切活过又死去的人，曾在世界的一角存在过，与我亲近，并有着值得被留存的记忆。为了他们，我正在写第二部，作为《大地中心的人》的续篇。

最后，我想致谢为我2017年冬天的凉山之行提供便利和帮助的朋友，拉玛伊佐、孙阿木、马吉石子。感谢阿牛史日先生和吉郎伍野先生，他们与我分享了尚未正式出版的彝族经文的汉译文本。也感谢雷波县苏杰兵先生分享彝族歌谣《吙罗夺》的汉译抄本，给《“没有什么希望”之歌》的歌词提供了参考，这份奇特的文本当时以油印本的形式存于雷波彝学会档案室，未署汉译者姓名。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丈夫王炜，承担了许多具体琐碎的家务和带娃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难以想象我在怀孕及成为母亲的第一年中， 可以写完最后四章。不过，孕育生命的过程与写作有相似之处，却又绝然不同，希望更多人能理解这一点，这样，也许他们就不会一再重复“生孩子是女性能做出的最好创造”之类的判词。

写于 2021 年 10 月 修改于 2024 年 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