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士人与社会》：以小见大的历史呈现

读完随拍

先说与本书相关的一件小事。 进入2024以来，从易中天的那本《中国人的智慧》到《岳南大中华史》，我所读大多都为历史的科普作品，要么就是武侠小说，如《雪山飞狐》、《连城诀》等，我深感这样的现状，即欲从近半个月前在市图所借书目中选出一本偏学术的，以匡思绪。选来选去，最终决定以这本《先秦士人与社会》为阅读图书馆所借书目的开端，由相关的阅读，也希望将我的思绪拉回那种相对条理分明的状态。哪成想，当翻至第77页，看到《韩非子·说难》关于郑武公和关其思的故事时，我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以肯定，本书我此前决不可能看过，那么这似曾相识之感便只能是一种错觉，术语叫作“海马效应”，或许我当时有些疲惫，故生此感。 载于《韩非子·说难》的这个故事，内容梗概为：一次郑武公准备发兵攻打胡国，但只是在心中酝酿，便被一位叫关其思的臣下给揣摩到并提了出来，武公大吃一惊，遂先杀关其思，后攻打胡国，取得了显著的战果。由关其思的下场，可谓突出了“伴君如伴虎”的深刻含义，不过也可见古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即士——的真实处境及价值观。 钱穆在《晚学盲言》固然强调了士的广泛性一面，从某种意义上，东周以前，周公旦、姜太公，及至伯夷叔齐、伊尹都符合后世的士之特点。但这部由刘泽华撰写原题为《士人与社会（先秦卷）》的小书却毫无疑问地囿于先秦的各种材料，以春秋战国为基本点，上溯殷商之甲骨，考察名词之由来，下观其后之王朝，归纳士人之得失，可谓有张有驰、有疾有徐，对士的崛起与各自主张、认知内容及发展过程进行了理论性阐释，或者说，为观察士之诸层面提供了形而上的视角。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尤其是战国时期士人的大行其道。那么士人是如何崛起、推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据本书作者所说，诸侯放恣带来的制度间隙，为士人在社会当中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还是由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使诸多领域的认识禁忌被打破，这构成了士人发展的动力。想想也是，商纣王剖比干之心，周厉王堵国人之口，当时又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社会阶层，并为之发展提供动力？经春秋后期而至战国，士人开始无题不议，自然也无禁忌的方面及权威。社会动荡打破了君主权威的神秘性，如孟子便说“梁惠王，不仁哉”，又为其构建了一套理论，有“国治君源”、“观国者观君”之说，并为君权提出了某种限制与界限，荀子有“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论述，《战国策》更是记载之前魏文侯称自己“光于势”，而子夏（或田子方）“光于德”的说法。这些，都可看作士阶层崛起与兴盛的历史土壤。 书中指出：“人格独立是指他们没有固定的人身依赖关系，在社会上有流动的自由，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独立思想的自由。这三项自由并未获得政治上的承认和保护，而是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p13）”又说：“社会阶层不同于等级，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活动方式。（p16）”就这样，士便从天子-诸侯-大夫这样的等级制度中一变而为四民之首，后者是一种社会阶层。 值得一提的是，士分为多种，《庄子·天下》、《商君书·算地》等先秦典籍即对此作出分类，如后者便说：“商贾之士，资在于身。”严格来讲，上引《滕文公下》之语，固然有更为广泛的解读，意即突出当时士的纵横捭阖之状，但当中的“处士”，据本书作者所说，便是那些东山高卧、待价而沽的人。后来杜甫写“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由此观之，所赠予的对象卫八也应是这样的人。 冯友兰在《简史》中固然指出在士的分类上，墨子属“侠”，但侠文化似乎在秦汉以后便消亡了，个中原因，我想可参看《史记·游侠列传》所描写大侠郭解的命运，说白了，侠的消亡与后世君主权力的逐渐加强与延伸是分不开的。那么普遍意义上所说的士，便是“文士”了，他们的发展也的确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密不可分。这一点人所皆知，兹不复赘。而本书作者却将笔墨集中在士的认识客体上，着重探讨了他们将知识予以深化的过程。其间，有一观点很是深刻，指出荀子著有《非十二子》一篇，认为孔子之后，子思孟轲之流、子夏之流等都不是孔子思想的正统。而被荀子所批判的，他们的思想确实有一部分走向了极端，却无疑最大限度地深化与拓展了士人的知识面，从而进一步造就了诸子的兴盛。是故，作者最后总结说：“从认识过程看，偏激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深化认识所不可缺的形式。（p39）” 《庄子·秋水》篇言公孙龙“困百家之知”、荀子称诸子为“百家之说”、司马迁亦称“百家之术”，可见当时由社会的动荡而带来知识的兴盛。不过，作者也举出了这些士人的一些共同点，大体如下：一、诸子的主张虽各不相同，但大多都着眼一“道”字。依殷商甲骨之所见，“道”大抵只有道路之意，但迟至西周晚期，人们对此便开始作形而上的发挥，《洪范》一篇有“王道”之说，而春秋的子产则将自然与人的运动与规律称为“天道”、“人道”，孔子更是有“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名言，就连《韩非子》也称“道者，万物之所成也”，《庄子》故曰“盗亦有道”；二、先秦士人虽构建了许多高于君主的东西，如道德、学问等，也常常使君主由迫切的现实驱动，从而低下那“高贵的头”，如魏文侯的礼贤下士、秦孝公的与之分土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孟子·公孙丑下》的话便呼之欲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但不得不承认，士人存在的主要意义，或主观能动性还是要为君主服务的。故还是《孟子》，引“传曰”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本书作者指出，大多士人可以抛去自身所拥有的学识、道德，而将争宠放在第一。这也是士人的普遍共性。我想，由这样的情况，才有宋代以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到了元杂剧则更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更为著名。其中得失，不可谓不深刻而影响深远。前面有言，社会阶层不同于等级制度，前者的形成是由社会当中多种因素使然的，而具体到士人这一群体，从等级制度中走出，无疑是社会阶层的“软化”，凡事都有两面性，据作者所说，这恰加强了等级制度的固化。认识不可谓不深，实在是发人深省！ 本书初稿于1988年，据作者在2002年的“再版弁言”所说，《先秦士人与社会》系天津人民推出的“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它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受了1986年由冯尔康在校内发起关注社会史的风起。关于这一趋势，我倒有所耳闻，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年鉴学派的流行，促进了很多著作的问世。本书也应属当时风潮下的思想产物。所论尽管囿于先秦的各种材料中，但正如后记所说，由这个专题，或许也能以小见大，提供一个审视中国历史的切入点或视角。我当时在图书馆时所说无误，本书的确已经绝版，只是我手里的这本是2012年2次印刷，而非2004年版，封面似也有调整，变得古朴，或许便是与一般网络条目下所示不同的原因所在。然而内容的编辑上，却依旧差强人意，在内容的编辑、排版及脚注的格式上皆频频有误。例如，书中提到一本著作，叫《战国变法史反思》，我查来查去，始知当中的“变法史”应去，为《战国历史反思》。再如，引用的格式也不统一。至于排版，下面的一张照片可见。于内容而言，这些都是瑕不掩瑜吧。 本书已在昨晚读完，本想说更多，因时间所限，却也只能止步于此了。姑且算另一种的以小见大。